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欢喜》剧中中年危机性别角色定位分析

　　关于性别歧视的论文第四篇：《小欢喜》剧中中年危机性别角色定位分析

　　摘要：中年危机是影视剧《小欢喜》着力表现的教育主题之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主义话题。剧中主要人物均面临着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中年危机，既有职场危机，也有家庭危机。运用社会学中性别角色对其展开分析发现，影视剧中所谓的中年危机与其说是人人必须面对的现实，不如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模式化认知，只有彻底打破这种模式化思维才能真正构建和谐的家庭，拥有满意的工作，实现精神的幸福。

　　关键词:《小欢喜》 ;性别角色;中年危机;

　　2019年的都市家庭教育剧《小欢喜》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该剧以三个高三学生家庭面对高考重压下的欢喜故事为主线，串联起家庭、社会、职场、高考等诸多现实主义话题。其中，中年危机作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占据该剧的半壁江山，既有以方圆、季胜利、童文洁为代表的中年人面临的工作危机，也有三个家庭隐藏的由代际矛盾、婚姻矛盾引发的家庭危机。可以说，《小欢喜》一定程度上以高考为线索带领观众深入探究中年危机这个人人都要面对的严肃话题。

　　当前学界主要从传播学角度对该剧进行了深入探究，例如郭艳从传播心理视角研究了《小欢喜》[1]152-154，认为题材设计、演创人员和剧情故事都暗含传播心理学规律；潘亦然从大众文化视角剖析了该剧，认为当今国产都市电视剧的传播可以带来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价值思考[2]106-107。也有学者重点分析了人物形象，如王卫明和罗俊敏从家庭传播方式角度解读了《小欢喜》中的亲子关系[3]30-32。但对该剧中的重要话题——中年危机，鲜有学者进行关注。本文以社会学中性别角色为理论基础，重点分析该剧所呈现的中年危机背后的社会因素，指出中年危机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一种模式化认知。

　　一、“欢喜生活”里的中年危机

　　(一)职业危机

　　1.被“淘汰”后的失业。

　　随着社会急速发展和竞争日益加剧，“更新换代”变成企业和员工共同面对的压力，企业的组织创新要求中年员工短期内完成转变。但由于学历和知识素质处于弱势地位，中年员工缺少竞争力而面临职业危机甚至失业[4]70-71。《小欢喜》的男主人公方圆就是中年人职场危机的缩影，他原本在一家公司从事法务工作，做事中规中矩，收入也算丰厚。但因公司合并，企业裁员，勤恳工作多年的方圆未能幸免。由于缺少进步空间且贡献不大，公司倾向于用更专业且薪资少的年轻人代替方圆的职位。由于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重视，没有法律资格证书的方圆去律师事务所求职时也失望碰壁。年龄大、体力差、不符合当代社会法律专业人才的标准等劣势，已让像方圆这样的中年人被社会淘汰。传统文化下男性常常被视为一家之主，是家庭收入的主要负责者。因此男性失业引发的家庭危机会被加倍放大，更容易造成中年危机。

　　2.官场高职位下的压力。

　　不论职场还是官场，中年人都无法摆脱职业危机。《小欢喜》中作为北京市“区长”的中年男性季胜利，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季胜利要以身作则，恪守规范，对自我和家人严格要求。这无处不在的职业压力从日常事例可见一斑：和妻儿在家门口补放高考气球时，季胜利的一句“不能放，违规的”瞬间给兴高采烈的妻儿浇了冷水。政府官员行为规范的巨大压力甚至影响了家庭关系，季家父子误会、冲突不断。当代扁平化的社会结构给大多数传统权力结构带来威慑力，但难通过信息化和互联网化的发展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5]51-53。不同于企业职工压力，官场高职的压力无法通过比较恰当且自由的途径缓解，加剧了中年危机的伤害。

　　3.中年女性在职场中潜在的弱势地位。

　　《小欢喜》中童文洁被上司雷蒙德性骚扰是歧视女性和女性处于弱势地位的现实写照。职场性骚扰可分为两类：交换性性骚扰和敌视性工作环境性骚扰，前者通过与工作相关的威胁和利益诱惑迫使他人服从性要求[6]71-86。上司雷蒙德以升职加薪为由实行交换性性骚扰，只有服从他的女下属才有机会晋升。而贴着“中年”“女性”“能力有限”等标签的童文洁，正处于晋升瓶颈期，雷蒙德看到童文洁的职位尴尬，欲借此机会实施“性骚扰”。一般而言，职场性骚扰的所谓常态化、正当化和隐藏化的属性，使大众往往忽视其危害和负面影响[6]71-86。被性骚扰的女性由于多种因素隐瞒和容忍，使危机扩大和延长。像童文洁这样的中年女性，性骚扰的危害在家庭和工作压力的双重发酵下，使中年危机更严重。

