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观念的认识

　　题目：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观念的认识

　　目录
　　
　　摘要（详见正文）
　　
　　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领导权”的观点 
　　
　　三、文化领导权在现代社会 
　　
　　参考文献
　　

　　以下是论文正文
 

　　【摘要】 葛兰西的政治生涯和政治生活造就了他独树一帜的理论家地位。尤其是在1926年被当时的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逮捕后，在狱中，他以惊人的毅力和敏锐的思维写下了32本2000多页的札记，被整理后，以《狱中札记》出版。他的“文化领导权”是在西欧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贯穿着葛兰西对东方与西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文化战略与政治战略及其关系的深刻思考，构成了葛兰西总体性革命战略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 国家；市民社会；政治战略  
　　
　　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了很多的关注。而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中的重要一员，他的思想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其中，以他提出的“文化领导权”最为引人注目。   
　　
　　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 
　　
　　十月革命后，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使得葛兰西注意到西方国家与俄国社会结构的不同，从而把寻找和建立适用于西方的革命战略作为思考的中心。革命前的俄国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留有大量的封建残余，国家就是一切，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沙皇的手中，而市民社会则处于一种萌芽的状态，市民社会对于国家的影响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国家与实名社会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国家开始变动，市民社会这个相对稳固的结构将开始维持正常的社会活动。葛兰西以战争作喻：政治社会只是前进的堑壕，在它后面还有坚固的工事和地堡，猛烈的炮击只摧毁了外线工事，工事后面还有一道十分坚固的防线。这表明，社会革命所面对的不仅是政治国家， 还有市民社会。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夺取政权在东方可以一举成功，但接踵而来的是空前激烈的斗争。在西方，“这些斗争将提前发生，因此问题在于，市民社会的抵抗究竟是在图谋夺取政权之前还是之后；夺取政权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生”+葛兰西断言，西方国家的革命不能够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采用单纯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对资产阶级建立的国家采取正面的斗 争，而应当先在意识文化领域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并且逐步扩大影响力，夺取在意识文化领域的主导权，赢得市民社会的支持。然后才能使革命成功。 
　　
　　在葛兰西那里，“国家”一词主要有两种意义，一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即市民社会，一是特殊意义上的国家，即与市民社会相对的政治社会。在市民社会中, 权力体现为“通过教会、工会或学校等所谓民间组织行使的、某一社会集团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权”，而在政治社会中，权力的表达式则是“用以控制民众使之与一定类型的生产和经济相适应的专政或其他强制机构”。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同属于上层建筑，对社会起到指挥、领导的作用，但后者实行强制、统治和暴力，前者作为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由于在方式选择上的不同，市民社会的统治要基于被统治者的积极同意，而政治社会则不要求被统治者同意，他凭借的是其所表现出来的强制力来统治被统治阶级。由此可见，统治与领导权构成了权力关系的两种基本形式。它们虽然本质上都表征着权力关系，但前者是强制的, 后者则建立在市民同意的基础上，是非强制的。葛兰西认为，国家统治的基本方式不能仅依靠强制和暴力， 它还必须有为民众认同的伦理基础和社会共识，这个基础和共识就是他所说的市民社会或道德国家、文化国家。这是因为，不同于政治社会的统治权, 文化领导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权力，要以市民社会的“接受”和“同意”为前提。这样一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就不是单纯的统治关系和支配关系，“‘领导权’的每一种关系必然地是种教育关系”。传统政治学往往关注政治社会，实际上，“国家= 政治社会+ 市民社会”，或者说，国家是“受强制盔甲保护的领导权”；在历史的发展中，国家的强制因素将会逐渐的消逝，而市民社会因素则会不断地增强。 
　　
　　从葛兰西的着作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他对于政治社会、市民社会以及政治权力和“文化领导权”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很透彻。他的理解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的结构和统治构成，并且找出了在社会生活中隐藏在政治权力下的文化领导权，指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并且从他对于权利社会关系的理解出发，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和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提出了批评，在葛兰西看来，各个国家有自己不同风俗习惯和社会构成，各国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对抗资本主义政府，从政治、经济、文化这些更广泛的层面上去制定总体性的革命策略，要明白阶级意识在革命中的作用。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不是 国家的组成部分而是国家两种形式中的一种，是上层建筑中的重要层面。 
　　
