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式智慧”对构建美丽中国生态梦的现实启示

　　引言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苏格拉底可以说是理性伦理学之鼻祖，他的哲学是地道的“道德哲学”或“伦理哲学”，他认为哲学探讨的问题不应该是自然，而应该是人本身；哲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类精神的自我；哲学的任务应该是“认识自己”；哲学的目的应该是改善人类。尽管苏格拉底的思想不够系统和完善，且被烙上了统治阶级的印记，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批判和提倡过一种有德的生活的思想，被他以后的学派如犬儒派、快乐学派等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继承和发展，近代的黑格尔、克尔凯郭尔等人也将其思想从不同层面进行了延伸；今天来看，“认识你自己”、“自知其无知”的“苏格拉底式智慧”，对应对当前的生态危机，转变盲目乐观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构建美丽中国的生态梦，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苏格拉底式智慧”的内涵

　　苏格拉底按照希腊特尔斐神庙的古老神喻，提出“认识你自己”的伦理要求。在他看来，“认识你自己”就是“知道什么事对自己合适，并且能够分辨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且由于做自己所懂得的事就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从而繁荣昌盛；不做自己所不懂的事，就不至于犯错误，从而避免祸患”。这是苏氏坚持达到至善的原则，即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善和至善这个问题是永远无知的；而承认自己无知，才能放弃原有的经验性的、感性的东西，去发现理性的知识，发现事物的概念，认识真理。只有达到概念的、真理的知识，人的行为才是正确的；一切错误的、罪恶的行为，都是无知的结果。按他这种观点，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善而不为善的，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恶而去做恶的。因此要使人们具有美德，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有真知；而要有真知，其前提是必须首先承认自己无知。

　　从现代意义上来分析，这里蕴含着“自知之明”的意思，“自知之明”出自《老子》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即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这才是最聪明的，最难能可贵的，能够客观地、理性地看待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才能知道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去实现自己，规避自己的劣势去完善自我，明确当做和不当做的事情，从而达到善和幸福。

　　清华大学卢风教授将这种坦然承认自己无知的智慧称作“苏格拉底式智慧”，并进一步引申为古希腊人在面对人的局限性和自然的终极实在时的一种坦诚和谦逊的态度。在他这里，“终极实在”是具有绝对主体性、包罗万象的无限实在，其先在性决定了人类生存的依赖性，而“认识自己”就内在地包涵了体认人类的局限性或有限性。苏氏“劝人不必去探究神明是怎样操纵每一个天体的：他认为这些都是人所不能发现的，并且认为，那些求神喜欢的人不应该去探求神所不愿意显明的事情。

　　—那些胆敢探究这些事情的人，—都有丧失神志的危险”。卢风十分推崇这种对超越于人类之上的秩序和力量的敬畏，将其看做“苏格拉底式智慧”的精髓。他认为人类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有一个终极实在对其进行约束，否则就会出现恐慌。

　　到了近代，“苏格拉底式智慧”渐渐失传，在“上帝死了”的呼声中，世界的神秘性被排除，进入了“世界的祛魅”时代，盲目乐观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应运而生。虽然人类中心主义者大多可以体认个人的有限性或局限性，但他们却相信，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存在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和改造力，因此虽然每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是有限的，但通过知识的历史积累和力量的社会整合，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人类可以历史性地无限度地逼近上帝的全知全能。在这种狂妄的信念支配下，在祛魅的世界里，人类再也无法像苏氏那样去体认人类的有限性，而是认为人类是无所不能的，展开了一场对自然的战争，将自然放在人类的对立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过分地强调了自然的人类价值，从而使自然对人类进行报复，导致人类生存的危机。因此，在面对当前严峻的生态危机时，人类须找回“苏格拉底式智慧”，对自然的无限性和人类自身的有限性进行重新体认，恢复对自然中人类所无法认识的终极实在的敬畏。

　　笔者比较赞成上述对“苏格拉底式智慧”的看法，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对其进行分析：

　　首先从自然界维度来看，自然界是指统一的不依赖于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感知的客观实在，包括人类已知的、未知的和正在探求的物质世界，具有系统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并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之中。基于自然界相比人类的先在性和处于具体时空中人类的有限性，所以对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人来说，自然界存在某种人类所不能体认的“终极实在”。

