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新进展及其突破

　　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与此相应,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马克思文本再研究的历史任务———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全面准确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成为当今中国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广泛性及其对全球经济社会格局的重大影响,赋予了我们研究马克思文本以重要的现实基础和实践依托;另一方面,基于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的马克思文本学研究,还可以对我们理解和解释21世纪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一个经济学哲学的背景和参照。

　　一、经典著作研究与马克思文本学的发生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主义已走过150年的发展历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传播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文本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载体,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诞生和传播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与文本学研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是马克思文本的再研究与解读。因为从传播学角度来说,任何一个文本的传播都不可避免地涉及读者对作者文本的再解读。然而,由于客观的历史原因,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这方面则有所不足,在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近百年的时间中都是通过二手文献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五四运动期间主要是通过日本学者翻译的文本,“日本是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渠道”,后来则是通过苏联学者的教科书体系,“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初走过了一段“苏联化”历史。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苏联派出专家指导帮助我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教学研究与队伍建设。当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体上是跟着苏联走,苏联研究什么问题,我们就研究什么问题”。真正地接触和直接面对马克思的文本,从而提出中国人自己对马克思哲学、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的阐释,则只在改革开放后这短短的30余年时间里。

　　与中国学界不同的是,国外理论界由于文本文献资料以及社会历史条件方面的优势,很早就接触到了马克思的一手文献,其理论研究一开始就是直接面对马克思的文本,从而发展出一系列的理论思潮:一是列宁领导下的前苏联用重金从欧洲购得一批马克思的文本并组织学者进行研究;二是第二国际对马克思资本论手稿的研究;三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文化政治批判理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虽然以马克思的文本为主要依据,但其立场和出发点存在重大问题:前者是站在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后者是站在单纯的文化政治学批判立场,缺乏社会历史实践内涵。而前苏联基于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成果虽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远不能适应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建设需求,笔者认为其理论研究应当是中国学界自己独立地面对马克思的文本,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为根基,走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之路。

　　然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来说,我们是通过“中介”而非直接面对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先是日本(直到今天,我们关于马克思思想的许多重要术语的翻译仍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后是苏联(最为典型的是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理论体系的理解一直无法摆脱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由此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实际并不是一个“本真”的马克思,而是“打了折扣”的马克思。

　　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中的这些独特历史与现实背景,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研究和解读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此外,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的一百五十多年间,受到许多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意识形态漫骂,有许多是通过精心的学术包装、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依托马克思的文本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些挑战,我们只有深入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才能给予有力回应。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文本研究”是一个受西方解释学影响的产物,也就是说,文本研究其实一是个西方的话语,其本土化的话语便是我们过去所说的“经典著作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在大学中设立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研究机构以及195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出版后,中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开始摆脱了革命年代单纯的宣传功能,学术研究功能开始凸显。然而不久便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一学术研究进程不得不中断。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学界独立地直面马克思文本的学术发展进程始于改革开放,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深入,中国学者对待马恩经典著作的研究方法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框架,从到“经典著作研究”到“文本研究”这一提法的变化本身就说明了研究框架的变化:经典带有信仰的成分,而文本则是一个客观的对象。正是从“经典著作研究”到“文本研究”的研究范式转变,对于当代中国学者来说,“文本研究”成为了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手段。

　　由于研究框架的变化,上世纪90以来,中国学界在文本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在版本分析、文献研究、文本解读等方面均有所突破。总的来说,目前国内学界在马克思文献资料整理、编辑、出版以及马克思文本研究与思想研究两方面齐头并进,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一是马克思文献整理研究机构的成立与马恩文献资料的编辑出版。从1995年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陆续编译出版。此外还有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一系列文献的出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可行的文本依据,对马克思文本研究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许多高校与科研院所都组织相关学者加强研究和收集文献资料,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加大了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力度。二是国内学界进行了具有学理性深度的文本学研究。在马恩文献的编译出版的同时,文本研究也齐头并进,出现了以《回到马克思》为代表的文本研究论著。三是关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方法论前提的反思,如张一兵的《方法的前置与自觉:马克思何以呈现》、聂锦芳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再省思》、丰子义的《如何看待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等都对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方法论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学界对外学术交流活动的逐渐开展,对国外“马克思学”前沿动态以及对国际学界对MEGA2的研究,在资料价值和分析深度方面都取得一定进展。

　　二、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新进展与存在问题

　　总体上看,以上这些基于对马克思重要文本的重新解读的代表性论著和论文问世,使中国学界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束缚和依赖性,大大推进了中国人自己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理解与把握,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学术研究团体。不过,近些年来关于马克思文本研究取得丰硕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特别是在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结合,并在此基础上的元理论的创新等方面存在一些深层问题没有解决。

