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连珠体的推类逻辑分析

　　摘    要：　连珠体的出现是古人将墨家推类思想形式化的一种尝试，透过它的发展可以看出墨家推类思想的兴衰史。通过分析历代连珠体与墨家推类思想，可以发现连珠体的创作机制同《墨子·经上》中“三知”说有密切关联，即连珠体是将“闻知”、“说知”、“亲知”三者融为一体的综合表达，常以“闻知”起头，以“亲知”为转合，以“说知”来结尾。历代连珠在推理中，展现出一种归纳、演绎、类比、论证两两衔接或三者合一的语用逻辑，这正是对墨家推类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　连珠体; 墨家; 推类思想;

　　“推类”一词最早见于《墨子·经下》“推类之难，说在之大小。”[1]319可见，“推类”乃建立在“说”的基础上。又《墨子·经说上》“方不，说也”[1]350，又知“说”其实是以“类”为基础，是一种“见者可以论未发”式的概括。也就是说，“推类”的本质是针对前提与结论所述对象的基本属性在类同的前提下进行的一种推断。早在《论语·八佾》中就有“推类”的实例:“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2]25并且据《论语·述而》载，孔子说过:“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2]68可见他对“举一反三”的推类是多么重视，但他没有就此深究方法和构建理论体系，这个工作最终由墨家完成。《墨子》一书中也有许多推类的实例，但不算典范，在中国早期文学中，有一种叫“连珠”的文体是以推类为基础的，堪称推类之典范。连珠的存在如同一种活化石，它是古人最早将推类思想形式化的一种标记。本文在剖析连珠体的结构、梳理连珠体的发展过程的基础上，研究连珠体与墨家的逻辑思想和推类方法的关系。

　　一、连珠体创作机制与墨家的“三知”

　　《墨子·经说上》将人获取知识依据分为三类:“知:传受之，闻也。方不，说也。身观焉，亲也。”[1]350即“闻知”、“说知”、“亲知”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统一。“闻知”即通过传授得来的知识。“说知”从已知推得未知，即所谓“以往知来，以见知隐”，是一种从推理过程获得的知识。“亲知”是“通过自己的亲力亲为，从繁杂的社会现象或实验中概括总结出的新知”[3]。

　　纵观历代连珠体的形式，大体有两类:一类为两段式连珠，即“臣闻……，……”“臣闻……是以……”“臣闻……故……”另一类为三段式连珠“臣闻……是以(故)……故(是以)……”“臣闻……何则?……是以……”从形式上看，连珠体开头常以“臣闻”起，类似于墨家所述的“闻知”。在二段式连珠中常采用“是以”“故”等连词表达结论或论据，类似于墨家所述的“说知”。在三段式连珠中，“是以”“何则”之后的述说更偏向于墨家所述的“亲知”。在“故”“是以”之后则是墨家所述的“说知”，分析如下。

　　(一)二段式连珠。

　　1．扬雄《连珠》:

　　“臣闻:明君取士，贵拔众之所遗;忠臣荐善，不废格之所排。是以岩穴无隐，而侧陋章显也。”扬雄根据“明君取士”“忠臣荐善”两个行为指向的结果具有类同关系，即“人才不会被埋没”;基于这种“闻知”他得出“说知”，即“岩穴无隐，而侧陋章显”的逻辑推理。此首连珠的推类本质是一个不完全归纳推理，其前提与结论之间是一种或然联系。这种推类方式存在于墨家推类方法之中，即推理者以类同关系为基础，将前提中行为结果的某种属性贯通其类，推断该类的全部对象都具有这种属性。
 

 

　　2. 班固《拟连珠》:

　　“臣闻:公输爱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贵其士，故能成其治。”“公输爱其斧”“明主贵其士”的行为指向结果具有类同关系，即“爱其物，成其治”。班固通过“闻知”，即“公输爱其斧，故能妙其巧”，来“说知”即“明主贵其士，故能成其治”，前后形成类比推理，其前提与结论之间也是一种或然联系。

　　3. 庾信《拟连珠》:

