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推广论”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缺陷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来看，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持续讨论和争议的重要话题。由此也反映出这个问题本身的极度重要性。简单来说，能否正确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原像，从根本上关涉对马克思哲学本质和功能的理解和把握。此种内在相关性无疑充分地体现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奠基于“推广论”的模式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并由此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的内在架构。而由于“推广论”的理解模式从根本上消解了实践原则在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不可避免地偏离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深刻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推广论”理解模式所造成的缺陷，恢复实践原则在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应有地位，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与传播无疑具有前提性的意义和作用。

　　一、以“推广论”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缺陷

　　“推广论”不仅是苏联学者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之产生的基本模式，同时也是他们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键所在。早在20世纪20年代，“推广论”的理解模式已经初见雏形。虽然布哈林———苏联最早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著名理论家之一———以“历史唯物主义”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但其在具体内容的阐释上无疑已经贯彻了“推广论”的理解模式。布哈林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最完整的唯物主义理论，他们把唯物主义学说推广应用于社会科学，从而把唯心主义赶出它的最后藏身之所。”

　　紧接着，阿多拉茨基在1923年的《卡尔·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一文中论及唯物史观的形成史时也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功绩在于把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运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并在该文中按照“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和“历史理论”“二分”的结构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

　　总体来看，20世纪20年代苏联学界尚未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明确界分。这一步到30年代才最终完成。它经由米丁等人明确贯彻“推广运用”的理解模式，即强调“史的唯物论是辩证法唯物论之特殊的运用”，从而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发展起来，它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界限也更清楚了”。

　　稍后，这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照“推广论”的理解模式“劈分”为两个部分之“加和”的做法在斯大林理论体系中得到“定形”，并几乎影响了此后整个苏联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性理解，直到1981年由康斯坦丁诺夫等人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理论》也同样贯彻了这一理解模式。

　　按照“推广论”的模式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认为马克思首先基于对自然领域的辩证理解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将其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即“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生活，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由此，马克思把“唯心主义”从其最后的“避难所”中赶了出去，实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此而言，苏联学者基于“推广论”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必定会得出“二次革命”的结论，即马克思首先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世界观的革命，然后将其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实现了历史观的革命。

　　但无论是哪一次革命，都遮蔽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蕴，因为两者都无一例外地消解了“实践原则”在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就世界观革命而言，“推广论”将“辩证唯物主义”视为对“纯粹自然”进行理论研究的结果，而如果说“实践”是人类历史由以发生的现实基础，那么其创立原则上是不需要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

　　而从“推广论”对马克思世界观革命的具体理解，即将辩证唯物主义视为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合理内涵”进行唯物主义的“颠倒”，即“发展了旧唯物主义的基本论点”来看，实践在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奠基性作用丝毫没有得到凸显。而就“推广论”对马克思所实现的历史观革命的理解而言，其结果同样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就不再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而是变成了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一般原理的纯粹逻辑推论。正因如此，苏联学者在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过程中虽然强调必须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但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正是由于不能将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建立在“实践原则”的基础上，“推广论”的理解模式不可避免地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具体来说，此种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歪曲了马克思基于实践解释原则对哲学对象的全新界定。在“推广论”的理解模式中，苏联学者普遍将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界定为对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之普遍适用的一般规律的研究。此种理解不仅消弭了马克思哲学作为“哲学”与科学的根本差别，而且不可避免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拖回到其通过根本性的变革而超越了的一切“旧哲学”之中。就前者而言，正如康斯坦丁诺夫等人所言：“哲学和各种专门科学都研究着同一个世界。但哲学所研究的联系和关系，要比只研究某一个别现象领域的专门科学所研究的，更为一般。”

　　这样一来，哲学与科学的差别仅仅只是被归结为研究范围的不同，而非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学科之间的原则性差异；就后者而言，此种理解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塑造成了洞察万事万物之普遍规律的“科学的科学”。如果说一切旧哲学总是力图在寻求万物之“根”的基础上建构据以把握了这个世界的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那么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则通过哲学革命结束了此种“哲学”。

　　其次，“推广论”的模式对马克思“理论形成史”的理解遮蔽了马克思哲学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的独特性质。换句话说，在此种理解模式下，马克思哲学被塑造成仅仅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推广论”认为先于人类历史而产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发现了整个世界的“一般运动规律”，“科学的哲学方法的依据，就是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发展规律运用于认识。而有关这些规律的知识，是由辩证唯物主义提供”。而将这些“最一般发展规律”推广运用于人类历史时，就可以形成把握了整个人类历史“最一般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此种理解中，人的地位和作用全然在理论考察的范围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变成了只是研究存在和存在运动规律的“本体论”哲学。而如果说人的实践活动是“改造世界”的唯一力量，那么，此种剔除了人的地位和作用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则必定蜕变为马克思所批判的“仅仅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

　　综上所述，苏联学者的“推广论”模式由于彻底摒弃了实践原则在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不可避免地偏离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苏联学者的偏离提醒我们，要真正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蕴，必须将对此问题的理解牢牢地奠基于“实践原则”的基础之上。

