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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类思想的文化探源

来源:学术堂 作者:韩老师
发布于:2014-06-27 共5111字
论文摘要

  一、类与推类---逻辑范畴
  
  在我国古代逻辑学中,类是关于推理原则的基本概念之一。类作为一个逻辑范畴,是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类最早见于《尚书·舜典》:“肆类于上帝。”

  《尚书孔传》释“类”为“祭名”.之后古人以“肆类”称祭天之礼。至春秋时期,人们对周围事物有了简单的分类,于是“类”又有“族类”、“物类”等新义,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易传·系辞上》提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方:方术,治道的方法;物:事物,指各种方术因种类相同聚在一起,各种事物因种类不同而区分开。真正在“本质”的意义上使用“类”这一概念的,是墨子。具有相同本质、规律的事物为同类,反之则为异类。墨子自觉地把“类”这一概念作为论辩的武器,有力地驳斥论敌“不知类”、“不察类”的逻辑错误。后期墨家明确地说明了“类同”和“不类”的意义,认为类同是大致相同,不类是大致不相同。他们运用具体事例说明分类不是随便根据对象的一种属性,而是根据对象的本质属性。他们还从理论上明确认定,类是确立名、辞、说,即概念、判断、推理的根据和前提。

  推类指依据类的同异关系所进行的推理,它是中国古代逻辑推理的统称,也指一种具体的推论形式。推类一词最早见于《墨辩》一书中的《经下》和《荀子》一书中的《正名》《臣道》等篇,犹类推,指比类而推究。《墨子·经下》曰:“推类之难,说在(名)之大小。”《墨子·大取》曰:“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这就是说,在论证和驳斥时,提出论断要有理由,要按照逻辑规则和依据类的同异关系进行推理。这是对推类原则的经典性概括,其中,“辞以类行”,指一切推论最后总是从类出发。

  这里的“类”是指情况、事情、事理的类似。“辞以类行的行就是行得通。辞以类行',就是通过举出若干相类似的情况、类似的情理使自己的立论、观点得到普遍的赞赏,征服听众,折服对方,从而使自己的立论被接受。《小取》说的以类取,以类予也是这个意思,取、予都是借助、通过之意,即举类,举出若干相类似的情况、情形作为佐证。先秦诸子善辟.举类、用辟成了他们重要的辩说方式。《墨经》提出辞以类行、以类取、以类予就是对先秦论辩常态的总结。”

  二、推类的实质---类比
  
  学者普遍认为推类是归纳和类比的总称。有人认为推类包括类比、演绎、归纳多种推论形式,并且认为“中国古代的推类是并且只能是类比”.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来看,“推类虽然也具有从已知到未知的思维过程,但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论辩的类比推论过程,目的是为了晓喻和说服他人”.请看一个大家熟知的成语---治大国若烹小鲜。此成语出自老子《道德经》。伊尹见商汤是个贤德的君主,便向他提出治国主张。一次,伊尹见商汤询问饭菜的事,于是就说,做菜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要调好作料才行。他又说治国如同做菜,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才能把事情办好。商汤听了,很受启发,便产生重用伊尹之意。商汤和伊尹交谈后,顿觉相见恨晚,当即任命伊尹为宰相。据相关的文献解释,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唐玄宗也曾注解:烹小鲜者,不可挠;治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伤人,挠则鱼烂矣……此喻说也。小鲜,小鱼也。烹小鲜不可挠,挠则鱼溃,此句比喻治理大国不可烦,烦则民乱。

  推类,要求具有“类同理同”(理通)的内在联系,这是中国古代对推类的逻辑要求。推类是义理文化传统的产物。刘培育先生指出:“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崇尚形象思维,重经验,贵效用。思维方式方面的这些特点反映到名辩学研究中来,就是不像西方那么注重抽象地从纯形式上去研究逻辑,而往往更注重事实上的真和逻辑的应用性,过多地关注逻辑和思维内容的联系。”

  使用类比可使说理委婉生动,浅显易懂。讽谏与直谏不同,不能直指其事,须用委婉曲折的言语以启发开导被谏者。如《战国策·齐策·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邹忌以自身体悟,寻找妻、妾、客人赞美自己的原因,因小悟大,层层深入,将生活小事与国家大事有机联系,用类比推理的方法婉讽“王之蔽甚”,使齐威王从类比中受到启迪,感到察纳雅言的必要。

  又如《晏子春秋·社鼠》:齐景公问于晏子曰:“治国何患?”晏子对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谓也?”对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之所以不可杀者,以社庙故也。夫国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为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

  晏子在回答齐景公时指出,社鼠是治理国家的祸患。土地庙里的老鼠,捉不得,杀不得,却危害巨大。他以土地庙中的老鼠类比国之社鼠---君主身边的小人、佞臣。他们粉饰君主的过失,颂扬君主的谬误,蒙蔽君主,使君主不明真相、是非颠倒。他们依仗君主的庇护,欺压百姓,玩弄权术,与土地庙之老鼠类同。

  三、推类思想的文化探源
  
  (一)推类产生的思想文化基础
  逻辑的差异来自文化差异,西方文化重演绎,东方文化重类比。“类比思维是中国人思考方法中的基本原理之一,尤其是天人相感论构成了他们思想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儒家最早的经典《周易》中就已经使用了观念符号,它取整体性的象喻意义,是以比喻或指代用法、象征意义等途径来实现对事理的推断。”

