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云: “死生事大。”生死问题不仅是人生课题中最高层次的话题之一，也是一切哲学和宗教的终极关怀所在，人们若能将之参透便可获得人生的真谛。表面上看，生与死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活动，但二者又息息相关。生，是一个漫长的、可以反复感知的状态; 死，是陌生的、刹那间感受尽失的一次性过程。正是死亡的这种不可经验性使它充满了神秘感。若能将死与生联系起来，将对“死”所用的功力转移到“生”上来，通过道德力量提升生活的品质，亦可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从而实现人生的价值。
1 死之必然
悦生恶死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普遍的心理，荀子对此早有觉察，他说: “人之所欲，生甚矣; 人之所恶，死甚矣。”( 《荀子·正名》) 就是说，生是人们最想要的东西，死是他们最厌恶的东西，足见生之所贵死之所鄙，因而人们往往乐谈生讳言死。这种在语言上的避讳也就形成了对死亡的多样称法，就民间而言，死的别称有过世、走了、长眠、上西天等; 就雅称而言，有已故、仙逝、安息、驾鹤西去等; 就身份而言，天子之死叫崩，诸侯或后妃之死叫薨，士大夫之死叫卒，士之死叫不禄，只有庶民才用死。从这些别称中不难看出人们对死亡的复杂感情，既有对死的淡淡忧伤，又有对亡的种种遐想; 既有直面死的坦然心态，又有畏惧亡的自欺欺人; 既有对生的依依不舍，又有对亡的美好祝愿。可见，人的死亡比客观生物个体消亡的生命过程具有更多的内涵，它所具有的文化意蕴远远高于其生物学意义。
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死亡，所以任何企图割裂生死的行为都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因而一切企图长生不老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生命本质上就是一个“向死而生”的过程。基于死亡的这种非主观意志的客观必然性，就连庄子也感慨道: “死生，命也。”( 《大宗师》) 命在此不是人消极地面对生活的宗教迷信，而是一种具有自然规律意义的必然性，因为“自古皆有死”( 《论语·颜渊》) 乃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虽然人有主观能动性，但面对这种“人之所不得与”( 《大宗师》) 的死亡结果，只能接受“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 《人间世》) 的客观事实。这并不是说当我们面对死亡的事实时只能悲观接受，而应采取一种顺其自然、豁然达观的态度，就像儒者那样予死亡以理性思考，安然接受“众生必死，死必归土”( 《礼记·祭义》) 的现实，站在荀子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说就是“死，人之终也”( 《荀子·礼记》) 。
2 死又何惧
人们的思维定势往往将生死对立起来，但辩证地看，二者又何尝不统一呢? 从整个宇宙的角度看，死就是生的一部分，是生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只有此物的死才能成就他物的生。正如儒家经典《易经》所描绘的那样，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由生死交替所构成的“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过程。在此，道家与儒家达成了一致。庄子认为，正是无数个体的生死变换造就了整个宇宙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庄子·齐物论》) 的蓬勃之景。虽然我们厌恶死亡，但没有死亡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死亡是使生存作为一个整体能被我们把握到的关键因素，在人的身上始终存在着一种持续的“不完整性”，这种“不完整性”随着死亡而告终。正如存在主义哲学所认为的，死亡不是某种外在力量所强加于人的东西，而是人的本质规定，是人生意义的最终完成。如果要对一个人做出综合性的评价，必须在其死后方能进行，因为死亡也是评价的内容之一，只有“盖棺“才能“论定”。假想一天，如果世间只有生没有死，也许人们会像赶走妖魔鬼怪一般欢呼雀跃，但细想来，没有死亡的生命真的可以开心吗? 就像王羲之所说: “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兰亭序》)死亡虽然恐惧，但没有死亡的人生更令人绝望。着名存在主义作家波伏瓦在其小说《人总是要死的》一文中塑造了一个叫福斯卡的人，他在喝了一种神奇的药之后长生不老，因为时间可以帮他实现所有愿望，所以他的一切行为显得毫无价值，自然无快乐可言。波伏瓦想借此告诫世人，正是死亡才使人有生之快乐，也才使人有活之道德。假如没有死亡的威胁，我们又何必终日忙碌为实现人生理想而夜以继日?
