撰写文献综述的常见错误（实例讲解）

　　先看一个关于劳动教育研究论文的综述案例：

　　一、关于劳动教育的概念界定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将劳动教育定义为：“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养成劳动习惯的教育，是德育的内容之一。”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劳动教育是对年轻一代参加社会生产的实际训练，同时也是德育、智育和美育的重要因素，能培养人的道德品格和智力品格。”

　　肖绍明、扈中平指出劳动教育不同于教育劳动，后者把教育看成是与文化劳动、生产劳动等相并列的一种劳动形式，而劳动教育是教育的一种形式，不仅是人类改造和适应自然的有目的的行为，更是人类生物活力和积极性彰显。

　　二、小学生劳动教育的现状

　　上面的这个示例是撰写文献综述时最为常见的错误。其特征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以姓名或年份为线索流水账一样罗列研究结果，未说明所列观点之间存在什么联系（相似或是冲突），也未说明所列观点与自己的论文有何关系。在这个示例中，所有观点之间没有逻辑，杂乱无章地呈现了概念解释、名人名言与学术观点，但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与研究者自己的核心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均没有说明清楚。

　　二是大量引用原文，没有观点评述。文献综述虽然全面综合，但也十分强调凝练性，对于自己想要呈现的观点与结论，要用清晰明快的语言表述出来。在以上示例中，研究者仅仅引用了原文，没有进行提炼，也没有对观点做出任何评述。

　　下文是撰写的研究综述，总体上是不错的，但也有值得改进之处。

　　...国外对影子教育的研究早于我国，其研究成果对我国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梳理国内外有关影子教育的研究文献，可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分类和归纳，进而迅速地了解当前“影子教育”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对“影子教育”的现状进行叙述。

　　（一）影子教育的起源及现状

　　影子教育也称为课外教育或补习教育。最早研究影子教育的是美国学者史蒂芬森（Stevensen）和彼克（Baker）。他们认为影子教育是旨在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的校外补习教育。而在我国影子教育的相关研究则是从20世纪末开始的，在影子教育与其相关要素关系的研究中，很多国内学者借鉴了马克贝磊的影子教育思想，即研究影子教育与主流教育、社会和经济中某一个要素或几个要素的相互影响。

　　贝磊在《理解主流教育与私人补习的关系：香港中学生的模式和声音》中指出，影子教育是主流教育的补充，学生选择影子教育的动机是提升考试分数、更好地学习学校课程。国内学者彭湃（2008）指出影子教育作为舶来品，应主要从经济、文化、教育等维度对其进行分析，借鉴并融合其他国家规范课外补习和解决课外补习问题的经验。

　　（二）影子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学者薛海平和丁小浩（2006）对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活动的研究表明：所调查的城镇在校生，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参加了影子教育。他们还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时间做了相关调查，发现小学生每周接受教育补习的时间大约为9个半小时，普通中学学生平均为10个半小时，随着年级的升高，补习的强度增大。

　　卢阳（2005）对四川成都348名小学生课外教育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85%的学生参加了课余补习，高年龄组学生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学生每周参加各项补习以及自行练习的时间较长，课余负担较重。同时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并非中国大陆独有，在日本、韩国、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也十分普遍，可见是一个国际普遍存在的现象。

　　据相关部门统计，2014年的日本公立小学补习率达到35.7%，公立中学补习率为70.1%。2015年韩国小学补习率更是高达80.7%，中学补习率为69.4%。

　　由此可见，在当前背景之下，影子教育大有全球化趋势。另外家长和学生对课外补习的盲目崇拜是影子教育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从相关数据也可以了解到学生对影子教育的参与度非常高，而且参加影子教育的时间普遍较长。

　　（三）影子教育兴起的原因与效应

　　影子教育的兴起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家庭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学生参加影子教育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第一，学生和家庭方面。国内学者彭湃在他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的实证研究一基于武汉市洪山区的调查与分析》中得出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参加补习后学习“进步很大”或“进步了一点”（合计约占85%）。由此可见对学生而言，参加课后补习使自己的学习成绩有明显的提高。

