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价值”概念对自身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规定
有关道德价值的概念林林总总，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者最先为“道德价值”的概念做了比较科学客观的界定。“道德价值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人和个别人所需要的事物、现象及其特性，以作为满足他们的道德需要和利益的手段，道德价值是以道德规范、道德目的和道德理想形式呈现出来的思想和动机”———这是苏联哲学家 В． П． 图加里诺夫对道德价值所做的解释。可以看出，道德价值定义既包含客观方面，又包含主观方面，但客观方面被看成是主要的，在坚持唯物主义立场的前提下，指出了价值方法对于认知的重要性，以及它在人的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苏联伦理学家 О． Г． 德罗伯尼茨基的认识在理论上更具深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伦理学领域内对价值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工作。他也把“价值”看作包含主客观因素的概念: “实际上，全部人类活动、社会关系的对象以及包含在其中的本质现象都可以成为‘实物价值’或价值关系的客体，即可以从‘善或恶’、‘真或假’、‘美或丑’、‘允许或禁止’、‘正义或非正义’等角度去评价它们……在社会意识和文化当中产生了对一些现象进行评价的方法，它们以主体价值──立场、评价、指令、禁止、目标、方案等规范形式呈现出来，成为人的行为坐标。‘实物’价值和‘主观’价值就像是人对世界的价值态度的两极。”他赞同马克思主义对超越历史和超越社会本质的价值的否认，强调价值的社会实践性、历史性和可知性，承认人类生活的规范和理想。他认为，每一个具体历史的社会形态都会形成一套专门的价值体系，它可以成为社会调解的最高标准。在这套体系中，一些被社会认可的标准被固定下来，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合社会制度和人的目的性活动的、更为具体化和专门化的规范监督体系。通过个体内化对这些标准加以掌握是个性形成和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必要基础。社会体系的内部矛盾和社会动力的一致性表现在与之相符合的价值体系结构和对社会群体施加影响的方法当中。他在承认价值体系的社会历史性的同时，还指出了人的价值认识变化同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不一致性，即当历史已走远，但某些东西的价值依然保留下来或者是刚刚被发现或认可。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说，价值概念既是历史的，又是具体的。
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一些比较着名的伦理学家对道德价值问题给予密切而持久的关注，如 Л． М． 阿尔汉格尔斯基、А． Ф． 阿尼西莫夫、А． А． 古谢伊诺夫、О． Г． 德罗伯尼茨基、Ю． Г． 索果莫诺夫、А． И． 季塔连科、К． А． 施瓦尔茨曼、А．Ф． 施什金等人都对道德价值问题展开了内容丰富的研究活动; 组建了一些有关道德价值问题的讲坛、学术会议，出版了一些专着和文集等。以科学的唯物主义价值观对待道德问题是苏联学者们看待道德价值问题的基本方法。
“道德价值是个人和集体的行为、品质对于他人和社会所具有的道德上的意义。通常用善、正义、光荣等概念作出评价。它的实质体现在处理个人与他人及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上，只有在处理这种利益关系时才会产生道德意义上的善恶评价问题即道德价值问题”———这是 2004 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朱贻庭教授主编的《伦理学大辞典》中对道德价值所做的定义。定义中将道德价值与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紧密相连，而这里指的“社会关系”显然是受生产关系所制约的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而唯物史观视阈下的生产关系又必然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因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 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同时“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实施中发现出来”。
二、作为哲学范畴的道德价值的历史性与现实性
从哲学意义上来讲，道德价值必然包含在价值范畴之内，而历史性和现实性则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的内在规定性，因而以善和恶的观念具体呈现出来的道德价值也必然具有自身的历史和现实规定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
恩格斯所指的无非是表现为善恶观的道德价值是在不断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变化的，在不同的时代，会因为人们不同的需求而呈现出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和道德原则。所以，在以力量和勇敢为美德的古希腊，有胆量举刀杀人是美德，是善的行为，没有人会在今天的道德意义上去谴责他杀人的非道义性，但是事实上，在当今的绝大多数国家里，这一行为都是非道义性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善恶的道德价值还能成为驱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因而也是具体而现实的。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一点至少说明新事物的产生对旧事物的道德克服，虽然黑格尔本身可能并未意识到道德价值中的恶所起的真正的历史作用。而列宁则在这里以辩证的善恶观看到了道德价值的历史规定性和现实性———“这就是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实质:‘善’是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这就是说，‘善’被理解为人的实践 = 要求和外部现实。”
