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辨

    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人类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争,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际,似乎以资本主义制度的“完胜”而宣告终结.

    然而,仅仅过了不到20年,2007年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就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完胜”社会主义制度的神话,让资本主义制度遭遇了其发展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国际上掀起了新一轮的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此轮批判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过去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主要来自于其竞争对手---社会主义阵营,而此次因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危机的持续发酵而引爆的国际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除了国际左翼的有力的批判声之外,在资本主义体制内也发出了响亮的批判声.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辨再次被推向前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因此在国际政治和学术舞台上获得了此前所不曾享有的独特关注.

    一、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批判:谋求通过改革延续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遭受到资本主义制度受益者的批判,成为此轮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受益者对当前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从改革的视角,一方面,他们承认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确实存在问题,在发展上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他们认为通过适当的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焕发出新的活力.

    (一)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资本主义富豪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危机的爆发和不断深化使许多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文明发展模式的潜能已经耗尽.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科菲·安南就曾谈到“财富的积累不再致力于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表明传统的人类发展机制的潜能耗尽,必须更换发展范式.”①随着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不断加剧,2012年冬季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关注的主要议题发生了巨变,“改革资本主义制度”成了论坛上的一个热门话题.达沃斯论坛一直以涉及议题的前瞻性而闻名世界.可见,从美国的金融危机到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再到整个世界的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真的难以为继.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推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以来,新自由主义伴随着全球化的脚步,由美英的“新宠”,转而风靡世界.伴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的终结,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风头更为强劲.但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几十年间,发达国家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凸显,新自由主义导致财富越来越向极少数的富人手中集中.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府也更倾向于对富人减税并遏制社会财富向有利于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方向倾斜.这使得资本主义制度渐失民心,富人们成了众矢之的.在此次达沃斯论坛召开期间,不少金融界人士及富人所表述的思想都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这一点.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美国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潘伟迪、印度奥贝罗伊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维卡斯·奥贝罗伊、亿万富翁、知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等,都认可当前资本主义遭遇的制度性危机,并表述了他们希望通过变革去改变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愿望,比如,乔治·索罗斯等人曾多次表示希望通过让富人多纳税等诸多手段,以便纠偏当前广遭诟病的贫富两极分化现状①.资本主义富豪大亨的意愿是通过让渡一部分既得利益,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从理论上讲,无非是回归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但是,二战之后的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三十余年之后,资本主义陷入了“滞胀”,这才导致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再度兴起,所以,在达沃斯论坛上,资本主义富豪大亨给出的建议也无法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

    达沃斯论坛上对资本主义已经陷入制度性危机的见解也获得了学者研究的验证.美国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深刻剖析了此次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他指出,此轮经济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由“右翼激进分子”接管的共和党及其所推行的政策.在其所著的《一个新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中,保罗·克鲁格曼根据自身成长经历,回顾了美国自二战以来到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平等之后,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体现为两极化加剧的政治变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

    他直接把危机的原因指向了政府推行的政策,换言之,是政府的“有意作为”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是政府站到了只占美国全部人口1%,甚至不到1%的“一群精英”的立场上,才逐渐酝酿了始于2008年的这场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只要重新回归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的职能和作用,美国就能找回失去的平等,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继续延续.保罗·克鲁格曼写出的是资本家心中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呐喊”.

    可见,无论是在2012年的冬季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触及资本主义弊病的富豪大亨,还是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无一例外,都寄希望于通过资本主义改革延续资本主义的生命.

    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内的批判声音都回避或者掩盖资本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矛盾,但其可贵之处在于,一方面,这些反思声音发自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另一方面,连资本主义制度的受益者都开始提出对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和批判,这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魅力.

    (二)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起因调查委员会:有分歧的结论

    在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而且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迫于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权力部门不得不表现出对危机的关注和重视.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会于2009年5月成立了研究金融危机原因的委员会---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起因调查委员会.