　　其次从人类自身维度来看，人类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以部分来观察整体，必然具有其局限性。所以，人类在一定时空内的知识丰富性只是相对于前人无知状态的丰富，而不是在把握自然界整体奥秘基础之上的丰富。一方面，人类在探索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由于人类主体认识的局限性和自然界客体呈现程度的有限性，人类对于自然界客观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还不够全面透彻，尤其在进入“世界的祛魅”时代之后，人类片面将自然改造成按1然的尺度二者的有机结合，从而“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结果又取消了”。另一方面，宇宙的奥秘是不断进化的非定数，随时产生的新生事物会引发新的奥秘产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的认识也随之不断向前发展，但人类似乎和技术乐观主义者所宣称的“欧米茄点”总保持一段不可靠近的距离。因此，人们对自然规律的科学认识就具有了相对性，即某个范围、某种条件下的正确性和更大时空范围内的片面性和局部性。

　　最后从人运用科技改造自然的维度来看，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在于建立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基础上的不合理的价值观。

　　科技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其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在被附加人类的价值向度应用到实践中改造自然的时候，才会显示出它的价值取向；但由于科学技术本身有一定复杂性，它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有其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在人类认识的某一时空内，科技会显示出它的局限性，对社会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

　　“苏格拉底式智慧”对构建美丽中国生态梦的现实启示

　　“苏格拉底式智慧”要求人类在面对自然时要摒弃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即在处理人与自然这对关系时，要以承认并尊重自然价值为其理论基点，而这些对美丽中国生态梦的构建提供了现实的启示。

　　美丽中国的提出源自对现实生态危机的关注和思考，“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基于“苏格拉底式智慧”和美丽中国生态梦建设的内在一致性，从美丽中国生态梦的价值选择来看，人类需要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达到对话：生态理性基础上的以人为本，即人类应当以承认自然价值为前提，对自然界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辩证统一生态理性基础上人本价值的提升。

　　第一，在构建美丽中国的过程中，要以承认自然价值的存在为其理论基点，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之上塑造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从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主客二分的价值观使人类以“道德顾客”的身份自居，从而形成了长久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是只看到人类在宇宙中相比较其他生物的相对优势性，从而片面夸大人的理性和在自然中所处的绝对中心位置，没有看到人类相比较自然界所拥有的先在性、基础性前提下的相对劣势，或者说是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因此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传统伦理学必然地实现了自身的生态伦理转向，美丽中国的提出也是源自对现实生态危机的深刻思考，因此美丽中国构建过程中，要将自然价值的存在作为其理论基点，在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实现生态伦理转向。以承认自然价值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是“苏格拉底式智慧”中“自知其无知”在面对人类所无法体认的“终极实在”（自然）的必然体现，从而将传统伦理学中的人际伦理进一步引申为人类对自然生态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

　　自然对于人类的先在性使人对自然具有先天的依赖性，从而人与自然成为特殊的整体，人要处理好基于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对自然所承担的道德和义务，其实质是对人与自然这一整体负责，究其根本是对人类自身负责。美丽中国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之上的实践诉求，科学发展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基础上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在美丽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其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要自觉承担起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在对资源环境进行适度开发的同时，要运用生态补偿机制、生态奖励机制等对已经破坏的自然环境进行修复和恢复。其二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生态伦理讲究生态美德，要从实然的生态危机中推出应然的美丽中国，从而使生态之善内化为构建美丽中国的内在动力。

　　第二，在构建美丽中国的过程中，要体认人对科技把握的局限性，从而实现科技的生态伦理转向。一方面，要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实现从“控制自然”到“控制人与自然关系”的范式转变。科技作为工具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其工具理性只是在被人类充分利用来控制自然的过程中才得以彰显。人类在自认为已经掌握了科技这一强大的改造自然的工具后，忽视了自然和科技的无限性，片面的夸大了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将自然作为控制的对象。在严峻的自然危机面前，控制自然的观念应当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阐释，即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控制自然”上升到“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更高阶段，要负责任地运用科学和技术的力量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置于控制之下，从而在解放自然的过程中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

　　另一方面，要转变人们的行为范式，从人类中心主义所宣称的“为所欲为”到“苏格拉底式智慧”下的“有所畏惧”。人类安全栖息于地球的根本，在于对大自然的先在性和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的重新体认，只有认识到人类自身的有限性，才能在终极实在的无限性面前找回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并在终极实在的超越监督之下使人类自身较好地达到道德自律。因此，科技的任务在于通过认识进而改造世界而不在于控制世界，科学技术被运用到构建美丽中国过程中的生态问题时，必须将人与自然作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科技作为一种工具，其作用在于促进这对关系的和谐。即人类在运用科技促进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过程中要有所畏惧，这种畏惧建立在对科技本质的正确认识和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来源于人类的理性思考而不同于中世纪对上帝和宗教神学的盲目崇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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