　　“盖闻:廉将军之客馆，翟廷尉之高门。盈虚倏忽，贵贱何论?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门下宾客，任安独存。”庾信借助“听闻”先列举事例，即“廉颇将军和翟廷尉显贵当权时，常常宾客满堂，当失去权势时，则无人拜访，变换很快”。感慨“人与人交往都是以贵贱来衡量，有何交情可论?”同样依据与廉颇将军和翟廷尉得势与失势的类同性，庾信又从反面感慨“说知”，即“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门下宾客，任安独存”。表达了对知己之可贵，忠友之难遇的认知。

　　(二)三段式连珠。

　　1．陆机《演连珠》:

　　“臣闻:音以比耳为美，色以悦目为欢。是以众听所倾，非假北里之操;万夫婉娈，非俟西子之颜。故圣人随世以擢佐，明主因时而命官。”此类连珠为陆机首创，常以“臣闻”起头，“是以”转合，最后以“故”来引申结尾。完美融墨家“三知”理论为一体，具体先以“闻知”表述臣听说“音乐以悦耳为美，女色以悦目为喜”，后以“亲知”认为“众人听感所喜欢的，就无需借用北里古乐的歌曲;许多人所欣赏的美，就不必等待古代西施容颜的再现”。依据“众听所倾”“万夫婉娈”行为所指的类同性，即“当顺应时代之有，无空慕古人”，最后通过“说知”推类出“圣人应当顺着时代所拥有的人才来选拔辅佐的大臣;明智的君主当顺应时代的需要来任命官吏”。从“闻知”到“亲知”是一种演绎推理，从“亲知”到“说知”是一种类比推理，从“闻知”到“说知”又表现为一种演绎推理。

　　2．陆机《演连珠》:

　　“臣闻:寻烟染芬，熏息犹芳;征音录响，操终则绝。何则?垂于世者可继，止乎身者难结。是以玄晏之风恒存，动神之化已灭。”此类连珠也首创于陆机，其基本形式为“臣闻……何则?……是以……”从推理形式看，以“闻知”述所听来的道理，即“顺着烟气沾染香味，烟气消散后仍有芳香。求歌曲的节奏就记下它的音调，等那歌曲结束时，音调也会没有了”。次以“何则?”为转合引出作者“亲知”的见解，即“用书面文字留在世上的法则可以继续流传，局限于自身抽象的神感应是不可传的”，最后“说知”推类出“礼教的流风常常存在，变动不测的政化却早已泯灭了”。从“闻知”到“亲知”是一种归纳推理，从“亲知”到“说知”是一种演绎推理，从“闻知”到“说知”又表现为一种演绎推理。值得注意的是，“亲知”所得到的认识也并非全部正确。在今天的物理学中，知“寻烟染芬，熏息犹芳”其实是空气分子运动的结果，“征音录响，操终则绝”其实是物体振动的结果，并非陆机所认识。从侧面证明“亲知”是作者通过亲身实践得来的知识，但由于古人认识水平有限，因此此类连珠中“何则?”后“亲知”所得到的观点存在诡辩可能性。

　　通过对连珠不同形式的分析，发现连珠体创作机制其实是将《墨子·经上》中“闻知”、“说知”、“亲知”三者融为一体的综合表达，从侧面说明连珠最早是墨家推类思想的形式表现。二段式连珠的创作机制常以“闻知”起头，以“说知”推类来结尾，它表现出一种归纳、演绎、类比两两衔接的语用逻辑形式。三段式连珠的创作机制也常以“闻知”为起头，以“亲知”为转合，以“说知”推类来结尾，表现出一种归纳、演绎、类比两两衔接或三者为一体的语用逻辑形式。

　　二、历代连珠体的推类逻辑分析

　　纵观连珠体的发展脉络，它萌芽于《墨经》，起源于韩非子，肇名于扬雄，成熟并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以后虽渐衰，但宋时开始回温，明朝又复兴，至清代再次达到顶峰，清末至民国时期再次衰微。通过梳理历代连珠体语料，发现连珠体的出现绝非偶然，是后人在论辩中继承发展了墨家推类实用性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连珠是古人为了建立一种有效的论证推理形式而做出的一种尝试”[4]。事实上，墨家推类思想也是借助连珠体得到了强化与实践，某种程度上连珠体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研究我国推类思想兴衰的发展史。