具体而言，俄罗斯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价值在近几年内的回潮也是有哲学意义上的历史之根和现实之需的。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地域过于辽阔、人口过于稀少、气候过于严酷而战争又过于频繁和血腥的民族而言，所有个体的团结合作与对一个信仰母体的共同维护是必然和必要的。因为毕竟“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集体主义是这样，爱国主义也是这样: “20 世纪在欧洲( 即使是欧洲的最东部) ，‘保卫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用革命的手段反对自己祖国的君主制度、地主和资本家，反对我们祖国的这些最可恶的敌人”，所以才有了二战时卫国战争中所有人的浴血奋战; 而在制度解体后的一段时间，爱国主义则表现为绝大多数人“对强大国家毁之于一旦而带来的无法承受的屈辱”; 到了最近几年，则表现为对以往爱国主义的重拾，这一点通过越发轰轰烈烈的胜利日纪念活动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遵章守纪也是这样。社会失序、人心失和、价值混乱和政治所谓自由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一个欢欣和谐的世界，这些现象及其原因在前面已充分提及，不再赘述。所以，当上述指导观念阻碍了复兴俄罗斯的现实道路时，当社会失序导致社会动荡，当人心失和引发民族分裂，当价值混乱导致信仰缺失，当政治自由彻底成为欲盖弥彰的幌子……价值路标就发生了转换，是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的转换。
俄罗斯传统道德价值观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之时和随后的一段日子里表面上消失了，但基于哲学真理的规定性，它还是以否定现实的方式客观地存在着。毕竟，价值本身不是绝对的，它或好或坏都不取决于它自身，而取决于它促进生产力提高和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否定它，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更不意味着不需要它。果不其然，在社会逐渐步入正轨、国家要进行正常社会生活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信任和情意就不再是虚浮无用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作为一种真理性存在，它在历史中产生，人们能将这一浸润历史成果、充满熟悉气息的道德价值信手拈来，来解决现实问题，成为重新放射人类善的崇高道德之光。
三、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价值的历史性与现实性
作为能够系统、自觉、直接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它本身包括政治法律思想、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道德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可见，道德及其价值是构成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因而，作为意识形态根本特征的历史性和现实性也是道德价值的根本特征。因为“思想的历史，岂不是证明，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吗?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所以“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道德”。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来看，道德价值必然是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需求的产物，具有典型的社会历史性和现实性。
苏联解体之时，包含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部的共产主义道德价值被“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所淹没，但是当历史进入 21 世纪，“重建意识形态”的需要又清晰地显现出来。改革者没弄懂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去意识形态”理论也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也是为了满足一部分群体的利益而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以否定从前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形式而呈现的罢了，“反意识形态”或“去意识形态”也是改革者们的现实政治需要的反映，因而也必然是现实的。
对于具体的道德价值而言，普通公众对改革者们提出的“自由价值”抱有两大期许: 政治自由和物质丰富。但是，事实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而是走向了反面。首先，“自由价值”导致了价值和利益的总体失衡。改革者不择手段地掠夺社会财富，普通劳动者饿着肚子“空享”所谓政治自由;第二，制造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分离。“‘我的’高于‘我们的’，自私高于无私”; 第三，引发日常生活价值与政治价值的根本冲突。政治自由不但没能提高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反倒使生活水平急转直下。人们终于明白了，最重要的自由价值就是“私有制”，普通劳动者成为“私有制”的最大牺牲者，而不是受益者。改革者们以极端方式推行的“去意识形态”思潮，目的就是要为自己谋私利的政治活动扫清意识形态障碍，“政治自由”则是他们寻找的道德依据。关键是，他们推翻了苏联时代的现实理想和社会价值之后，并未负责任地给社会提供一个完善的可行的价值体系以促进改革。但是，一种社会价值的彻底消失并不意味着社会永远不需要它了，“去意识形态迟早会被重建意识形态所代替”，因为，任何一个成功的国家，任何一种完备的政治体系，其背后总是有具有成熟理论和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在支撑着，几乎没有一个社会生活领域是不受确定的意识形态的指引的。这就是现实震荡引起的历史反思。在目前的俄罗斯社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立场交错共存，在路标上呈现出“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的转换之势。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对斯大林态度的转变、集体主义的回潮、国家道德教育的重建、对二战胜利的隆重庆祝、苏联时代历史教科书的再版、“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大规模重现……这一切与历史相连的道德价值都被赋予了当代的色彩，而谁又能否认，这其中不包含着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呢? 俄罗斯试图重建“具有世俗性和科学性特点的、能够继承世界文明和文化传统的、反映绝大多数公民利益的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是否也是对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价值的历史性和现实的确证呢?
