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孝道观与当代社会养老模式的若干思考

　　关于孝道的论文第四篇：儒家孝道观与当代社会养老模式的若干思考

　　摘要：孝是传统儒家的核心思想。在儒家看来，孝是与生俱来的天命之性，他们认为从小开始，就知道尊亲敬长，知道兄友弟恭，所以孝是天之所赋之正理。自古以来，孝道观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在宗族社会时代，为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孝道观也存在负面影响，比如繁琐的礼仪，最严重的是“厚葬久丧”，早在战国时期就招来非议。所以，对儒家的孝道观，必须辩证看待，特别是孝道与养老密不可分，养老被视为最大之孝。但是，现实中孝与养老之间存在诸多矛盾，探索当代养老模式，对未来老年化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天命;孝道;老年化;养老;

　　一、天命之孝：与生俱来的天理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这是儒家的理想社会。其中“老有所终”“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体现的是孝道思想。

　　一般认为,儒家的孝道观始于周代。实际不然,早在四千年前的尧舜时期人们就已有孝道的品格，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虞舜，尧舜以降则为曾子、子路、子骞等。舜的事迹不在于治理天下，而是他以孝齐家。史载：“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蒸蒸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2尧在位70年即将退位，征求岳的意见推荐继承人。岳说，有一个叫虞舜的人，是一个单身汉，也是一个人才。他的父亲瞎眼，父亲和继母愚顽凶狠，他同父异母的弟弟象也十分傲慢。他们几个人曾几次要害虞舜，可是虞舜却对父母很孝顺，由此感动全家。于是，尧帝“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2。尧听了岳的话,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到妫水隈曲之处做舜的妻子，考察舜的治家能力。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孝道事迹，且是先齐家而后治国的事迹。曾子、子路、子骞都是孔子的弟子，他们分别以“啮指痛心”“百里负米”“芦衣顺母”的孝道事迹赢得人们的称赞。

　　因为舜与曾子、子路、子骞都是孝道的典型，后世君臣论孝、论政，多以他们为法。如以“尧舜相期”3、“以尧舜为法”3，朱熹甚至说：“所谓立志，只是直截要学尧舜。”4理学家也屡有提及曾子、子路、子骞，他们四人都被编入《二十四孝》。

　　秦汉时期，儒家从匡扶济世的角度，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思想。《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这一路径吸收了庄子的“内圣外王”5思想。“内圣”就是内心通达，“外王”就是王道。修身、齐家属内圣工夫，治国、平天下属外王事业。也就是说，“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外王”是“内圣”的外在表现。只有“内圣”了才有“外王”的可能。如何做到“内圣”？办法是修身，用仁义道德浇灌培养，之后在此基础上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

　　儒家的伦理思想来源于《尚书·尧典》“慎徽五典”，即五种伦常礼教，也称“五教”。《左传·文公十八年》说：“父义、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后来孔子、孟子进行阐述，形成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6的完整儒家伦理思想体系。《孝经》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性，莫大于孝。”即生于天地之间的万物中，以人最为尊贵；人最尊贵的莫过于孝。又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虽然这里讲的是天子之孝，但庶民之孝同样如此。可以说，孝道包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

　　宋代，理学家进一步阐发孝的天命之性，认为自然界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人类社会有仁、义、礼、智、信“五伦”，且“五伦”也是天命之性，是天之所赋之正理。但是，“五伦”有先后次第，仁是伦理的基础，有了仁，万物才有生意，所以理学家提出亲亲、仁民、爱物的主张。在他们看来，理是万物之本，德是仁之本，孝又是德之本。朱熹用自然界解释仁，说春为万物之始，有春才有夏之长、秋之实、冬之藏。也就是说仁有生之意，夏是春之夏，秋是春之秋，冬是春之冬。以此喻儒家伦理，则仁是爱之理，义是仁之义，礼是仁之礼，智是仁之智，信是仁之信。