　　在家庭层面，当今“文凭病、高学历”效应不断影响着社会和家长，父母为了孩子的前途更希望借助于影子教育来提子女的学习成绩。韩国的李秀晶（SoojeongLee，2015）等人发现父母对影子教育的经济投入与对着名大学的渴望程度有关，父母在对子女影子教育的经济投入上具有“声望导向”，那些收入较高的父母更愿意为子女寻求影子教育。

　　胡咏梅（2015）等人基于2012年中国上海学生的样本分析发现，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在课外补习活动中的费用支出明显高于经济收入较低的家庭，从中可以看出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在影子教育中的费用支出是不同的。

　　第二，教师和学校方面。有学者认为小学生参加影子教育的比例如此之高的一部分原因是学生在学校获取的知识有限。祁占勇、王莹、袁诗婷（2019）在相关研究中指出当前社会对英语学习的重视程度提高，但学校教育师资力量不足，促使学生和家长向课外寻求教育资源，使得各式各类的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课外培训机构迅速发展。

　　薛倩倩（2019）认为影子教育对我国的基础教育有消极影响。她指出：一方面，由于我国教师工资标准不够完善，课外辅导机构的高工资和优厚待遇往往能吸弓|很多体制内的教师加入影子教育这个大行列。

　　另一方面，在校内外同时任职的部分教师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甚至在课堂教学时“有所保留”，鼓动学生参加校外的影子教育。陈晓陆（2014）在硕士论文中论述了影子教育与学校教育既是冲突又是合作的关系，两种教育在相克相伴中走向新生。

　　影子教育自诞生之初就与学校主流教育不同，作为私人开办的有偿性的课外补习活动，学生的家庭、所在地区，甚至是学生性别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使得他们在课外补习中接受影子教育的机会有所不同。如学者陈全功（2012）对影子教育的地域延展及社会效应进行分析，认为影子教育具有社会复制和社会分层两大效应，会导致教育不平等的结果。

　　从以上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国内外研究专家对影子教育的研究范围已十分广泛，涵盖了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多个角度，其研究视角多元化，可以为解决当前我国中小学影子教育中出现的新问题提供新思路、新依据。

　　（四）各国影子教育的政策对比

　　克贝磊曾对个案进行研究，将政府对影子教育所实施的政策归为四类：忽略此现象、禁止教育补习、承认并规范和积极鼓励。根据其理论，世界各国在对待影子教育这个问题上也出台了适合本国情况的一些法律条例。

　　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为例，日本将课外辅导机构认定为教育服务产业，归经济产业省管辖，并受文部科学省监督，由《公司法》《法人税法》《特定商交易法》《儿童权利公约》等法律法规进行约束。经济产业省下属机构“日本全国学习塾协会”成立，专门负责规范协调整个课外学习辅导班市场，加强了法务、讲师资格认定和培训、课外辅导机构的认证。

　　而在新加坡，提供课外补习的教师，全部来自课外补习机构，学校在职教师被明令禁止在补习机构授课。近期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的《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要整顿相应的影子教育乱象，就表明影子教育这个问题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通过观察比较世界各国对待影子教育的相关政策，可以看出在当今全球化合作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下，影子教育在各国中的形式趋于一致，各国政府对此现象的政策调控也趋于相似。而且影子教育正由重视考试技巧的传授向注重学生兴趣培养及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转变。

　　值得肯定和需要改进的部分分析：有关影子教育的文献综述对影子教育的现状、问题、原因、政策进行了梳理，结构清晰、评述客观，没有出现“罗列观点”“有综无述”等明显错误。但是对国内外文献的检索仍有欠缺，没有完全覆盖到该领域的核心文献。

　　另外，本科二年级学生的学习积累与生活阅历尚浅，对现有研究的大部分评述仅仅停留在“总结”的层面，还缺乏对观点的深入解读与分析，也没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己研究的缘由、观点或突破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