    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起因调查委员会由10名成员组成,其中民主党指派6名成员,共和党指派4名成员.委员会主席由前加州财长、民主党人菲尔·安吉利迪斯(Phil Angelides)出任.曾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领导人的共和党人比尔 · 托马斯(Bill Thomas)出任委员会副主席.其他人员分别是民主党的布鲁克斯雷·博恩、拜伦·乔吉欧、鲍博·格雷厄姆、希瑟·莫伦、约翰·W.汤普森;共和党的基思·赫西尼、道格拉斯·霍尔斯·埃金和彼得·J.沃利森.

    由于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起因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党派,所以其给出的报告结论也迥异.表明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因立场不同而得出的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原因的不同认识.委员会中的6名民主党成员投票赞成通过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中的4名共和党成员对委员会报告提出了反对意见[2].该委员会在2010年底前向美国国会和总统提交了有关如何防范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的报告.

    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起因调查委员会对危机爆发的原因给出了3种意见不完全相同的原因分析.委员会中的6名民主党委员认为,“危机是人为因素和不作为造成的”[2]3、“监管者并没有尽忠职守”2]4、“公司治理崩溃”、“金融体系出现致命缺陷”[2]14.报告中指出,这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之灾,更是人祸”[2]4.总之,正是监管制度的缺失、监管不严、掠夺性贷款、华尔街和证券系统参与者之间的贪婪、风险管理不力、过度的杠杆化以及其他因素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共和党的3位委员:比尔·托马斯、基思·赫西尼和道格拉斯·霍尔斯·埃金不认同委员会多数派对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他们从全球化的视角解读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认为“这场危机是全球性的.国际资本和流动性不足应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而美国商业和投资银行之间的监管的差异则为次要原因.”[2]549-575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彼得·J.沃利森和阿瑟F.伯恩斯则认为,美国政府的住房政策才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2]576-669.通过分析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起因调查委员会给出的危机成因,可以发现,其对危机成因的分析多限于从表象上入手,这与国际左翼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批判武器,从制度层面入手探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具有本质性差异.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起因调查委员会给出的危机起因观点,只是一些浅层成因.根据委员会多数派的观点,似乎只要监管者加强作为,加强监管就可以规避此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但是,监管者为什么失职了呢?如果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追问下去,并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那么,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起因调查委员会多数派给出的观点是否还能够经受得住推敲呢?

    共和党的3位委员:比尔·托马斯、基思·赫西尼和道格拉斯·霍尔斯·埃金从国际角度解读危机的原因,这与一些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世界主流经济学家将当前经济危机的原因谬误地归结为“是发展中国家违背经济自由主义造成的”的观点如出一辙.这部分人将调整的重担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指责“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储蓄过剩”,诚如安德鲁马丁·费希尔所言“这是本末倒置”.安德鲁马丁 · 费希尔回顾了1982年的全球债务危机的经过,这场危机导致拉美国家成为失败国家.然而西方霸权意识形态将危机完全归咎于石油出口国提升油价导致通货膨胀和拉美国家的政府无能,有意忽视了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的自由化金融扩张.从而,美国引发的危机反而拯救了美国的霸权地位.这样的故事在今天可能又在重新上演.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纷纷指责危机的原因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储蓄过剩以及稳定人民币汇率的结果,中国的房产过热以及中国为消化储蓄而购买美国房利美债券导致了美国的金融泡沫破裂,中国没有负起责任.有趣的是,常常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克鲁格曼、威德等人,也在这些问题上与维护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达成了一致,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储蓄过剩和购买美债就是全球危机的罪魁祸首.他们认定,中国购买美债,导致信贷回流,助长了美国次级债崩溃.于是,一场由美国经济金融化导致的全球危机,再次被归咎到外围国家身上.费希尔试图拨乱反正,揭示西方经济学家如何曲解凯恩斯主义,来掩盖经济危机原因,这样做无助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但是可能有助于恢复西方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3].因此,美国提出“要求中国通过金融自由化及其他市场改革措施来进行自我改革”,亦是绕开了问题的实质[4].而把美国政府的住房政策归结为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更是远离了危机成因的本源.如果美国政府依靠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实现“居者有其屋”的人类大同社会,如何会有经济危机的爆发呢?更需要深入分析的是,美国政府在推行住房政策的同时,更偏重于是要解决诸多“小”民的温饱问题,还是要通过住房政策掏空“小”民的腰包,让货币资本向少数部门、少数人的手中聚集?本想通过住房货币贷款政策,实现代际相传的剥削.令资本家没有想到的是,普通民众的腰包很快就被掏空,其原本的盘剥路径无以为继,必然要爆发危机.拒绝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上探析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不仅反应在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起因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中,资本主义体制内富豪大亨的批判也同样规避了从制度层面对危机的成因进行分析,而更乐于从一些表象入手,探求经济危机形成的原因.似乎他们所探求的这些原因一旦消除,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