　　基于这种伦理思想，理学家强调人之爱要从事亲敬长开始。孝顺父母，敬重长辈，是人与万物的最大区别，它与生俱来，是天命之性的“规定”，是天理之禀赋。

　　二、为孝不易：物难、色难

　　孝的内容广泛，如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7，朱子解释“三不孝”引用赵氏语：“阿义曲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8孟子还说人有五种不孝的表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7孟子甚至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9不仅如此，儒家还把祭礼看成是孝道的重要内容，叫“事死如事生”。即对父母之孝要从生到死贯彻始终，但诸多之孝归纳起来是四个字：物质、精神。

　　物质与精神之孝看似简单，实则不然。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孝道中的物难问题虽然没有古代严重，但仍然存在；色难，则是亘古通病。

　　（一）物难

　　尽孝的基础是保障父母等长辈的物质生活，让他们衣食无忧，但各种原因导致这一保障在许多家庭难以落实：一是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农业受制于自然气候：风调雨顺，年丰谷稔，生活无虞；灾害频发，粮食歉收，食不裹腹。二是战争频仍，人民流离失所，无法安居乐业。三是人们自身的因素，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务生理。这些情况要保障父母长辈物质生活难上加难。

　　但上述原因只是个别或局部的，不带有普遍性，更重要、更普遍的原因来自于孝道本身，即被儒家推崇的所谓“厚葬久丧”。墨子说：“……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10又说：“厚葬久丧”“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梴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10且不说天子、将军大夫杀人殉葬，普通百姓“厚葬久丧”也耗尽家产。墨子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捆布縿。”10“三年之丧”几乎殃及所有逝者之家。

　　宋代的理学家认为，祭祀的目的是祖孙感格，祈求先人的保佑，但“三年之丧”却给子孙造成更大的贫困。所以，宋代福建一些乡村因为多子无法供养，发生溺子恶俗。缅怀祖德、慎终追远却走向事物的反面，给生者造成严重的身心负担，可以说是儒家的一大败笔。

　　（二）色难

　　所谓“色难”，指的是对待父母的脸色，即精神层面的事亲。孔子在强调为人之子要尽孝的同时，毫不隐讳孝道存在的问题：“色难”。“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11意思是说，用温和的脸色对待父母，让他们心情愉悦很难。如果只是帮助父母做事，供父母饮食，不能认为就是孝。孔子还从自然法则角度强调精神层面之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1狗和马也有物质之养，人与动物不同，除了物质之养外，还有“敬”的孝心层面，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孔子强调孝敬父母不仅要保障他们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包括让父母有愉悦的心情，至于如何才能让父母心情愉悦，孔子没有作出回应，倒是民间想出了种种办法，《二十四孝》就是典型：既有力所能及的孝道事例，更有力不可及甚至荒唐的“埋儿奉母”“卖身葬父”“尝粪忧心”等愚孝。而“彩衣娱亲”也让人们尴尬：故事的主人公是传说春秋时期的老莱子，年七十，为了取悦父母，穿着彩色衣服，扮成儿童引父母发笑。老莱子的事迹载于汉代刘向的《列女传》。因为这是精神层面尽孝的典型，元代尤溪人郭居敬将其编入《二十四孝》。为了尽孝而“彩衣娱亲”，一般人都做不到，放在当代社会，这种行为则被视为行为失范。由此说明，精神之孝难于物质之孝。

　　物质之孝不易，精神之孝更难，报端常有报道，但或许碍于颜面讳莫如深。从生活观察，“色难”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代沟产生隔阂。父母与子女一般相差二三十岁，年纪小的父母六七十岁，大的八九十岁甚至百岁。从战争到和平、从物质匮乏到丰富、从精神生活空白到多姿多彩。简言之，经历了苦难到幸福的大半个人生。但是，他们尽管分享着当代丰富的物质生活，思维却往往凝滞于曾经的过往，用根深蒂固的眼光看待眼前的世界，造成父子、母子之间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一户人家，母亲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虽有乡村妇女的勤劳，但儿子说东，母亲讲西；儿子道此，母亲道彼，母子之间形同枘凿。久而久之，儿子难以和颜悦色对待母亲。更重要的是母亲除了煮饭、洗衣的常态性事务之外，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不知日子如何打发。与此同时，儿子担心母亲糊涂，不让她下厨操弄电器、燃气，母亲更是百无聊赖，以致埋怨儿子：“在你家像坐牢。”这恐怕是大多数老人的心声。

