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学科性质和设置意义

　　在民族国家存在的情况下，一个国家选择的哲学应是作为“国家哲学”而存在的。作为哲学分支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经由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选择，对中国现象进行科学研究，且不断发展、丰富，并逐步走向成熟，最终有了“学”的名分。因此，系统完整准确地论证其内在结构，进而揭示其核心精髓，把握其学科性质，准确定位其作用，对于实现当代中国理论的创新及推动社会现实生活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学科性质

　　考察哲学发展史，可以发现，每一个具有转型特点的时期，都存在着凝聚那个时期丰富的时代信息、反映和塑造那个时代社会特征的重要哲学概念，并且使有关哲学知识的学科经历由一门到多门学科的发展过程，经历从混沌逐渐走向清晰、从零散逐步走向系统、从自发逐渐走向自觉的过程。20 世纪初，中国人学习、内化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射中国问题的“的”，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力图实现社会革命。建国后，它被确立为我国的“国家哲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但取得了一系列哲学上的重大创新成果，真正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尤其当今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使中国塑造出明晰的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完整理论，深化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

　　我国哲学界对国家哲学的内涵还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国家哲学是在一个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是维护国家统治阶级利益的或最核心的意识形态;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哲学是关于国家运行、涉及社会发展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以及规范国家行为、社会生活的方法论。笔者认为，中国国家哲学的内涵是“面对”中国国情、“进入”中国现实的各个领域并广泛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的社会发展( 革命) 学说。这不仅需要对现实和历史文化进行提炼，还需要重视它与当时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变迁之间深刻微妙的互动、关联。

　　关于国家哲学的学科性质一直没有定论，目前的认识主要有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它属于哲学学科。如最早使用“国家哲学”一词的黑格尔认为，它首先属于哲学。从最一般意义上来讲，哲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发展一般规律的学问或学科。但学者的研究背景、研究活动、研究成果及研究经验，使人们对哲学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别，很难对其学科性质给出定论，特别是中国的哲学历来都和其他学科纠缠在一起，渗透在其他学科中。

　　第二种观点认为，它属于科学，但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属性中存在着争议。过去在很大程度上认为科学从属于哲学，现在认为哲学从属于科学。第三种观点认为，它是政治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是具有实用理论形态的规范性学科。

　　2000 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确定为一级学科，由此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第四种观点认为，它是应用学科和理论学科的结合，把许多学科集于一身，去综合成自身的体系。任何一门学科的性质都是与其研究对象密不可分的，研究对象规定学科的体系并决定这门学科的性质特点。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是对中国经验世界的解释，而它的实用( 应用)则把视线直接投向实践。在理性精神的基础上，它包含着对于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具体社会政策的制定，它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以上表明，对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研究引起了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关注，对该学科性质的判断成了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和热点，但第一种观点理解过于宽泛，把特殊性直接看成普遍性。

　　判断一种思想是否是哲学就是看它的立场与方法是否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是否用它来解决革命、建设和发展的各种问题。第二种观点把学科和科学两种不属于同一领域的东西进行对比，是一种错位。建立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必然是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综合发展为研究对象。第三种观点过分强调该学科的价值理性，带有极强的目的色彩。从绝对的意义上说，没有一种科学理论是能与实践相分离的。第四种观点把形而下和形而上绝对化，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在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研究如何有效地表达与实际去实现，它应该是一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的学科。作为理论表达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作为指导实践活动的学科又具有极为鲜明的实践性与应用性。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不仅具有社会学科的身份，而且具有人文学科的身份，是科学与哲学的辩证统一。科学性是它的理论基础，哲学性是它的价值诉求。正如郑荣俭在《试论哲学的性质》中认为，哲学既不可能是纯粹的科学，也不可能是纯粹的人文研究。从本质上说，是人文研究与科学的内在统一。随着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应当站在更高的立场上来思考怎样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相处、和谐发展，使得人文社会科学要更多研究人的生存、活动、本质、价值、意义、个性、发展和追求等，这不能仅仅从“科学”的真假这一单一维度来把握，可以划属哲学的范畴。如果把人的感性活动看成实践的产物进行研究，着眼于某种事实性的存在而表现出客观特征，可将这类学问划入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立足于自然界，获得事实理性，通过一整套客观性原则或标准化规范来对事实本质进行揭示与验证，才会具备人文社会科学特质。因此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既应当属于科学范畴，也属于哲学范畴。

　　总之，中国国家哲学是多年来在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潮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几代中国人理论联系实际创造的成果，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领域。在当代学术之林里，这个学科很需要建立，应把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家作为像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类哲学史上的大家一样来研究。在全球境遇中，中国的理论研究和发展要有国际方位感，但同时更要关注“在地化”，接“地气”，拥有自己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立场和方法，改变以前的研究对“中国哲学”学术话语生成问题语焉不详的状况，让它要很有朝气。

　　二、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学科定位

　　随着哲学学科的发展，许多哲学分支学科如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等，都已独立成为专门的学科。把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有支撑其理论叙事与论证的结构框架及结构元素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设置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现了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为什么要从学科定位角度对它进行归类? 实现其学科适正与学科发展的均衡，一是因为它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二是为了实现它理论的系统化。建立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学科，对其进行定位，有两个方面可以考虑。

　　一是将它归于一级学科“哲学”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二级学科之下，作为其三级学科来看待。哲学作为一门较古老的学科，关于其子学科问题曾被无数个哲学家和思想家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思考过，积累了庞大的学术资源，目前较大的门类有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当代中国国家哲学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国的具体实际为出发点，通过对特定时代中的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走向做总的概括，对中国具体社会发展和现象做研究分析，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努力用中国的话语体系解释中国经验，将其提炼为可供人类借鉴的生存模式。