    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一直如影随形.在资本主义制度30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实践过扩大政府的职能和作用的凯恩斯模式和限制政府职能、崇尚自由和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模式的资本主义,都在经历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遭遇了发展的瓶颈,不是“滞胀”,就是引发危机,无法走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阴霾.从这就足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智慧以及他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进行的分析的正确性.

    二、国际左翼的批判:社会主义才是人类发展的未来

    早在此轮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共产党人已经预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必将爆发,并指出,社会主义才是人类发展的未来.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
 
   在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前夕,很多国外左翼经济学家就提前预测到此次危机.比如,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大卫 · 科 茨 (DavidKotz)就曾对2008年即将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过敏锐的预测.他指出了美国正在践行的“新自由主义进入了危机和终结阶段.”

    他认为,自1980年前后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地方开始用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替代二战以来一直实行的“高度归制化的体制”(指凯恩斯主义),二者之间具有本质性差异:凯恩斯主义的特点是“国家对经济的高度调节、福利国家、强大的工会以及在某些国家存在重要的国有企业部门等.”

    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包括“限制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国有企业及其职责私有化、大幅缩减国家福利和削弱工会等内容.”在凯恩斯主义制度下,强大的工会和广泛的国家福利项目能够消解掉积累中产生的生产过剩问题.但是,这一制度却使利润受到挤压.这就导致了英美等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利润率持续下降,并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严重的“滞胀”,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制度.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下,随着工人工资的“停滞”,解决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利润受挤压”问题.但是,高利润率与工资停滞相结合就会产生一个与需求相对的潜在生产过剩问题.尽管如此,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资本依然有办法实现经济扩张.即在停滞的工资之外找到某些力量,提供不断增加的需求.历史表明,“新自由主义的扩张是与充斥于资本家之中的欢快氛围、资产泡沫的出现及各种形式债务的快速增加相联系的.”

    在工资停滞的情况下,通过债务和资产泡沫可以在短期内推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失衡也会不断加剧,并会最终导致经济崩溃.而于2008年爆发的 美国金 融危 机也验 证 了 大 卫 ·M.科 茨 的预测.俄罗斯全球化和社会运动研究所经济研究中心 主 任 [Цент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слледованийИнститутаглобализацииисоциальныхдвижений(ИГСО)]瓦 西 里 · 科 尔 达 绍 夫 (ВасилийКолташов)根据2009年1月中旬美国股市纷纷大幅走低的情况,对世界经济危机做出了精准的判断:“现在可以坚定地说,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了”.

    他在探析危机根源时指出,“股市危机是大规模经济危机即将到来的明显信号,经济危机的根源不仅仅是商品的生产过剩,资本的过度积累亦是危机的根源.”股市波动将会拉开帷幕,经济的真实状况将呈现出来.很快,商品销售领域存在的重大问题将被揭露出来.随后,危机就会侵入生产领域,到这时,不承认存在经济危机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它给民众的钱袋带来的打击是如此明显①.