　　(一)先秦至两汉时期。

　　依据早期文献，在先秦至两汉时期，连珠除推类式外，还存有论证式。推类式中又可分类比式、归纳式、归纳演绎式，而此阶段类比式最为丰富。无论是推类式，还是论证式，皆在类同原则下推理。具体如下。

　　1．类比式。

　　班固《拟连珠》:“臣闻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业。”班固通过描述好的工匠会衡量材料的适宜与否，因而才能建成大厦。班固将“英明的君主”与“良好的工匠”在成其业的行为上作类比，找出其共同点即重视衡量其材之所宜。

　　2．归纳式。

　　潘勖《拟连珠》:“臣闻媚上以希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忧国者，臣之所难，主之所愿。是以忠臣背利而修所难，明主排患而获所愿。”潘勖以类同为基础说明两种行为“谄媚君上以希求利益”、“忘身忧国”，从君臣角度点明了君臣利害的相反性，进一步归纳出忠臣能舍己之利，去君之害，做到使君臣利害一致。

　　3．归纳演绎式。

　　蔡邕《连珠》:“臣闻目润耳鸣，近夫小戒也;狐鸣犬嘷，家人小妖也。犹忌慎动作，封镇书符以防其祸。是故天地示异，灾变横起，则人主恒恐惧而修政。”蔡邕先说庶民当遇到“目润耳鸣”“狐鸣犬嘷”的异常时尚且知道收敛行为并以符箓驱邪，而作为君主当遇到天示灾异时，则更需恐惧反省，改善政务。细加分析，这里有两层推理。人人遇此类征兆都戒惧惶恐、谨慎行为，君主当亦不能例外，用的是归纳推理。君主之祸可及天下，不止于其身，故君主避祸，必须“修政”，这又暗含了演绎推理。

　　4．正反对比式。

　　扬雄《拟连珠》:“臣闻:天下三乐，有三忧焉。阴阳和调，四时不忒，年丰物遂，无有夭折，灾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乐也。圣明在上，禄不遗贤，罚不偏罪，君子小人，各处其位，众臣之乐也。吏不苟暴，役赋不重，财力不伤，安土乐业，民之乐也。乱则反焉，故有三忧。”前提中“三乐”“三忧”与结论所展开的内容具有“类同关系”。即“天下、朝臣、民生”三方面的乐与忧的描述。扬雄据此推类“天下、朝臣、民生”的乐与忧。类同原则在推类中表现为推理者以类同原则，将前提中“三乐”“三忧”的所指诉诸于同类即“天下、朝臣、民生”三方面，展现出一种演绎推理的形式。与此同时，“三乐”“三优”在内容上也形成正反对比论证。整首连珠以“闻知”起，以“亲知”论证“闻知”的同时，又为“说知”埋下铺垫，即“君主治国安邦的标准”。

　　5．论证式。

　　班固《拟连珠》:“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此首最后引用《易》文来论证“帝王乘英雄以济民”观点，同时与“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形成类比，认为“鸾凤养六翮”的行为指向与“帝王乘英雄”的行为指向具有类同性。