一定意义上，正是死亡给人类设置的未知世界的巨大悬念，才使人们慎言慎行，不敢为所欲为; 也许正是受宗教宣扬的死后要接受末日审判的教义影响，人们才会一心向善，不断积累功德。
在《论语·先进》中，季路曾向孔子请教过关于死亡的问题，孔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可见孔子对死亡采取中立的态度，不予过多评价。他对死亡的这种立场还体现在回答子贡关于人死后有知无知的问题上，他说: “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后自知也。”这有点类似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哲学观，伊壁鸠鲁认为，既然死亡还没有到来，就不用担心，等到死亡到来时，我们已不知道。孔子主张谨慎地对待死亡，但不过多评价，他认为与其执着于揣测那未知的死，还不如把握好当下的生。其实，死亡与生本来具有同样的性质，人们长此以往对它形成的态度使它沾染了恶的气禀，掩盖了它的善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亡威胁具有督促人类惜时、引导人类向善的功用。
3 为道而死，死得其所
苏格拉底说过: “欲求一生，有甚于死。”他觉得为道而死，死得其所。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也更关注死亡的伦理性，就像法国哲学家史怀泽说的: 生存与道德息息相关，而且这种关系不断地成长，……因此其中包含了伦理。中国人往往习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鉴定死亡的价值，因而中国人的死亡态度常常带有浓厚的伦理道德气息，也正是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生与死之间那不可逾越的鸿沟。死亡对生命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勾勒了生命的长度，以一种咄咄逼人之势告诫世人时间的紧迫性，就像孔子感慨道的: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 《论语·子罕》) 死亡就是以它特有的压迫之势唤起人们对此生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已烙印于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人格之中，正如孟子所说: “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 《孟子·离娄下》) 正是这种“生无废事，死无遗忧”( 《淮南子》) 的紧迫感促使我们产生了过好此生的动力。儒家所忧是有其具体对象的，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 ，“忧道”乃儒家忧患意识的核心。如何把握好当下，在他看来就是致力于“吾一以贯之”之道，也就是通过不断修养向仁靠近，在历尽人事之后，对一切采取“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论语·颜渊》) 的态度。儒家之所以主张对死亡悬而未决，因为他们认为，与其在担忧中消逝着宝贵的生命，还不如立足于生，充实的生活可以使人淡忘死亡的恐惧，只有“发愤忘食”才能使人“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论语·述而》) 。
“发愤忘食”何也? “志于道，据于德”( 《论语·述而》) 。“道”与“德”都是孔子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只要“朝闻道”，“夕死可矣”( 《论语·里仁》) 。正是这种对“道”与“德”的努力使孔子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孟子对此也产生了共鸣，他说: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 《告子·章句上》) 生与死都不是孔孟爱憎的极点，生之上死之下有更值得关注的东西，那就是行为的道义性。“道”凝炼成一个字就是“仁”，是否死得其所，关键得看是否合乎仁义，只要心存仁念，死又何惧? 所以“志士仁人”往往不惜一切“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这种大丈夫气节才是儒家高扬的生死立场。当然，仁的追求并非朝夕之间，它必须经历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正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若能在生与死的抉择中“杀生成仁，舍生取义”( 《孟子·告子上》) ，自然能做到“仁者不忧”( 《论语·子罕》) ，这才是人生的真正价值所在。
4 扬名于世，死而不朽
人除了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之外，还具有精神生命。肉体不死显然不可能，那只有依靠精神来延续其存在，这就叫“虽死犹生”，俨然这已成为儒家抗拒死亡的重要精神武器。儒家认为，要延续这种精神生命，必须要致力于美德的追求，从而扬名于后世，如此便可死而不朽。《春秋左传》有言: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不朽就是以高尚的品德、挺立的人格、刚毅的气节激励一代代人臻于至善。生的此种延续性关键还在于道的不朽性，虽然“生死如昼夜”，但“道无生死。闻道，则能通昼夜”( 《王龙溪全集》) ，也就是说，生死之分犹如昼夜之别，然而道却没有对立的生死属性，它是永恒的，如果我们能悟道、达道，亦可以超克生死，永驻光明。
世人常为生命的缺失而悲哀惆怅，然君子只为人死不能扬名而郁郁寡欢，感叹“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论语·卫灵公》) 。在儒家看来，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质量，“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报任安书》) ，轻重才是衡量生命价值的关键。孔子器重的学生颜渊英年早逝，但却靠着他那“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室，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雍也》) 的高尚气节万古长青，成为一代代人为学与做人的楷模。如果一个人在他的一生没有留下任何美名，那必是一件可悲之事，这一点在孔子对齐景公和伯夷、叔齐的评价中显而易见，他说: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 《论语·季氏》) 齐景公生前虽贵为国君，富可敌国，但却没有留下值得歌功颂德之处，死后依旧等于虚无，真是“生无所得则死无所丧”( 《正蒙》) ; 然伯夷、叔齐虽穷困潦倒，但他们那“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不屈人格却为历代歌颂，因此孔子感慨道: “诚不以富，亦祗以异。”( 《诗经·小雅》) 可见死后是否为人称颂，关键还在于行为是否合道，所以看似虚无的美名其存在性要远甚于那实在之物，因此儒家断定，精神的慰藉可以缓解死亡的焦虑。
儒家反对对死亡不切实际的幻想，主张对之采取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他们坚持理性主义的生命立场，倡导将对死亡的无用探讨转化为对此生的伦理实践，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大道求索中，以德性之光使短暂的生命在宇宙的长空中永远熠熠生辉。正是儒家的这种道德求索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实现崇高的道德理想而奋斗不止，以精神的不朽超越对死亡的恐惧，如此，死亡亦可以成为一件快乐的事。
参考文献:
［1］［美］弗兰茨·贝克勒． 向死而生［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1．
［2］孙春晨． 生死论［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29 ～30．
［3］聂文军． 西方伦理学专题研究［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0．
［4］［美］波伊曼． 生与死［M］． 广州: 广州出版社，199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