    英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卡斯达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指出“金融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永恒特征.每过几年就会出现一种或者另一种类型的金融危机……”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此次经济危机,具有不同于此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点.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前存在的生产企业依赖于金融业提供的资金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扭转,“今天处于真正的积累核心的大企业越来越少地依赖于向银行借贷,而且它们一般而言也越来越少地依赖于外部的融资.投资所需资金日益由留存利润提供.结果是金融机构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只得寻找其它的利润来源.这意味着它们日益进入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并无直接联系的领域”这样,银行就积极地从事消费信贷和住房信贷以及其它类收费项目,具有了制造泡沫的潜在的动机.泡沫一旦破裂,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就会爆发.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并不仅仅局限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少数精英为谋一己之私推行新自由主义制度的角度,探析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而是更深入地分析新自由主义模式本身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普遍认为,始于2008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发展潜力消耗殆尽.无论是依靠恢复需求,还是像大多数政府所做的那样收缩预算,或者是向经济领域注入大笔资金,都不能战胜危机.要战胜这场危机,必须在民族国家层面上和全球层面上根本改变发展模式①.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纷纷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悖论就在于它削弱抵抗力量的同时,又创建出了新的力量.希望取消所有限制、解放资本的力量和捍卫社会利益与团结的力量之间的斗争是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团结一致地要求恢复社会的趋同性是全球化时代的抵抗行动.从全球化的结果来看,其否定性因素多于肯定性因素.资产阶级文明的回归伴随着贫富两极分化的不断扩大、不平等、日益加剧的市场份额竞争、债务危机、脆弱的经济和国际关系层面上政治的不稳定性[7].

    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遍布全球.除了美国的大卫·科茨、英国的卡斯达斯·拉帕维查斯之外,还有日本首都大学(东京)教授宫川彰、日本中央大学商学部教授高田太久吉、国际马克思大会主席、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教授热拉尔·杜梅尼尔(Grard Dumnil)和多米尼克·莱维(Dominique Lvy)、俄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А.В.

    布兹加林(А.В.Бузгалин)和А.И.科尔加诺夫(А.И.Колганов)、俄罗斯国家杜马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哲学博士奥列格·尼古拉耶维奇·斯莫林(ОлегНиколаевичСмолин)、美国学者海曼·明斯基、美国学者杰克·拉斯姆斯(JackRasmus)、美国学者威廉·K.塔布、美国学者洛仁·戈尔德纳、美国学者大卫·哈维、美国学者斯蒂芬·雷斯尼克(Stephen Resnick)和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经济学院的教授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美国新学院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华(Anwar Shaikh)、英国的克里斯·哈曼、希腊学者迪米萃斯·P.索提罗波罗斯、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利奥·帕尼奇(Leo Panitch)、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葡萄牙社会学家博阿文图拉·德索萨·桑托斯,还有高兹、大卫·佩珀、詹姆逊·奥康纳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等等.他们都认为,危机主要源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