　　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原像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恩格斯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史来源时指出：“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其中，以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这里的“直接”所强调的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作为西方哲学发展的最高峰与马克思哲学的创立时间最接近，更为根本的是，德国古典哲学蕴藏着马克思哲学革命由以发生的核心原则，亦即实践原则。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一原则还是以抽象精神的形式体现出来。对此，施密特曾经指出：“随着历史进入现代，人类外部的自然存在已越来越归于人类社会的准备活动的一个环节。对这样一个事实，在哲学上的反思是：客观性的种种规定越来越纳入主观之中。以至在康德之后所完成的思辨中，被全部吸收到主观性中去了。因此，在黑格尔那里，生产过程就其整体来说，仍然是精神的一种作用，尽管在个别细节上他还是显示了他的非凡的洞察力。”

　　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已然凸显了实践原则在认识论中的核心作用。对于这一革命的核心要义，康德指出：“人们一向假定我们的一切知识必须符合于对象，……。因此，我们必须尝试一下，如果我们认定对象必须符合我们的知识，看看在形而上学中这样做，我们会不会有更多的成就。”

　　这段话的精神实质就是不再将对象视为外在于主体的独立自主的东西，而是将其把握为主体活动的产物。但是，康德并未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而是留下了一个理性无法触及的“物自体”领域。这一步为费希特所克服。通过将自我意识作为根本出发点，并赋予“自我”以本原行动的力量，费希特以彻底唯心主义的方式实现了主客体的内在统一。但是，在黑格尔看来，费希特仅仅只是在“信仰”中实现了自我与非我的统一，而其论证的方式仅仅只是一种外在性的论证方式，即“以一种非理念的（非辩证的）的方式为根据，由一个规定性是必然的而推出另一个规定性也是必然的。把自我与一个他物相联系，而他物又与一个他物相联系，如此递进，以至无穷”，从而陷入了一种无穷递进的恶无限性之中。黑格尔认识到，要克服费希特的缺陷，必须将其所持的“有限性自我”塑造成一种“无限的自我”，也就是“绝对精神”，而它的根本特质就在于已然潜在地实现了“主客体”的内在统一。但“原始的或直接的统一性，就其本身而言，则不是绝对的真理”，为此，它必须通过自我异化行动实现内在的发展，并最终在人的自我意识中实现自我，即达到主体与客体之历史发展了的内在统一。

　　通过上文简单的梳理可知，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作为其逻辑递进结果的黑格尔哲学已然确立了实践原则在建构哲学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并由此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评价。马克思在评价黑格尔时指出，“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但是，由于“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以至于“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即由主体通过异化劳动所实现的发展历程变成了抽象的主体“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

　　为此，必须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中所蕴藏的实践原则进行改造。但是，马克思所实行的此种改造绝非如“推广论”所认为的是以抽象的物质置换抽象的精神。

　　恩格斯说过：“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既然如此，当践行此种置换时，势必会陷入马克思所言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实际上，当马克思强调黑格尔哲学对“主语”与“谓语”的颠倒时，其具体所指乃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语、象征”，因此，即使要用“颠倒”的隐喻来说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那么它乃是要确立“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以及由二者的交互关系所构成的现实历史过程的基础性地位。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将对世界的认识奠基于全新的实践原则基础之上，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通达现实的历史过程，因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产过程”。

　　从本质上来看，这一全新的实践原则就是“感性实践活动”原则，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一定的个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的生产活动。在蕴含着马克思新世界观萌芽的第一篇文献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也“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这段论述告诉我们，正是由于确立了实践原则在解释世界上的基础性地位，才造成了马克思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独特性所在。

　　首先，这种独特性体现在马克思基于实践解释原则对哲学对象的全新界定上。与“推广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界定为对整个世界之最一般规律的研究根本不同，马克思将其所创立的哲学对象界定为“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而由于实践活动中本身内涵着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内在关系，那么，将哲学的对象界定为对“实践活动”的描述，实际上是强调要以实践为基础重新解答哲学的基本问题。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其次，这种独特性还体现在马克思基于实践解释原则超越了一切“仅仅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并由此走向了“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将以前的一切旧哲学定性为“仅仅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之所以如此，唯在于它们完全脱离了感性实践活动去“解释”世界，并将解释世界由以出发的前提界定为外在于人的抽象“本体”。而由于“本体”自身的绝对性和非历史性，因此建立在这种“本体”基础上的理论体系最终必定陷入对解释对象之现状的维护之中，从而不可能达致“改变世界”的哲学。虽然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并将其贯彻到哲学体系的建构之中，但由于其所唯一承认的只是“精神的劳动”，这种“劳动”所体现的历史过程仅仅只是局限于思维内部的过程，所以其哲学基于“实践原则”所激发出来的革命精神仅仅只是体现在“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因而就其实质而言，仍然只是“虚假的实证主义”。而通过确立具体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在解释世界中的基础性地位，或者说通过将哲学的对象界定为对感性实践活动及其发展过程的描述，马克思彻底改变了哲学的功能。正如孙正聿教授所言：马克思的“‘改变世界’新哲学，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哲学，是一种实践论的‘世界观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变革”。