　　(二)家庭危机

　　1.紧张的代际关系。

　　中年危机在家庭方面的表现主要为紧张的代际关系。美国心理学家鲍姆林特将父母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专制型和宽容型[3]30。不同的教养方式会导致不同的家庭环境，当家庭环境出现问题时，中年人的家庭危机由此产生。权威型父母所引导的家庭类型通常存在传递障碍的特点，从而影响亲情与爱的传递。在《小欢喜》中，从小被寄养的季杨杨难以适应许久未见的父母的突然关心与照顾。对于儿子的排斥和指责，父亲季胜利一概斥责其不懂事。季杨杨则厌恶父亲的官僚作风，误认为其只重视工作而忽视家庭。对于中年人季胜利来讲，亲子关系的问题成为其作为父亲的一种心理负担与压力，两人之间的隔阂加剧中年危机。

　　专制型父母的过度管控使亲子关系的恶化是引发中年危机的另一要素，以乔英子家为例，母亲宋倩在日常生活中对乔英子展开了“全包围”式关心：她怕女儿学习分心，不允许其高考前玩乐高，逼迫英子暂时放弃去天文馆当解说员等这些在她眼里无益于学习的行为。为了保证营养，宋倩只让英子吃不喜欢的营养品，选学校亦对英子有强制要求。然而过度约束起到了负面作用，英子逃课拼乐高，偷偷做解说，偷吃喜欢的油条豆浆。孩子的行为往往因为父母的过度专制而形成与所期望的完全相反的表现，当父母的爱的表达不符合代际双方需要，过分的爱变为束缚时，代际矛盾就会出现，并且加剧中年危机。

　　2.破裂的夫妻关系。

　　婚姻中的夫妻关系是影响中年危机的直接因素。融洽的夫妻关系常常会缓解某些正在发生的职场危机或者代际关系危机，而破裂的夫妻关系在产生自身关系危机的同时也会导致其他中年危机的扩大化。例如，方圆和童文洁的和谐夫妻关系对双方经历的职场危机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会对“方圆失业”等中年危机产生缓解作用。而离异的宋倩和乔卫东不仅自身被离婚的状态束缚，而且间接影响到与乔英子的代际关系。除了心理因素的影响，作为单亲妈妈的宋倩必须承担父亲、母亲的双重角色，她一边抚养女儿，一边工作，还在家里辅导学生，给英子提供接近满分的安全感。宋倩和乔卫东的婚姻是失败的，失败的婚姻和对英子过度管控所产生的矛盾相互激化，使宋倩的中年危机更复杂，压力和负担更重。正是因为这种相互包含和交互的关系，使夫妻双方更难应对中年的婚姻状态，加剧中年危机。

　　二、中年危机背后的性别角色定位

　　(一)导演的模式化认知

　　导演的模式化认知源于对社会中年女性和中年男性刻板印象中“理想化角色”的适应和认可。刻板印象的出现一般伴随着性别歧视的存在，主要体现在大众对女性的歧视化认知和固定化角色定位上，导演在剧情设计中体现男女不同的中年危机则是其对性别角色模式化认知的体现。对女性的模式化认知通常包括温柔、知性、生儿育女和照顾老人等，对男性则是强势、挣钱、一家之主和注重事业等。这些理想状态下的角色定位体现了男女的性别特点，但也为中年危机的出现埋下隐患。

　　“贤妻良母”和“一家之主”等刻板印象来源于传统和现实两个维度，其根源在于两性的身份角色和角色所导致的行为规范[7]136-139。由此，刻板印象和性别角色的关系显而易见，大众对男女两性刻板印象的形成和社会分工现象是性别角色的两种表达形式。导演的模式化认知引导剧情发展，剧情内容反映导演的思想方式。而思维方式则是社会环境和大众思想所给予的，刻板印象的广泛性由此可知。男性失业、高职位所造成的中年压力的剧情符合社会对男性重事业的刻板印象，女性被性骚扰、离异加剧危机形成的剧情符合社会对女性重家庭、处于弱势地位的刻板印象。导演设置这些剧情恰恰说明导演也是刻板印象的影响者之一，而这些带有性别刻板印象的剧情通过影视传播，影响范围会更广，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大众潜意识里对性别角色的认知，从而深化社会分工和身份角色的行为规范。