  中国古代这种类比思想常常以事物可以感知的特征为依据,“通过感觉与联想,以隐喻的方式进行系联,这表明中国古人对待世界有一种感觉主义倾向.这在《周易》中即奠定了认识基础,周易卦象观物取象法运用抽象符号建立比类联想的思维模式”.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关于推类产生的原因,周山先生指出:“中国的传统逻辑之所以选择类比,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至今无改,根本原因就在中国的文字由象形文字发展为意象文字。象形文字是单体字,是远古先民对具体物象的描拟。随着思维活动的需要,先人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字组合为一个复体字,便产生了象征某种意义的象意字(或称会意字)。每一个象意字都有本义和延伸意;每一个象意字的本义只有一个,延伸意却往往有多个。

  每一个象意字的延伸意,又往往都是类比思维的结果……因此,用象形单体字和象意复体字表达思想的先民们,注重类比思维、善于类比推理也就成为了必然。”

  (二)推类发轫于先秦士人之机巧
  孙中原先生指出:“诸子百家辩论,譬是应用最广泛的推论方术。言必用譬,是诸子百家的共同特点。孟子、庄子、尹文子、公孙龙子、荀子、韩非子和吕不韦等,都善譬。《孟子》3万余字,重要的譬喻论证,达60余处。东汉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孟子善譬,话未说到,意义已经明显。荀子说,谈说之术,譬称以喻之.诸子百家谈辩论证,都善用譬喻的方术。”

  如《说苑·善说》: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

  (三)推类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
  推类是中国封建统治下特殊的文化产物,笔者略举几个例子加以分析。

  《淮南子·人间训》:靖郭君将城薛,宾客多止之,弗听。靖郭君谓谒者曰:“无为宾通言。”齐人有请见者,曰:“臣请道三言而已。过三言,请烹。”靖郭君闻而见之。宾趋而进,再拜而兴。因称曰:“海大鱼。”则反走。靖郭君止之曰:“愿闻其说。”宾曰:“臣不敢以死为熙。”靖郭君曰:“先生不远道而至此,为寡人称之。”宾曰:“海大鱼,网弗能止也,钓弗能牵也。荡而失水,则蝼蚁皆得志焉。今夫齐,君之渊也。君失齐,则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谓亏于耳、忤于心而得事实者也。以“无城薛”止城薛,其于以行说,乃不若“海大鱼”.

  人性有弱点,人大多都有刚愎自用时。此时若一味直谏,则适得其反,若迂回以避其锋芒,曲折而晓谕,则能收到事半功倍之功效。类比能够避重就轻,准确揣度受谏者之心态,旁敲侧击,以浅显之事类比当务之急,言在此而意在彼。“海大鱼”,喻大鱼离开海无异于龙游浅水、虎落平阳。

  《周易·乾卦》:“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此句比喻人经过长期隐忍和一番拼搏,终于得到施展抱负的时机,找到自己的舞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要谨慎利用这种大好形势,不可表现过度,不可把事业过分扩展,否则就会出现后悔。这时同样需要有高明的人指点,不可因为一时顺利而目中无人。历史往往以惊人的相似重复发生,这个道理,田婴难懂,田文也费了半天劲儿才弄明白。

  《战国策·齐策》:孟尝君将入秦,止者千数而弗听。苏秦欲止之,孟尝曰:“人事者,吾已尽知之矣;吾所未闻者,独鬼事耳。”苏秦曰:“臣之来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见君。”孟尝君见之。谓孟尝君曰:“今者臣来,过于淄上,有土偶与桃梗相与语。桃梗谓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为人。至岁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吾残则复西岸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国,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尝君乃止。

  孟尝君善养士,食客众多,鸡鸣狗盗之徒俱从之。他本来很开明,但在“将入秦”这件事上却固执己见,听不进忠言。苏秦以泥巴人和桃木人的对话进谏。泥巴人本就是河西岸的泥巴,冲坏了仍旧回到西岸泥巴堆里。而对桃木人来说,如果下大雨,淄水猛涨,就会被直冲而下,尚不知漂流到什么地方。

  秦国四面关隘,形如虎口,孟尝君若到了秦国,与桃木人何异,能否回来也尚不可知。如此类同理通,孟尝君最终取消了到秦国的打算。

  以上都是劝谏成功的例子,但以下这个例子并没有劝说成功。

  《国语·周语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召公之言如此犀利,如是类比甚是恰切,可是厉王根本听不进。他素来残暴,因此有些人公开地指责他。周厉王十分恼火,下令杀了那些人。百姓不敢再说话,在道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睛互相看看,代替要发泄的怨言。周厉王为此很高兴,并告诉召公,他能制止别人的指责,大家都不敢说话了。他终于没听取召公的劝说,于是发生了国人暴动。

  在中国古代社会,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影响下,人们有话是不能直说的。特别是“对上”,逆圣听而惨遭杀身之祸的贤臣良士数不胜数,如:伍子胥赐剑自刎,比干剖腹挖心,屈子遭放逐,司马迁蒙宫刑之辱。“文死谏”固然悲壮,但也透着几分惋惜。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劝谏者需要具备多方面的能力与素养,其中掌握相当高明的说理技巧最为重要,否则就无法拉近与受谏者的距离,达不到劝谏目的。

  四、结语
  
  推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推类思想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先秦士人之机巧,首推纵横家。鬼谷子的两个弟子是先秦纵横家的代表,苏秦游历数载而无所成,回到家中,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于是闭门苦读太公《阴符》,每困欲睡,锥刺其股。其智慧体现在游说六国合纵抗秦,堪称辞令之精彩者。

  张仪被人打得半死,其妻子心疼他,并说:你若不读书,不到处游说,怎会受此羞辱?张仪却说只要舌头还在就够了。先秦士人或迫于生计,或胸怀天下,纵横捭阖,游说列国,助推了中国推类思想的发展。从周厉王在位时的“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到清朝的“文字狱”,特殊的政治环境产生了特殊的语用原则,推类就很好地避免了直言不讳,良药而不苦口,既可善其身,亦能济天下,实乃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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