　　葛兰西从社会结构上研究，东方的俄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政治结构上是有着巨大的差异的，这就要求了在西方不能像俄国十月革命一样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宠幸思考西方革命的战略问题。西方国家中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特殊关系，尤其是市民社会的强大和在闽家生活中相对于政治社会更为重要的作用，使葛兰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个社会集团应当而且必须在取得政权之前夺取“领导权”。不同于作为行使政权之方法的强制性统治，“领导权”不仅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本条件，而且是一种保障以广泛认同为基础的政权之稳定性的方法。这就是文化领导权。 
　　
　　在葛兰西看来，文化是根植于人的实践的，它不仅表达了人的信仰和信念，而且还通过思想进而控制了人的行为也就是行使其“领导权”。所以说，文化领导权是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因素，同时也是其他统治权力存在发展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国家不仅仅是政治的，同时也是伦理的和文化的。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均衡的产物，它有政治社会强制性的统治也有为这种强制性统治提供思想和手段的领导权。监狱和学校，乍一看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监狱是“消极的教育机构”，而学校则是“积极的教育机构”，它们都是国家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 
　　
　　强调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思想的重要主题。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统治集团，确立任何一种秩序，不仅仅要求有强大的暴力机关，还要求被统治者接受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比如说在中国满清入关后要求汉人剃发，要求不准穿汉服，然后才进行他们自己的各种统治。这就是在文化上先要将汉人的世界观改成满人的世界观，然后才开始实行自己的统治。不仅在古代，在现代，比方说二战前期的纳粹德国都是这样的情况。而在现代这种文化极度发达的时代，权利语言通过各种文化事业（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入到市民社会中，进而渗透到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就像西方社会的统治阶级一般不是通过暴力要求民众去做什么，而是通过各种传媒或者是学校等将它们的价值观慢慢地传播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这种渗透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由文化事业以及知识分子去实现的，目的就是然被统治民众通过文化自觉认同统治阶级的政治领导权，认同其合法性。正因为如此，在革命的时候，针对的不仅仅是国家机器，还包括 根植于民众心中的那种文化认同。所以，在西方革命时，革命党人要首先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并逐渐渗透到被统治者的思想中来取代资产阶级的观念。 
　　
　　葛兰西指出了国家具有强制服从与自愿服从的双重特征，但他没有把这两方面分离开来，更没有否认前一方面。在他看来，在统治权力的行使中，这两种手段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任何一个国家或政权都不可能仅凭其强制性权力或人民的“同意”来维持其存在。正是这种自愿服从构成了统治阶级的合法基础。而统治阶级要让被统治阶级自愿服从，那么首先要让被统治阶级与自己有同样的观念，否则阶级间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通过文化领导权训导民众，市民中接受自己的观点，进而同意他们的政治上的要求。因此，文化领导权是十分重要的，在建立新的政权时也一定要建立起新的文化体系。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葛兰西为什么那么关注文化霸权的问题以及不同阶级在思想文化上的斗争。葛兰西提出“文化领导权”概念最重要的出发点是解决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危机，而其最根本的动机则是表明了在西方革命的防线和任务。在葛兰西看来，只有在文化上发力，战胜资本主义文化，打破资本主义文化的霸权，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能获得广泛认同，革命也将会比较容易进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发展文化并不懈传播，不断提高民众的智力水平，改变他们被资本主义灌输的观念。第二国际的失败就是因为工人运动无法抵御本国文化领导权的渗透。 
　　
　　文化领导权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到无产阶级的手中的，而是要经过不断的努力。因此，葛兰西很关注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中的作用。在他看来，知识界与生产界之间“绝不是基本社会集团所具有的直接的相互关系”，知识分子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运作者，有着建立起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政治职能。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要做到是的在社会中认同他创造出来的文化，以利于统治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进而民众资源同意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统治阶级的世界观通过知识分子传播成为整个社会的常识。而革命的知识分子则要揭穿统治阶级的具有欺骗性质的意识形态，建立起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在进行其战略构想的同时，批判了经济主义的各种表达式。在他看来，经济主义“对各种意志表现，对积极行动，对政治和精神的苗创所抱的态度是奇 怪的，好像它们全不是经济必然性的有机产物，而且更有甚者不是唯一的有效的经济表现”。他认为，由于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巨大影响，群众的思想意识始终落后于其经济状况，因此，“在一定时机内，经济冈素自动引起的运动会由于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迟缓下来，会受到阻止，或者甚至会在刹那间被消灭掉。由此就产生了进行有意识的和目的明确的斗争的必要性必须始终掌握主动权，以便使经济运动摆脱传统政治的桎梏，也就是改变一定力量的政治方向，必须把这种力童吸收到自己方面来建立新的、团结一致的历史联盟”。 
　　