　　6．论证与归纳式。

　　韩非《韩非子·内储说上》:“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哀公之称‘莫众而迷’。故齐人见河伯，与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竖牛之饿叔孙，而江乙之说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敌。是以明主推积铁之类而察一市之患。”韩非连珠属于草创时期，虽其形式不固定，但从其创作机制来看，吸取《墨经》之精华用于论辩已相当成熟。韩非先提出见解“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次以“闻知”来论证，即“侏儒梦见灶”、“哀公称莫众而迷”、“其人见河伯”三件事所指类同特征来论证“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同样以“竖牛饿叔孙”、“江乙说荆俗”、“嗣公欲治不知”三事件所指类同性来论证“听有门户则臣壅塞”。以“闻知”论证“亲知”，又以“闻知”的类同性归纳“说知”，即“君主要明白类推积铁防箭的道理，明察三人成虎的祸患”。整首连珠的推理为:“亲知”与“闻知”是一种论证式，“闻知”到“说知”为归纳式。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此时期的连珠在形式上继承秦汉的同时，又有所创新，主要体现在形式与内容上。在形式上，首先，连珠发展出更为成熟的三段式。其次，“闻知”的表现形式打破“臣闻”形式，开始出现“盖闻”“常闻”“吾闻”“妾闻”等形式，这也预示着连珠的功用开始由讽兴劝谏转向抒情化的线路。在内容上，此时期连珠的推理逻辑更加丰富，出现了演绎归纳类比一体式、归纳类比式、演绎式、类比式等形式。较先秦时有所不同，此时期连珠推理以归纳类比式占优势。

　　1．演绎归纳类比一体式。

　　刘孝仪《探物作艳体连珠》:“妾闻洛妃高髻，不资于芳泽;玄妻长发，无藉于金钿。故云名由于自美，蝉称得于天然。是以梁妻独其妖艳，卫姬专其可怜。”刘孝仪以女性口吻通过描述“洛妃高髻”“玄妻长发”归纳出“云髻的美名是由于它的美好，蝉称称誉来源于天赋使然”，进而通过演绎得出“梁翼妻子的坠马髻”“卫庄姜的头发”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推理过程中又含类比。

　　2．归纳类比式。

　　陆机《演连珠》:“臣闻春风朝煦，萧艾蒙其温;秋霜宵坠，芝蕙被其凉。是故威以齐物为肃，德以普济为弘。”通过分别描述“萧艾”“芝蕙”在春天与秋天感受的气温的变化，归纳得出“威力要平等，恩德要普及”暗示君主当罚不遗贵，赏不遗贱。以“春风”“秋霜”类比“君王的赏罚”，以“萧艾”“芝蕙”类比“群臣”，前后形成类比推理。

　　3．演绎式。

　　陆机《演连珠》:“臣闻忠臣率志，不谋其报;贞士发愤，期在明贤。是以柳庄黜殡，非贪瓜衍之赏;禽息碎首，岂要先茅之田。”作者通过“闻知”描述“忠臣率志”与“贞士发愤”两者的行为目标是“不谋报”“期明贤”。“是以”在此表“所以”，上下首之间构成演绎推理出“柳庄黜殡”、“禽息碎首”两人的行为分别对应“不谋报”、“期明贤”，从反面进一步说明。“柳庄”隶属“忠臣”，“禽息”隶属“贞士”。

　　4．类比式。

　　刘祥《连珠》:“盖闻鼓鼖怀音，待扬桴以振响;天地涵灵，资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乂之臣，借汤武而隆;英达之君，假伊周而治。”刘详通过先描述“鼓鼖怀音”需扬桴才振响，“天地涵灵”需昼夜交替才可以显示其灵动，为下文类比说理进行铺垫。将“鼓鼖怀音”与“俊乂之臣”类比，“天地涵灵”与“英达之君”类比，由于“鼓鼖怀音”、“英达之君”均需要外力才各显其性，因此，“俊乂之臣需要借商汤王、周武王才会兴隆，英达之君需伊尹、周公的辅佐才能治理好国家”就更具说服力。

　　(三)唐宋时期。

　　此时期连珠发展虽有所衰落，创作量较少，但发展出不少新的特点。首先，此时期连珠作品主要以二段式为主，内容上仍以说理为主，但已转向语要性质，指称的对象也转向群臣或一般读者。其次，连珠体在此时期开始全面渗透于其他文体中，如赋、诗、词、制、启等起到总领观点的作用。最后，鉴于其他文体观点中融有连珠，宋人就从其它文体中，将摘抄要点，定格联章，串成连珠，如《云笈七签》卷九十“七部语要”由六十五首连珠所撰成，此六十五首乃摘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家文献要点。整体上，此时期的连珠推理性继承前代，并未减弱。