　　二是对事物的认知不同。年逾古稀的老人，除了生理原因外，还有文化层次的不同，导致对事物认知的不同。特别是长期生活在乡村的老人，随子女在城市生活，对事物的认知形成强烈反差。现实中有诸多案例：一户人家，儿子因为邻居养狗扰民，诉诸公堂，法院四次开庭，从县级法院打到中级法院，母亲却一再以那句苍白无力的“远亲不如近邻”劝导。儿子告知母亲，被告在法庭申辩：“邻居家的音乐声大于我家的狗叫声”“原告之所以听不得我家的狗叫，可能是文章写不出来”“原告之所以听到我家的狗叫，是因为原告睡在（自家）客厅”之类。但母亲没有任何法律意识，除了屡屡重复那句“经典”外，没有别的语言。一户人家，十年间儿子家三次遭到上层住户大面积积水渗漏，屡次交涉无果，起诉到法院。母亲听了儿子的诉说后，却说人家水漏到你家，是不是你跟人家关系不好？儿子气得“恶语”相向：国家设立法院就是让人们讨回公道，这是正常的维权之举，你知道吗？

　　三是不顾义理，动辄以孝相逼。现代社会高科技，新能源的开发，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但生活越方便，风险越大，而老人往往听不进子女的劝说。安庆的一户人家，父亲生活在儿子家，总想为儿子减轻负担。一天，这位老人不由自主地打开燃气，说是儿子快下班了，要回来煮饭。殊不知，老人的好意可能给儿子带来极大的风险。一位83岁的母亲热馒头，躺床上休息竟睡着了，以致烧黑了锅。

　　在老人的心目中，孝是一把尚方宝剑，拒绝父母帮忙，动辄招来孝道教化，甚至以孝相逼，认为子女大逆不道。他们只知孝是义理，不知义理并不等于就是孝。天下这样的长辈与晚辈难以相处的家庭可能千千万万，只是出于传统的孝道难以“家丑外扬”。

　　四是固执于不良习惯，无逻辑可言。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但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精神文明仍然常常落后于物质文明。因为传统农业社会，只求温饱，精神生活也是得过且过，甚至固执于不良习惯：他们不讲卫生，排斥文明；他们不讲逻辑，做事没有程序；他们相信天命，但不理解天命的真谛。一户人家，母亲80高龄，儿子告诉她吃好饭、睡好觉就行，其他事少管，母亲却不依不饶：被子三个月洗一次，儿子帮助洗，母亲却一脸不高兴；儿子盛饭前用开水烫碗筷，母亲含泪哭诉：我没有这么做也活了80多岁；儿子要她勤擦手机，母亲反问手机是自己的有什么脏？即便是疫情时期让老人洗手也难……更不可思议的是，母亲做事常常违背常理。儿子不让她参与家务，母亲却固执己见。一次，母亲一人包水饺，儿子连续吃了两个里面有塑料（绑大白菜的塑料带）的饺子，让母亲以后不要再包，母亲反问一定是我包进去的吗？在子女看来，这些属于不良行为，在长辈们看来却是小题大作。他们可以用手指头沾口水数钱，可以把烂菜叶、烂菜根一锅煮。在一些长辈眼里，只要吃得下去，一切都无所谓，因为他们就是从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过来的。生活中的哲理其实很简单，即古人说的“居安思危”。儿子要母亲不再去弄气弄电，以免发生意外，母亲却说以前没发生过事故。在他们看来，昨天没发生事故今后也不可能发生。即便做错事，老人也是以“你不知道我没文化”为理由开脱。

　　三、当代社会养老模式的若干思考

　　生老病死是自然界的法则，《周易·系辞上》说：“生生之谓易。”北宋周敦颐《太极图说》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有始必有终，有生必有死，始终、生死事关天下千家万户。如何让风烛残年的老年人度过晚年，不仅事关个人家庭，也是关乎国家社会的大事。特别是20世纪末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一个老年社会正向我们走来，需要个人、国家、社会的共同关注。