　　但是，葛兰西对于经济主义的批判，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调整及对思想文化的重视并不是要求我们忽视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一切的根本，是不可缺少的。葛兰西知识将视野扩大到更广泛的层面，强调关注渗透到民族共同体的一般文化精神中的权力语言，强调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把夺取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作为夺取回家权力之必要条件的同时，也指出了文化领导权及相关战略问题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内在联系：“无可争沦的是：领导权的前提是要考虑那毕行将被领导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和倾向，是要产生一定的妥协的均势，也就是领导集团要做经济团体性质的牺牲。同样无可争论的是：这种牺牲和这种妥协不能触动基础，因为如果领导权是伦理——政治的，那么它也就不能不是经济的，因而做为它的基础的不能不是领导集团在有决定性的经济活动方面所执行的那种有决定性的职能。”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领导权”的观点 
　　
　　二战后，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葛兰西的影响越来越大，他的各个观点都受到各国思想界的重视。葛兰西被作为西方马克主义的先驱者，在实践领域被视为“欧洲共产主义”的精神领袖。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般倾向于模糊理论与实践的界限，强调文化研究或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解决政治问题的重要途径和首要任务。这种思想体现了20世纪后期，面对政治形势的急剧演变，西方左翼的失望和退缩，即从其思想前辈的政治批判、经济批判转向文化批判，关注文化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他们虽然强调最好把“文化研究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实际上却把文化分析泛化，进而以文化分析取代政治分析和经济分析， 以阐论代替实践。从而完成其文化主义、理论主义转向。 
　　
　　从当今的现实来看，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被用在了很多的地方，有很多哲学家的理论中都有文化领导权的身影，比如说福柯对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探讨；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的建立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其实是一个权力问题。这一点与后来的那些解构主义者（例如米歇尔·福柯和爱德华·萨义德）的策略颇为相似。但后者更着重于在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内部寻找对它不利的东西，从而使其从内部坍塌，而前者是通过“分子入侵”来腐蚀其核心，从而使其在外部压力下坍塌。  虽然文化领导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释了资本主义统治人民，获得政治权力的方法，但因为时代的问题，并没有受到当时的苏共以及国际共产党人的重。而在战后苏联也没有意识到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不进行文化发展，反而实行一种高压政治，凭借国家机器获得绝对的政治权力。反而是西方充分发挥文化领导权的优势，通过文化等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是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与人民观念越来越远，最终导致国家的崩溃。所以文化领导权在当今是相当重要的一项权利。   
　　
　　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葛兰西希望的是解构资本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领带全，而不是将文化领导权彻底否定。这与当代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念不同。首先文化领导权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因为这源于民众的思想认同，消灭文化领导权等同于消灭民众的共同价值认识，世界观，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再者，彻底否定文化领导权是将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从整个革命总体战略中割裂开来，将文化战略与政治战略等同看待。这种看大是不对的，文化战略即夺取文化领导权只是在思想上，文化上对于政治战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革命必须通过政治革命发起，而革命最终成功则要依靠文化战略来保障。   
　　
　　三、文化领导权在现代社会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诞生于一次大战后，虽然距今有近一百年的时间了，共产主义所面临的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变，社会环境也比以前变化了很多。但 是文化领导权理论依然是共产主义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在当今的世界也有着很广泛的应用。  以前苏联的分裂为例，前苏联分裂的根本原因虽然是其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但是西方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也是比较重要的因素。西方国家也知道在现在的社会较之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以前那样只要打败自己的敌人，占领了一块土地，用武力威迫就能使民众听从自己的命令的纯政治性的征服，人民有了自己的思想，如果不在精神思想上领导他们，实际的统治就不会怎样太安定。西方国家针对苏联，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宣传资本主义的理念，从文化上逐渐侵略了整个苏联，虽然当时苏联的文化生活是很不丰富，所有的作品都是包含着一定的思想才能展出，人民在得不到文化上的满足转而寻求资本主义的文化，逐渐的被资本主义的思想领导，这也是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抗，就像是理所当然的一样。 
　　
　　在我国也同样的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网络这样的新生文化传播载体上宣传一些反共产主义以及赞赏资本主义的观点。从葛兰西的观点出发，这样的知识分子就属于旧的知识分子，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破坏共产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够直接用行政的手段去制止，而应该用高素质的有机知识分子去与他们作辩论，通过这样一种传播文化的方式争取民众的认同，从源头断绝落后的思想在社会上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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