    (二)共产党人的批判

    国外的共产党、工人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及组织一直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他们大多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出发,认为无论如何改造资本主义,其基本矛盾也无法获得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必将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后,他们也积极发表自己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看法和主张,深刻地剖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和实质.在共产党人看来,“资本主义新一轮的危机使‘历史终结论’的神话不攻自破,它不仅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破产,而且暴露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内在局限性,再次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作为国际上联合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一个平台,自2008-2013年连续6届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都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剖析,并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评判.在2008年的巴西圣保罗会议、2009年的印度新德里会议、2010年的南非约翰内斯堡会议、2011年的希腊雅典会议、2012年的黎巴嫩布鲁特会议,直到2013年的葡萄牙里斯本会议,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始终坚持和重申的是,当前资本主义危机是一场资本生产过剩和过度积累的危机.在历次会议上,各国共产党人都就与资本主义危机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国际帝国主义制度的重新布局、帝国主义间矛盾的尖锐化以及帝国主义大规模战争的危险,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共产党人的任务等交换看法.在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下,国际会议对一系列主要国际事件的分析证明了资本的过渡生产和过度积累,反映了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其中最主要的矛盾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切都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在2013年会议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指出,在国际帝国主义制度内同时观察到了新的变化,其主要特征就是---美国、欧盟、日本正在变弱,而新生资本主义强国力量增强.这会导致竞争和矛盾的激化,尤其是在东地中海、波斯湾、里海、非洲和南太平洋.会议上,对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观点各异,一些党认为,帝国主义的战争对各族人民是有利的.希腊等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强调指出,具体谈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带有很强垄断基础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不能站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一方,参与他们的竞争.在会议上,针对“改革还是革命”的问题,与会代表表述了不同的观点.与会代表强调,不应该把工人运动反垄断、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目标与改革战术相混淆,改革战术好像能够使资本主义变得民主,能够改革资本主义,能够开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但需要指出的是,工人的、人民的政权是推翻垄断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性地位的必要条件[9].

    总之,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与会政党大多认为,根据列宁的理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最后阶段,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的侵略性政策不受限制.将政治与经济割裂开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围绕着资本主义管理的不同方式方法、分散资本贬值和资本遭到破坏的损失,帝国主义将加大斗争力度.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管理,其目标只有一个:通过直接增加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扩大利润率,进行对民众和城乡小生产者有害的资本集中和积聚.危机的深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困难导致资本及其政治代表的侵略性增长.极权主义、国家镇压、反共产主义开始抬头.

    这给民主和主权带来了打击.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变得更激进,保护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变革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尝试也得到了强化.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至今,工人革命运动也没有发起反攻,法西斯力量、反动趋势反倒得到了复兴和加强.与会者表示,必须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加强讲阶级的工人运动.他们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是人民唯一真实的选择性出路.同时,强调要关注,只有在建立各党的广泛共识、具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尖锐化让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统一的反资本主义革命战略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实现统一[9].

    (三)左翼国际学术论坛的剖析

    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学者交流思想和交换意见的三大学术平台:“全球左翼论坛”、“国际马克思大会”和“共产党人研讨会”.这三大学术平台定期召开国际性学术会议,就国际上左翼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状况、当前国际的各大热点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等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研讨.自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这三大学术平台也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极大关注,学者们就危机问题发表了大量的看法和观点,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1.全球左翼论坛

    “全球左翼论坛”是集结全球左翼学者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球左翼论坛”每年召开一次.参会者 人 数 众 多,有 时 达 到 四 五 千 人 之 多.自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左翼论坛”也表现出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关注,并就危机产生的根源和实质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在2008-2012年的“全球左翼论坛”上,一方面,学者们关注 到美国 作为一个帝国正走向衰落[10].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很多左翼学者在论坛上看到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11].发动一场革命消灭资本主义成为了论坛的议题之一[12].全球左翼论坛侧重于从理论上解析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探讨摆脱经济危机的途径和方法.

    2.国际马克思大会

    国际马克思大会历年来都坚持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念.国际马克思大会每3年召开一次.参会的学者绝大多数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理论前沿的新变化十分敏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也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的分析和评判对我们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际马克思大会从2007年10月召开的第五届大会开始,就对资本主义危机表现出高度的关注.2007年大会的主题是:“替代全球主义、反资本主义:一种世界政治的选择”[13].在会上,就资本主义危机的议题,学者纷纷发表观点.这些学者多是立足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等角度解析和诠释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正是秉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念,学者们在第五届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上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理念.

    2010年,国际马克思大会第六届会议在巴黎召开,此次会议正值全球深陷资本主义危机之际,在这样的背景下,会议将“危机、反抗、乌托邦”确立为会议的主题,其宗旨在于探寻摆脱危机的出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危机”自然而然地成为与会学者热议的话题之一.当前在世界爆发的资本主义危机既表现为经济危机,也表现为跨领域的危机,从生态到文明,从文化到社会……危机涉及到与人类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学者们对危机的成因、走向、特点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14].国际马克思大会与全球左翼论坛相类似,也是学者云集,多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从理论角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研究并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批判.