　　1.辩证看待孝道观。

　　儒家的孝道观，在历史上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儒家倡导应接万事万物应当“止于至善”，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先秦时期，儒家的孝道观在诸子百家眼里也有瑕疵，特别是“三年之丧”不仅给居丧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带来不良习俗。20世纪70年代之前，乡村仍存在居家停尸的陋习，即把逝者放在棺柩内，停放在家，数年不葬。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这种不文明的陋俗早已不存，但为逝者做头七、延请道士（和尚）为逝者诵经法事者仍然有不少。一家居丧，锣鼓喧天、鞭炮阵阵，四邻皆“哀”。

　　传统的孝道思想有利有弊，兴利除弊是时代的要求。早在战国时期，墨子就提倡节俭。墨子说：“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12意思是说，圣人治理国家、天下，财富可以倍增，但不是靠掠夺土地得来的，而是去掉了不必要的开支节省下来的。针对儒家倡导的“厚葬久丧”问题，墨子说：“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10意思是说，衣食对生者有利，尚且需要节俭；大量埋到墓里的物品只是对死者有利（实际无利），为何如此没有节制。明代，统治者对祭祀同样有清醒的认识。有一年郊祀，一位大臣对皇帝说，当天郊祀天气好是陛下治理天下的结果。皇帝说，祭祀的目的是恤民，如果不能恤民，祭祀何用？

　　可见，祭祀只是形式，根本的目的在于体恤民瘼。笔者认为，作为倡导文明的有关部门，对丧葬、祭祀既不要反对，也不宜鼓励，更不能把丧葬、祭祀作为子女是否有孝心的标准。同时，倡导丧事从俭，祭仪从约，摒弃不符合自然规律的礼制，不符合人性的礼制。现代社会虽然简化了许多祭仪中的繁文缛节，但民间仍然保持春秋两祭，而清明祭扫也是有些子女的沉重负担。因为现代开放性社会，许多子女遨游四海，近者百里、数百里，远者上千里，甚至远居海外，为了清明墓前的一炷香，子女要不远千里奔波，对很多人来说真得是一种负担。古代祭祀没有距离远近的要求，只要达到心怀祖先的目的就好，可以提倡以遥祭的方式祭祀逝者。

　　2.养老不能以情代义。

　　养老是千家万户不变的话题，也是子女沉重的话题。之所以沉重，在于容易以情代义，因为情与义最为难断：一方面要有容色对待父母，一方面行孝要符合公共道德，符合道德准则。容色多则义理薄，义理重则容色少。人们常常被告知，要像对待小儿一样对待年长的父母。多数老人不知这句话的含义：通常说既然像小孩，说明老人已逐步丧失了法律上说的行为能力，不具备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行为责任，必须由看护老人的子女承担。所以，父母在子女家养老，不能为了打发时间，执意要为子女帮忙。须知子女既要事亲敬长，又必须顾及邻里安全，不能为了取悦父母而罔顾社会责任。儒家说让父母蒙羞也是不孝，老人不知如果子女家失火，殃及四邻，岂不是让老人蒙羞？

　　笔者认为，智慧的老人想看到子女的好脸色，除了关注子女家庭安全外，最重要的是做到“克己”。这里的“克己”就是三不：即不主张、不参与、不讲话。不主张就是不要自行其事；不参与就是不要参与子女家的事务，做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讲话就是尽可能不开口，哪怕子女夫妻不和，老人都不要掺和，否则可能火上浇油。最好的办法是避开“火头”，外出散步，回来时夫妻之“火”可能早已熄灭。

　　3.自娱自乐，自得其乐。

　　老人生活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话题不同，与子女关注的问题不同，子女很难愿意听老人讲述曾经的过往。特别是老人不应当数十年一个话题，有事没事总为一个话题喋喋不休。老人要想消磨时间办法很多。比如找一些年龄相仿、兴趣相同的伙伴聊天，了解对方的家庭、子女、工作、生活、兴趣，等等，从中得到乐趣。可以欣赏自己收藏的旧物，比如用具、相册，回想时间、地点及经过，活跃脑筋。生活能自理的老人，经理自己的生活，可以用“磨蹭”的办法打发时间。比如外出换衣服、洗手、洗脚等，10分种做完的事，可以做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做完的事，拖到一个小时。