　　举例一，王维《奉和圣制札赐宰臣连珠词》:“臣闻有其才者效其职，重其任者竭其能。故乐播大风乃能调四气，身骑列宿于是运三光。”从王维的创作背景可见，在唐玄宗时期，连珠仍然受到帝王将相的欣赏，并未衰落消失。只是扩大了谏说对象，用于勉励群臣，类似一种箴言。整首连珠通过据“乐播大风”“身骑列宿”来论证“有才者当效其职”，“重任者当竭其能”。在论证中，融入类比推理。

　　举例二，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九十“连珠”第四首:“海蚌未剖，则明珠不显;昆竹未断，则凤音不彰;情性未炼，则神明不发。譬诸金木，金性包水，木性藏火。故炼金则水出，钻木而火生。人能务学，钻炼其性，则才慧发矣。”此首连珠为张君房摘抄《刘子·崇学》篇而成。从形式上看，先有释例，后及论断，属于典型的连珠二段式。其前提与结论之间互相佐证，运用类比与归纳推理，启发人们明白“人皆有才慧，但需磨炼和学习，才能开发出来”的道理。通过借助“海蚌”、“昆竹”、“情性”、“金木”形象进行类比，点明事理，易读而可解，易观而可悦。整体上符合连珠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令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的文体特征。

　　举例三，《云笈七签》卷九十“连珠”第五首:“吴竿质劲，非筈羽而不美;越剑性利，非淬砺而不铦;人性怀慧，非积学而不成。人不涉学，犹心之聋盲，不知远近祈明师，以攻心术，性之蔽也。”此首也为张君房摘自《刘子·崇学》篇而成，但在《刘子》原文中此首连珠其前提与结论相隔252个字。从内容上看，“吴竿质劲，非筈羽而不美;越剑性利，非淬砺而不铦;人性懐慧，非积学而不成”实际省略了大前提，即“远而光华者，饰也;近而愈明者，学也”，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其结论“人不涉学，犹心之聋盲，不知远近祈明师，以攻心术，性之蔽也”从反面说明学习的重要性，同其前提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刘子》中结论同其前提相距甚远，盖张君房基于对《刘子》熟悉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将原文不相联且相距甚远的材料拼接在一起，使之上下连贯，正反对比，突出主题，既符合语录体特点，也符合连珠体的特征。

　　(四)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连珠体发展的又一巅峰，这时期作品可谓丰厚而多样。其丰厚性展现在此时期作品创作数量之多，超以往时期作品数量的总和;其多样性表现为功用范围的扩大，转变以往明理谏说功用，渐渐发展出赞君祝寿、评论文章、写景记事、读书心得、怡情娱乐等功用。

　　举例一，陈兆伦《圣驾南巡恭纪演连珠》:“臣闻车攻奏雅，王迹肇于土中。柴望陈书，帝业光于海表。是以礼隆嵩岱，先四镇以山呼;化洽东南，进群神而云绕。”此首为陈兆伦跟随乾隆南巡游走各地而作，多表赞颂明主圣朝之意，以连珠的形式表达出颂的功用。此时的连珠虽然已不再说理，推理性也大大减弱，但在其描述中仍见类比于其中，用古人事迹与乾隆南巡相比较，以见出古今道理的一致，和乾隆对古人礼教的发扬光大。如“化洽东南，进群神而云绕”来类比乾隆皇帝下江南的行动。

　　举例二，潘世恩《皇上五旬万寿恭纪》:“臣闻元首赖乎股肱，贰公宣化;大学逮乎痒序，三适兴贤。是以洽屋喻治民，功不任乎一己;树人如树木，计每切于百年。”此首连珠源自潘世恩为乾隆五十大寿时所作，“元首”“股肱”源自古文《尚书·益稷》分别对应“君主”“臣子”，通过描述“君主依靠臣子，辅佐的臣子会去传布君命，教化百姓”进而归纳出“君主在大殿中下达惠民的政策，其功劳当并非一人”。“小学升入到大学，是选举有贤德的人”归纳出“培养人才如同栽树，是需要有长远的眼光”。将“洽屋”喻“治民”，“树人”喻作“树木”在归纳中融类比逻辑。通过“臣闻”描述君臣关系，小学与大学关系，突出人才之重要性。“是以”后在劝君明理的同时，又歌颂了乾隆重视对人才的培养。