四、作为文化传统的道德价值的历史性与现实性
道德价值可被看作存在于大文化范畴下的构成。而从社会历史方位上看，文化是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沉浮而不会轻易消失的、具有相当稳定性和发展惯性的东西。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在文化分类上会有独具历史传承的文化特点，因而会构成不同的文化模式和类型。比如集体主义在俄罗斯绝非人为建树的成果，而是具有文化渊源的。从村社产生的 13 世纪辗转传承，在前十月革命时期已经变成了“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活方式”。对于俄国人而言，合作不但是生存的基础、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特殊的文化存在范式。而“‘合作’永远都是针对集体而言的，无论认可还是不认可，集体主义因素的作用是显见的，它是合作实现的条件”。又如“俄罗斯思想”，那是苏联解体后，人们精神世界中的“前世”依托，是维系个体信念和民族自尊的稻草，虽不见得是真知卓见，但至少是一种能在特殊时期把人团结在一起的内在的、主导性的精神存在。
从另一个角度说，苏联解体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文化危机; 但全部危机都不是发展的常态，而是一种失序状态。就像搬家一样，尘土飞扬的日子总会过去，整洁如常才是持久的存在样式。历史已经不止一次这样重演: 1848 年革命前，俄国对西方自由主义顶礼膜拜，但是 1848 年欧洲历次革命的失败导致俄国对自由主义的迅速摒弃，俄国知识阶层从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能成为解救社会危机的灵丹妙药; 19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自由民粹派推行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受到热捧，它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加以曲解和非难，但因其指引的社会革命屡遭失败，最终也在现实面前迅速走向覆灭; 同样，制度解体导致的近二十年的乌烟瘴气之后，在整个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中，以往那些超过社会发展实际、脱离特定民族文化心理的认识开始理性回归，俄罗斯需要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来指导社会走向正轨。毕竟，是谁的，终究还是谁的; 不是谁的，最后也很难属于谁。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西式民主对于俄罗斯而言似乎还只是一种外在的给予，或许还有一种主观追求，但对于整个文化模式及其价值体系而言，并没有产生一种能够超越自身的文化要素，也不是一种自觉的批判性重建。毕竟，内因是起主导作用的，而历史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道德价值的历史性与现实性问题说明，我们日常对道德问题的认识、对道德价值的判断都应该放在人类历史的动态过程中进行。应该既要依据历史坐标，又要从社会现实出发，在道德唯物史观视阈下，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包括我国当前面临的道德问题。
参考文献:
［1］Тугаринов В П ． Теория Ценностей в Марксизме［M］． Л． ，1968: 11．
［2］Дробниукий О Г． Понятие Морали［K］． М． ，1974．
［3］朱贻庭． 伦理学大辞典［K］．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2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9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 228．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0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330．
［7］列宁全集: 第5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0:183．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8: 121．
［9］列宁全集: 第2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2:110．
［10］Борис Славен． Россия в Пойсках Идеологии［J］．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8，( 6) ．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 488．
［12］Игорь Бойков． О Природе Русского Коллективизма［EB/OL］． ( 2008 － 10 － 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