　　二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个一级学科内将它增设为独立的具有地域性质的二级学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这不是一种理论呼吁，而是中国历史的事实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特质在于它与特定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的内在关联，是一种充满着理想的精神诉求，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上的科学属性，而且具有政治属性，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作为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是必然要同政治发生联系的，同时，中国的发展又可以不断增强该学科的生命力。

　　由以上异见可知，当代中国国家哲学作为一个学科还处于未完成状态，是一门新兴的、正在建设中的学科，许多方面还在探索、草创中，对学科性质还没有形成准确且统一的认识，存在着学科定位不明确、学科边界模糊等问题，很需要对学科的内容、目标及功能做进一步的研究。长期以来，学界内外许多人常常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看作研究的主要任务，而没有把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哲学作为理论目标。因此，需要进一步提高学科建设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进而提升学界和社会对该学科的尊重和认同度。

　　从当代世界高等教育课程的发展趋势来看，各国都大力提倡课程设置综合化，普遍用“学习领域”代替“学科”的概念，开设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类课程。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所关注的对象，不仅包括中国的具体实际研究，而且包括理论层面上的创新。国家哲学既需要把人与社会当作一种既成的客观事实加以研究，又需要把人与社会当作一种抽象的存在物加以观察，通过科学的真理性与哲学的价值性的统一，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有效发展。

　　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独立的特征，其判断标准，一是内容的专门性，二是对象选择的成熟性，三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四是从理论形态上把握认识。由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附载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之中，从内容到对象，从研究方法到理论形态，这门学科体现了客观性、真理性和科学性，笔者认为，它应该定位在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之下。由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为学科范畴，应当定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二级学科。

　　三、设置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学科的意义

　　历史地看，任何一门学科一旦获得了它自身的科学形态，就会得到飞速发展。新哲学学科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对原有哲学学科的替代，而是彼此竞合、相互借鉴和适应，最终呈现出所谓的“共同演进和共同生存”。因为在社会进程、学科发展和教育体系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设置综合学科，就是要把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生活等研究有机结合在一起，造成一种精神上高度自由，熏陶高尚情操，树立立身处世的态度。

　　国家哲学这门学科的知识架构具有系统性，研究者只有明白自己可以做什么，什么问题的探索是有意义的，才能感受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寻找到自己可能适合的位置。思想和理论如果没有现实来支撑就没有根基，就会显得苍白、肤浅，理论探讨与我们的时代生活血肉相连，甚至可以直接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变革，但我们为研究而研究的“书斋化”倾向比较明显。目前国内对哲学的研究表现为典型“教科书模式”和“以原理裁剪文本和思想”。当代中国国家哲学不可能成为纯粹意义上的经验科学理论，而是要即时地为人们解决现实生活世界的问题服务。这当然需要从典籍里去寻找智慧、历史地把握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多样形态，但绝不能沦为实用主义的工具，不能使它成为“运用解释的解释”，但当前需要对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所是何物、所求何是做准确认知，自觉意识到本身的局限性，主动创造条件，自觉介入对当下中国现实的阐释。阐释不仅仅是描述某个东西，实际上还包含着一整套观念性的东西，研究要真正体现当代中国人对发展等问题的理解和反思，全面融入其表达的体系里面。当前研究者要以开阔的生活视野、丰富的生活阅历以及深沉的文化思考和生命感悟，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华民族的生存境遇及其发展规律做深入调查，深入探讨，在中国社会进程中哲学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具体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社会作用，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合理因素，提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因素，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国家哲学。

　　在教育方面，不同的学科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或不同的价值。哲学不是通过教科书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里弄懂相关原理并立即获得实际的利益。用来导引人们的思想，这既需要利用其科学，又需要利用其人文性。“对于各级干部来说，一方面要努力学习，掌握社会主义国家哲学; 另一方面要结合实际，把它运用于自己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中去”。中国人民用“当代中国国家哲学”这个概念及学科的内涵和内容、生发的内在性平面、构成要素和辩证运动的研究就可以透视社会。这需要把设置该学科纳入到国家管理体制，做好基础性工作，从学者普及到民众，造成一种价值，起到一种指导作用，成为我们做人、做事包括做学问之道。

　　在实践方面，国家哲学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运动，不只是培养“为知识而知识”的人。

　　冯友兰在《新理学》中说: “哲学，和其它各门知识一样，必须以经验为出发点。哲学，特别是形上学，它的用处不是增加实际的知识，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繁荣与发展有赖于亿万人民群众学习和实践。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时代和民族提供核心的价值观、新的思维方式和信念，更在于使它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间构成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关系。

　　当前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既不是远古时代的，也不是前现代的，而是嵌入于工业文明之中，奠基于人类自身主体能力充分开发与彰显的基础之上的，是生活本身已经内涵了必然被超越的“现实”。

　　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明确其怎样朝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方向发展。对于人生而言，哲学是“慧根”是悟性，决定着我们自己的本性、素质和能力; 社会的要求，不仅在于我们掌握了怎样的哲学，而且在于他们是否接受了某种哲学的思维方式，并有将这种思维方式转换到自己的日常工作之中的能力。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是我们对中国社会所有有形事物的抽象、概括，是一种更好的表达方式、理解方式，我们每个人都从不同方面、不同层面这样那样地与其相关联，如果我们把握了这个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就能够以不同方式使之成为有思想的实践、生活的一部分，通过内化为素质，外见诸行动，其研究将会不断地取得重要成果，逐渐被建设成为一门确切意义上的、比较成熟的学科，在推进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与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中迎来自己的新生与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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