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干部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就“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的片面认识,明确讲到:“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关系搞不好,本质上是根本态度问题。

　　这条规律性认识不仅适用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也同样适用于干群关系。但凡涉及到本质问题,毛泽东总是高度重视,紧抓不放,这是他一贯的领导风格和工作作风。翻看毛泽东的文章,研读他的讲话,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关于干部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毛泽东几乎不厌其烦地讲了一生。

　　民主革命时期,在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建立人民政权、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始终把干部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原则,反复提及。他多次提醒,“当干部的首先要放下架子,打破个人英雄主义,忘记自己是什么‘长’”,才能赢得群众的喜欢,密切干群关系。相反,“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他以自己做群众工作的亲身实践为例,不无感慨地说,群众“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不难看出,毛泽东语重心长的话语旨在向干部阐明一个必然的因果联系:干部对待群众的两种相反态度必然带来群众对待干部截然不同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少数干部个人主义膨胀,看不起群众,飞扬跋扈,甚至以粗暴态度对待群众。对此,毛泽东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为了防止这种危险,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就及时提出,力戒骄傲,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务必继续保持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他要求干部不能因为掌握了政权,就可以颐指气使,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群众。这是毛泽东给执政后的各级领导干部打的清醒剂和预防针。此后,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告诫领导干部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程度一次比一次强烈和深入。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从根本上消除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基础,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不分职务,不论岗位,一律平等。就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干部“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但应然不代表实然,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决定上层建筑基础的所有制改变后,人们的平等关系并不会自然出现。苏联就是前车之鉴,它在十月革命后没有解决好这一重大问题,旧的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分离,干部与群众对立。“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

　　为了寻找这条自己的道路,毛泽东作了十分艰辛的探索。1958 年 1 月,在其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特意设置了“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一条,要求领导干部“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

　　他还具体解释说:“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把态度问题与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一道载入党的文件条例中,尚属首次,因而格外引人注目。

　　理论只有彻底才有说服力,才能掌握群众、教育干部。为什么要扫掉官气,追求干群平等呢? 1958 年 5 月 20 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权力不等于真理,“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不仅如此,“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这样,干部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就不单是一个方法问题,更是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因此,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老爷态度,猫鼠关系,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的弊病,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天天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

　　对于那些屡经提醒教育仍不肯觉悟,照旧以恶劣态度对待群众,以致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干部,毛泽东绝不容忍。他尖锐地指出:“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他毫不客气地把这种作风怒斥为“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和“国民党作风”。

　　对这些人,毛泽东严厉警告说:“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到了晚年,他的这种心情变得更为急迫。

　　1967 年九十月间,面对某些领导干部由于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而造成的干群关系紧张局面,他再次发出警告:“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1975 年 4 月 23 日,已经 82 岁高龄的毛泽东尽管重病缠身,写字十分困难,仍用颤抖的手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用以批评那些趾高气昂,不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的领导者。细细品味毛泽东这般终其一生,念念不忘,连续地重复谈论同一个问题,大有深意。

　　作为辩证法的大师,毛泽东善于运用哲学思维分析矛盾问题。就干群关系出现的问题来说,作为一对矛盾,它的主要方面在干部,而干部方面最主要的是态度。真理往往是最朴素的逻辑,你以何种态度对人,人便以何种态度待你。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讲尊卑,论贵贱,目中无人,贡高我慢,人也一定会避而远之。人与人交往如此,干群相处亦然。

　　当然,毛泽东强调态度问题并非忽视和摒弃对改善干群关系的政策、制度、方式、方法的探索。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他的本意是解决方法制度问题首先要解决态度问题。政策、制度、方式、方法固然重要,但态度是这一切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态度的技术探索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毫无疑义,制度和方法对解决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但无论制度还是方法,都要人去制定,又要人去执行。改善干群关系的制度和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由干部制定,又由干部执行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倘若领导干部没有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或者宗旨意识淡薄;没有确立群众至上的观念,把群众当亲人,平等对待群众,真心尊重群众,那么,领导机关所制定的制度和方法就会偏向,执行起来必然走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才强调态度是搞好干群关系的根本问题。

　　追求大本大源,从根本上向人们剖析问题的本质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毛泽东重要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毛泽东“态度、宗旨问题是根本问题”的论断,揭示了干群关系搞不好的本质原因,对于破解当下干群关系的困境富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今天,面对出现的干群矛盾问题,一些人仅仅从技术和方法上找原因,这实在是舍本逐末。不在态度这一根本上下功夫,只在枝节上想办法,无异于沙上建塔,结果一定是丰墙峭址。从根本态度上尊重群众,信任群众,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时刻关心群众冷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疑是改善干群关系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