　　综上所述，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关键在于确立了“实践原则”在解释世界中的核心作用，并由这一原则而形成了不同于一切旧哲学的精神实质。深刻领会这一变革的要义，对于合理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具有原则性的重要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与传播

　　我们还是从苏联学者基于“推广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谈起。以教科书形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并以此解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谓是苏联学者的首创。就这一做法本身而言，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为了“使一般人能够理解”它的辩证法，曾写信给恩格斯，说其原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发现的辩证法中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同样，恩格斯曾针对《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写信给马克思，“由于你把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放在应有的地位和正确的联系之中，因此完满地使这些问题变得简单和相当清楚”，从而也为其广泛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就此而言，苏联学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做法无疑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事业的继续，并由此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传播。

　　但正如上文所述，由于“推广论”彻底消解了“实践原则”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从而造成了哲学体系自身的种种缺陷。日本学者广松涉指出，“推广论”的理解模式“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既成的诸体系相为伍，作为以教科书的形式进行叙述的一种工具，也许比较方便。但是，这样做很容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图产生误解”。例如，这一构图割裂了“自然”和“历史”基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关联，从而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从而“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论断。这一构图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正如施密特所言：“若要弄清马克思所说的唯物主义，并弄清究竟有什么理由值得把这种唯物主义叫做辩证法的，那末人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上去。”

　　更为关键的是，如果说马克思之为“改变世界”的哲学唯在于确立了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全新使命，那么，“推广论”对实践原则的根本消解势必会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塑造成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此种违背在形式上的表现则是，苏联教科书普遍贯穿着一般原理加各种说明实例的阐述方式，其所造成的后果则是体系的发展变成了说明实例的不断更新，而一般原理则无实质性的发展，这就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他们的理论原理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精神。

　　苏联学者基于“推广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缺陷告诉我们，唯有彻底恢复实践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根本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根本出发点，才能建构符合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的理论体系。对此，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曾经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

　　这段话绝非表明恩格斯反对体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曾经明确指出：“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的关键在于，恩格斯所反对的是那种脱离了实践活动“创造体系”的做法，换句话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符合其精神实质的理论建构必须建立在现实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

　　这里我们不可能基于实践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进行全面的论述，而只能举几个方面的例子略作说明。首先，以物质实践为基础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克服苏联学者在回答哲学基本问题上的抽象性。苏联学者基于简单的颠倒，反转了唯心主义关于“精神决定物质”的原则，确立了“物质决定精神”的原则，但就其实质而言，无疑只是对旧唯物主义原则的复归，无法凸显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基于实践活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的历史的回答。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而由于物质实践总是历史的具体的实践，从而以此为基础对“意识”的把握便也只能是具体历史的意识，对此，马克思用“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作为明确说明。这样一来，思维和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因奠基于实践基础之上而获得了具体性的内涵。

　　哲学基本问题之为“基本”，其关键在于它必须要能贯彻到哲学的全部内容之中。在苏联的教科书中，哲学基本问题的阐述一般仅仅放置在“导论”中，正文部分则将其丢在一边。其根源在于，由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化，即将其对象阐释为对外在于人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的把握，所以哲学的基本问题实际上被消解了。实际上，通过将“实践原则”确立为解答哲学基本问题的立足点，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哲学基本问题在其哲学全部内容之中的贯彻。我们按照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划分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本体论而言，马克思彻底改变了一切旧哲学将外在于人的抽象存在及其发展确立为哲学本体的做法，形成了主体或意识中介下的客观物质实践及其运动过程的新本体论；就认识论而言，马克思彻底改变了一切旧哲学从抽象的本体（物质或者精神）出发演绎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的做法，形成了将一切对象纳入物质实践之中予以把握的新认识论；就方法论而言，马克思彻底改变了以纯粹的概念演绎构筑辩证法体系的做法，形成了把握物质实践矛盾运动过程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因共同贯彻了基于实践原则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从而构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这样一来，便可以彻底打破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二元划分，从而走向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由于实践原则的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便形成了基于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开放性品质，这就打破了仅仅只是通过搜集新的实例来说明一般原理的表面化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实践原则作为体现人的能动性的原则，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贯彻，势必会凸显人的能动性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还归人的地位和作用的本来面目。这就彻底克服了苏联学者基于“推广论”的理解模式，即其首先将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对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的把握，然后按照对自然规律的理解来推论历史唯物主义把握历史规律的基本内容，以至于人类历史完全变成了一个为“内在必然性”所操控的过程。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及其功能行使而言，这两者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实践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才能真正发挥其引领时代的范导性作用，同样，只有凸显了人的能动性作用，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改造世界”的主旨。

　　参考文献：
　　[1][苏联]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2][苏联]阿多拉茨基.阿多拉茨基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1964.
　　[3]袁贵仁,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历史与现状（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苏联]巴鲁林.当代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趋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5]斯大林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苏联]康斯坦丁诺夫,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