　　举例三，佚名《十三经连珠》:“盖闻四营布算，数生有象之初;一画探微，道蕴无名之始。是以穷其要妙，大儒咨篐桶之人;昧厥精深，古圣罚守门之子。”此首连珠源自清人无名氏所作《十三经连珠》，以“十三经”中每部书为描述对象，进行点评。此首是以《易经》为对象来评论:“听说易学的占卜，命运都存于象的初始;周易所探求的道，它的蕴含乃从无开始。所以学问渊博之人想穷尽周易的奥妙，也要询问精通周易之人;古圣贤如不知其中精深之道，则会惩罚守门之人。”整首连珠推理以演绎法呈现。

　　举例四，钮锈《竹连珠》:“盖闻德不患孤，当其聚则辅必众;道莫务近，致于远则誉乃闻。是以产于东南，比人才之美;输于西北，称贡赋之良。”此首连珠源自清人钮锈所作《竹连珠》，以竹子为中心，通过描述它的生长状态，来歌颂其品德。整首连珠通过演绎类比手法，句句描述竹子，但只字未提竹。如杨复吉《竹连珠跋》:“竹连珠，体物工细，枝分节解，所谓言之不足由长言之也。”

　　举例五，沈宜修《续艳体连珠》:“盖闻荷叶田田，香能彻骨。罗衣薄薄，冷太欺人。是以龙脑成灰，休唤海棠睡起。鲛人有泪，空随铜狄同流。”此首连珠为沈宜修的游戏连珠，具有怡情娱乐的功用，此类连珠犹如谜语。该首连珠句句暗含花露水功效，由浅及深，娓娓道来。先借荷叶的清香类比花露水之清香，借轻薄的罗衣凉意来类比花露水之清凉，是以之后演绎出花露水的功效“唤醒头脑”。

　　通过以上举例分析，可以发现随着连珠体功用范围的扩大，其推理性某种程度上有所削弱，主要表现在怡情娱乐、写景记事等方面，但在评论文章、读书心得、赞君祝寿等方面仍具有较强的推理性，盖因为抒情成分较少，侧重点在于说理缘故。分析怡情娱乐、写景记事两方面的连珠，多涉及描写与抒情，虽减弱推理性，但更多是以类比的手法去烘托情感。

　　三、连珠体与墨家的推类思想

　　先秦是我国古代逻辑思想史最为辉煌的时期，而《墨经》可谓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核心。墨子在《大取》中最早总结说:“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他认为“辞立”与“故”“理”“类”是密不可分的。“辞”对应着命题的结论，“故”对应命题的前提，而“理”强调的是“现在的人不遵循道理或规律，就不能做事，只有强壮的身体，而不知道做事的道理或规律，还是会遭到困难，这是立等可待的”。“理”当为辞所阐发的“道”，即对应命题的论据的可靠性。而“辞以类行”的“类”是墨家最为推崇的，认为“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后期墨家还提出“异类不比”“法同则观其同”等观点，足以印证墨家的“推类”是以“类同”为前提，类似于孔子“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因此，推类思想的深层阐述，其实是一种指向同类相推的过程。

　　又据《小取》“以类取，以类予”，《经上》“法同则观其同”，知墨家的“推类”原则当为“同类相推”。古人运用墨家推类的逻辑形式，非常灵活、广泛，主要围绕为“名理通变”思维形式所服务。“一方面表现为类比推理与所谓同异推论式的形式;另一方面既有常理以推证各事例的演绎法，亦有由个别事变的观察以论一般公例的归纳法。”[5]换句话说，墨家推类其实是将前提与结论所述对象的基本属性在类同的前提下进行的一种推理。这种推理展现出一种归纳、演绎、类比、论证两两衔接或三者合一的语用逻辑，其“逻辑本质不可归于任何单一的推理类型。”[6]如“以类取，以类予”在推类中的作用，即“引导推理者对具有类同关系的对象进行推断，或者诉诸同类之理，或者贯通其类，或者援引同类之例。其中，诉诸同类之理主要与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相关联，贯通其类更多地和个别到一般的归纳相联系，而援引同类之例则关联着个别到个别的类比”[7]。