　　4.居家养老趋向社会养老。

　　两千多年前，儒家就提出“大同”社会的理想，“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长期以来，我们沿袭的是居家养老的模式，没有完整的社会化养老体系，尽管现代重视社会养老问题，但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数工薪阶层和广大乡村居民仍然是居家养老。

　　养老既是“大同”社会的理想，也是“大同”社会的目标。学界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津津乐道，甚至把西方文明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联系起来，认为西方文明不少源于中华文化。李小龙译注《墨子》“前言”就说：“在清末，有一批认识了西方的学者对墨子作出了新的判断。邹伯奇提出了‘西学源出墨子’的说法，他认为西方的天文、历法、算学等，都导源于《墨子》，并曾经依墨子的理论做过小孔成像的实验，制造过望远镜与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照相机。张自牧在论说了墨家科技成就后说‘墨子为西学鼻祖’。王闿远认为《墨子》是西方宗教的源头，如佛家之释迦牟尼、基督教之耶稣都无官俸而被奉为圣师，当受惠于墨学。郭嵩焘认为耶稣视人如己的教义正是墨家兼爱的意思。黄遵宪则从五个方面来论述这一命题：即西方的人权源于墨子的尚同；西方的独尊上帝源于墨子的尊天明鬼；西方的平等博爱源于墨子的兼爱；西方物理发达，源于《墨经》；西学长于器械制造，源于墨学备攻乃至于墨子造纸鸢之术，甚至得出‘至于今日，而地球万国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的结论。”

　　中华文化推动西方文明发展，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姑且不论学者是否把西方的养老制度也归于儒家的“大同”社会理论，但“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应该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当今我国正面临独生子女为父母养老的压力，“物难”“色难”问题再次突显。物难：以两代同堂为例，独生子女一家三口（如生二胎则一家四口），加上双方两个老人，共计八口。2016年，《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进行的调查，“向往住房‘足够大’的人们，15.4%的受访者表示，自家的人均住房面积在20平方米以内。”13按这个最低标准，八口之家需160平方米，三线城市房屋总价约100万-160万。如果双方父母没有退休金，仅靠子女工资，必然造成经济拮据。色难：父子母子之间尚且诸多矛盾，四个老人在一个家庭更是会产生交叉矛盾。过去一家几个孩子，轮流俸养，一家有矛盾换一家。未来居家养老，一旦产生隔阂，则无路可退。

　　由此可见，未来四五十年内，家居养老不是最好的选择，尽管我们强调孝道思想，但思想不能代替现实。解决这一困境的最好办法是由居家养老逐步转向社会养老，这是未来养老模式的必然发展趋势。

　　注释

　　团[1]《礼记礼运第九》, 元陈澔注:《礼记集说》, 宋元人注 《四书五经》第八种,中华书局, 1992年,第120页。

　　②[2][3]《尚书尧典》， 顾迁译注:《尚书》, 中华书局, 2019年，第页第15页。

　　图[4][5]宋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陆九渊集》, 钟哲点校,中华书局, 2018年,卷十九第232页、卷十九第231页。

　　④[6]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星贤点校,中华书局, 2004年,第133页。

　　固[7]贾云编译:《庄子天下》, 三秦出版社, 2018年,第142页。

　　回[8]《孟子集注滕文公上》, 宋朱集注,陈成国标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 , 2004年,第290页。

　　团[9][11]《孟子集注离娄下》, 宋朱熹集注,陈戍国标点:《四书集注》， 岳麓书社，2004年,第319页、第333页。

　　图[10]《孟子集注》, 宋朱熹集注,陈戍国标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 , 2004年,第319页。

　　回[12]《孟子集注:万章上》, 宋朱集注,陈戍国标点:《四书集注》, 岳麓书社, 2004年,第340页。

　　回[13][14][15][19]《墨子节葬下》, 李小龙译注:《墨子》, 中华书局 , 2017年,第89页、第91页、第92-93页、 第105页。

　　团[18]《墨子.节用上》，李小龙译注:《墨子》，中华书局, 2017年,第82页。

　　2[16][17]《论语集注为政》, 宋朱熹集注,陈戍国标点:《四书集注》, 岳麓书社, 2004年,第64页、第63页。

　　3I20ttp://www. 360doc .C om/content/16/0609/19/27494174_ 566336534 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