　　(二)社会对男女两性的模式化认知

　　1.模式化认知对中年危机的影响。

　　在男女两性不同模式化认知的背景下，中年人的“现实角色”与“理想角色”的社会分工出现反差，当反差出现之时，也就是危机来临之时。方圆失业和童文洁失业的剧情设计恰当的反映了男性和女性对于失业这一危机的不同态度，并且延伸出社会大众的不同反应。

　　“方圆失业”这一剧情的设置，体现中年危机的突发性和无意识性的同时，也暗示着对比。在《小欢喜》中，方圆失业后，面对失业的窘状一开始并不敢向别人倾诉苦闷，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才向妻子童文洁说出真相，而且怕对孩子们的心理产生负面情绪，夫妻俩未向家里两个正在备战高考孩子透露失业的消息。男性失业的事实与男性的社会分工形成巨大落差，则在失业这一普遍危机的基础上再次扩大危机。但童文洁被“性骚扰”后主动提出辞职，人们不认为童文洁的失业是家庭经济的重大损失，反而认为她在公司中受苦受累太多年，是一个解脱的好机会，而且可以更好地照顾家里两个备考的孩子。

　　这两种剧情的设计展现出社会对男女两性失业的不同观点，更说明社会分工让男女两性在认识自身身份时产生了定向化思维，并且把这种固定方向所指引的结果当作自身的追求。实现这种追求结果后又失去，对男女两性产生的影响自然不同。假设把社会对性别模式化认知下的两性角色认定为“正向角色”，像童文洁此类在职业上是“女强人”的女性，与社会对女性的性别定位完全相反的角色则可以认定为“反向角色”。当其失去这一“反向角色”，顺从自己及他人从内心所认可的“正向角色”定位时，在减少落差感的同时也减轻了失去“反向角色”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2.模式化认知产生的性别歧视。

　　《小欢喜》中有一个片段令人印象深刻，刘静追尾在马路上“加塞儿”的私家车，私家车主却斥责刘静，“北京的堵车都是被你们这群女司机搞的!”这句话饱含对女性的歧视，也反映了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贬低女性的能力。

　　当代学者将对女性的歧视分为“显性歧视”和“隐形歧视”两种，后者主要表现为对女性的刻板印象[8]185-186。男车主刻薄的嘲讽，则是隐形歧视中对女性刻板印象的体现。在大众的模式化认知中，男性的驾驶能力普遍高于女性，而不计其数的交通事故，很多人则归咎于女性。不可否认，这一模式化认知在“以偏概全”的同时，也包含了对女性能力的暗讽。模式化认知给予大众最基础的认识思维，但大众却怠于跳出思维定势的包围圈，难以接受不具有刻板印象中所应呈现的表现力的男女两性。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性别歧视加重女性的心理负担，这也是模式化认知导致中年危机的直接内在影响。

　　三、结 语

　　中年危机是一个不容小视的时代话题，中年人经历的事业、健康、婚姻的各种意外变化是危机发生的表象，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模式化认知是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概而言之，中年危机与其说是人人都无法逃避的现实，毋宁说是程式化的思维认知。通过对《小欢喜》里中年危机现象及其根源的探讨，本文意在呼吁中年人应突破对自身的模式化认知，看到危机的本质，从而从容应对。此外，社会应以开放的心态包容审视中年人，有效减少性别刻板印象和歧视对中年危机的催化，促进中年人的正确认识和接受自我，真正实现精神幸福。

　　参考文献

　　[1]郭艳.教育题材国产剧《小别离》《小欢喜》 传播心理透视[J.戏剧之家, 2020(34).

　　[2]潘亦然.从大众文化视角探析电视剧《小欢喜》的传播价值[J]西部广播电视, 2020(14).

　　[3]王卫明,罗俊敏.从《小欢喜》看家庭传播中亲子关系的构建[J]媒体融合新观察, (05).

　　[4]方兰心浅析中年员工在企业中的职场危机[J].人才资源开发, 2019(10).

　　[5]王水雄.互联网社会如何放大了“中年危机"[J].人民论坛, 2019(08).

　　[6]吴帆、周子垚社会工作职场性骚扰与容忍度研究一-兼论组织氛围 中的中介效应[J].妇女研究论丛, 2020(05).

　　[7]宋健中年女性刻板印象的形成与破除[J]..人民论坛, 2020(28).

　　[8]王依睿从传播学角度看社交媒体女性歧视现象[J]视听,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