　　学界往往依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汉兴八十馀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义，以广儒墨”的记载和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史实，得出墨家思想在汉武帝之后渐渐衰微的结论。其实不然，墨家思想犹如连珠体一样一直存在并服务于社会，但更多转向逻辑层面，形成一种逻辑论式。晋人傅玄《连珠序》云:“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令贤者微悟，合于古诗讽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观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班固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蔡邕似论言质而辞碎，然旨笃矣。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有文而不典。”[8]1035鉴于墨家后期内部有分裂，其中一派(墨家后学)重视认识论、逻辑学等学科研究，另一派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可知，墨家后学在汉章帝之时还有所兴，并没有衰微，至汉武帝时期，墨家思想渐渐融入到儒法道的统治思想中去，其中墨家的逻辑形式仍被儒法道学者广泛应用，不过他们更加偏重于类比推理。至魏晋盛行玄学之风，论辩又重启动，此时期代表人物陆机、葛洪更是吸收了墨辩的逻辑思想，将连珠体进一步发展成熟，奠定其推论形式的基础。因此，可以说连珠体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墨家逻辑思想的演进史。

　　近代学者严复曾在翻译《穆勒名学》时，将西方三段论翻译为“连珠”，钱钟书认为连珠体是一种“推类之譬拟”，逻辑学家汪奠基从逻辑学史的角度上认为陆机的“演连珠”又叫“连珠式”，是一种逻辑推类的形式，以上都显示了连珠体的逻辑意义。通过上文举例，不难看出连珠体自身就融归纳、演绎、类比于一体，但据傅玄《连珠序》“辞丽而言约，不知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令贤者微悟，合于古诗讽兴之义”，可见连珠体虽富含归纳、演绎，重点却是在“比喻”，借古讽今，以物比理，托事寓情。《艺文类聚》所载沈约注《制旨连珠表》曰:“连珠者，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琲也。”[8]1039结合沈剑英先生的观点[9]，“辞句连续”指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即指向连珠体的外部语言形式。“互相发明”是指连珠式推论的前提与前提，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即连珠体的内在逻辑关系。连珠体的前提往往“假喻”，其结论“达旨”，虽有归纳、演绎，却统一于推类之下。由此可见，“连珠体”除文体身份外，还是一种推类形式在文学上的表达，是对墨家推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综上所述，连珠体的出现其实是古人将墨家推类思想形式化的一种尝试。通过分析连珠体与墨家思想，可以发现连珠体的创作机制同《墨子·经上》中“三知”说有密切关联，即连珠是“闻知”、“说知”、“亲知”三者融为一体的综合表达，常以“闻知”起头，以“亲知”为转合，以“说知”来结尾。在推理中，展现出一种归纳、演绎、类比、论证两两衔接或三者合一的语用逻辑。纵观历代连珠，连珠的形式可分为二段式与三段式，但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说知”是否令贤者微悟。二段式连珠常“说知”省略，让接受者在阅读中思维推类得其旨。而三段式“说知”往往直接给出其主旨，令读者一目了然。通过分析历代连珠的推类形式，发现无论连珠体的功用范围如何扩大，其均建立在类同的基础上，可见类同性是连珠体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根基，也是中国传统思维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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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25.
　　[3]张永祥，肖霞．墨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13.
　　[4]王克喜．推类视角下连珠体研究[J]．毕节学院学报，2010(7).
　　[5]汪奠基．略谈中国古代“推类”与“连珠式”[M]//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1949-197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89.
　　[6]晋荣东．推类理论与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的证成[J]．社会科学，2014(4).
　　[7]晋荣东．推类等于类比推理吗[J]．逻辑学研究，2013(4).
　　[8]欧阳询．艺文类聚[M]．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035.
　　[9]沈剑英．论连珠体[M]//中国逻辑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57-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