    3.国际共产党人研讨会由比利时工人党在布鲁塞尔主办的国际共产党人研讨会也对危机的爆发十分关注.从2008年第17届年会开始,国际共产党人研讨会就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危机的不断深化.并开始对工人阶级、青年等问题提出了各国共产党人工作的目标和任务[15].

    2011年第20届国际共产党人研讨会深刻剖析了不断深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在会上,共产党人认为,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爆发和不断深化,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广大受压迫人民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危机恶化了各国人民的生活,各国人民必然要奋起反抗,这对共产党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何把握住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在思想、政治和组织等各个方面加强自己,是各国共产党人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第20届国际共产党人研讨会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再次表明马克思是对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只有用社会主义取而代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6].

    2012年5月第21届“国际共产党人研讨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会议继续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进展,讨论了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的重大国际问题,提出了共产党的任务.同时,在会上,希腊共产党提出了警告,明确表示要警惕新的帝国主义战争[17].

    2013年5月31-6月2日,第22届国际共产党人研讨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根据召开情况汇总了总结性文献,题目为“在世界危机条件下对民主权利和自由的进攻”.报告指出,在仅局限于一个狭隘小团体范围内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和公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权益和民主权利都具有两面性:这是劳动人民斗争和避免最坏结果的执政阶级让步的结果.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工人阶级获得的民主权利从来都不是不经过斗争而能够白白获得的.在2008年危机到来之后,反共产主义思想开始传播.原因就在于,金融精英知道,就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共产党在危机时期力量会迅速增长.

    资本主义当局害怕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出现.欧盟也出现了让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非法化的倾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还在扩大,与其说这一制度表现出了反社会的性质,不如说它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反民主的性质.因此,共产党人应该进行不妥协的斗争[18].国际共产党人研讨会的参会者多是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精英,他们在对危机进行审视和批判的同时,更注重于共产党人应该如何把握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提供的历史机遇,进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实践活动.

    三、在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凸显出比较优势

    正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声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一方面,中国经过了30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国家经济持续多年稳定增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在这轮经济危机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凸显出了其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独特魅力,中国在经济危机中成了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枝独秀,不仅没有爆发经济危机,还保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这让原本在海外毁誉参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受到高度关注[19].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之后,随着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上台,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回应人民的期盼,提出了以“中国梦”为主题的富民、强国规划.在执政的实践中,以***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当前的实际,把政治承诺转化为政治行动,在反腐败、从严治党管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要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要做人民公仆等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就.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更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改革的方向.在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总共部署了15个方面的改革.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方面,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市场用地;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建设法治和服务型政府;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在城乡一体化改革方面,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在构建经济新体制方面,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贸区建设;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在司法体制改革方面,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在权力约束机制方面,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社会事业改革方面,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理制度;在国防军队改革方面,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在加强党的领导方面,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如果这些改革规划都能得到具体落实并获得民众的认可和赞同,势必会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补充新的、具有生命活力的要素,必将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与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0].这三个“有利于”正是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科学的历史评价.三有“有利于”标准其实就是马克思坚持的“是否与生产方式相符合”标准,他认为凡是与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就是正义的;反之,就是不正义的.这是判断一切制度正义与否的标准.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资本主义是进步的、正义的[21].但是当代资本主义一系列经济危机越来越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及其非正义性.与之相比,不断改进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符合上述三个“有利于”.特别是在资本主义陷入全球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模式发展潜能耗尽,替代资本主义呼声响遍全球的背景下,既有市场、又不乏政府调控,立足为民谋福、为国谋强,能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纠偏、改错,共产主义理想和目标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作为替代资本主义 制度的 一种具体的、现实的制度十分 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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