　　1.在马克思重要文本研究的所有环节中,《资本论》与经济学手稿的研究不足。正如聂锦芳所说的,“在当代新的境遇下重新研究《资本论》……必须突破把它仅仅看作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哲学上只是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与检验的传统而狭窄的研究思路,要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必须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以及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资本论》无疑是马克思最重要的文本,也是诠释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依据。近年的文本研究中除了少部分论文关涉《资本论》外,总体而言,《资本论》研究进展不大,仍然没有突破过去那种把《资本论》仅仅看作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狭窄研究思路。正如孙承叔所说的,“经济与哲学的关系已经成为学科发展最本质的关系,它不仅影响经济学与哲学,而且影响其他学科的发展。在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由于缺乏这一维度,哲学与经济学依然表现为两张皮,搞经济学的不认为《资本论》是经典经济学,而搞哲学的不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著作。

　　这种分割,不仅表现出近代形而上学分门别类研究的局限,而且严重阻碍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把握。

　　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浑然一体的,只有透过经济学的语句读出他内在的哲学思想,并透过哲学语句读出它内在的经济学基础,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就目前关于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研究进展来说,由于我们没有把马克思宽广的思想视野和历史意识,因而无法理解和全面把握马克思完整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及其所蕴含的深刻哲学意蕴。

　　2.文献考据与理论建构没有有机联系,文本学研究缺乏统一的思考平台,导致各个学者研究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不够,呈现碎片化的现象。中国学界之所以提出“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是因为中国学者需要摆脱前苏联教科书的束缚,走出一个独立的研究之路,但在他们重新研究马克思文本、提出自己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的同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有多少人研究马克思文本,就有多少种关于马克思思想的解读。根据马克思文本中的不同内容,一些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道主义(人学),或者是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等等。目前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是杂乱的甚至是迥异的。还需注意的问题是,中国学界关于马克思的文本学研究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甚至各种西方思潮的影响,因而文本研究呈现出各种面貌出来。虽然“西方马克思学及其‘以西解马’解读模式,作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苏联马克思学及其‘以苏解马’解读模式的对立物,至今仍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对它不宜做简单否定。但从根本上来说,它还存在着重大明显的历史局限,而且还是带有根本性的理论局限,我们不应当简单照搬、简单移植,而必须作出富于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根本突破与重大创新!”

　　因而,真正的文本学研究应该注重对马克思文本的历史语境与问题意识的挖掘,把文献考据和义理诠释结合起来,建立统一、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学。

　　3.虽然目前对马克思的文献整理已比较深入,但没有站在当代经济学哲学发展前景上来重新评估和理解马克思的当代价值。虽然有许多学者都对马克思的一些重要文本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但是他们都面临一个进一步突破的难题:如何能够站在当代学术前沿,有效地吸收和消化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来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众所周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吸收了19世纪人类优秀文化的产物,在21世纪的今天,对马克思文本的再研究决不能单纯停留在文献整理和考证的层面,而应当是在有效吸收和消化与之相关的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文本再解读。缺失了这一基础和前提,任何的文本再研究都会成为脱离当代学术发展进程之外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自说自话的所谓“考据”。

　　4.文本研究与现实关注不能兼顾,在文本研究中缺乏对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与阐释。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判断某一部马克思主义文献是否经典不能单纯从文本学角度着眼,而是要结合它的思想内容和结构形式,看它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因此,“重新理解马克思,不仅要认真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文本,而且要深入地领悟理解者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本质。历史性的理解方式崇尚的格言是:不懂得现在,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过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先导马克思的这句话说出了全部理解活动的秘密”。应当把文本依据与历史现实依据有机结合起来,因为只有依据马克思的文本和时代要求来阐发马克思主义,才不会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变得面目全非,从而失去其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就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而言,其现实作用就体现在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以及对未来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预言之上。其中,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二是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这是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人类学笔记中十分重要的主题)。这两个方面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

　　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其实可能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的缺失。上述马克思文本学研究中,最为关键性的问题是:由于上述学者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团体大部分是从哲学的层面来研究马克思的文本,缺乏从政治经济学的层面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解读。众所周知,马克思公开发表的重要文本基本上都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类的著作,如《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资本论》等。可以这样说,缺失了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必然导致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理解的不完整甚至误读。究其原因,可以发现,这一问题的产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特殊的学术分工体制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是由各大学中的哲学系来承担;而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则是由各大学中的经济学系来承担,这就人为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经济学出现专业分工上的分离。再加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由于受“思想淡出、学术兴起”的影响,由于学术研究所强调的专业化分工,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经济学这两个学科越走越远,甚至有分道扬镳的苗头与趋势。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级学科等措施,有效地遏制住了这一苗头,但未能完全扭转这一趋势。

　　为了应对学术分工体制对全面、整体地理解马克思理论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有效地扭转马克思哲学研究与经济学分离的这一趋,我们需要基于最新的文献,打破学科的界限,吸收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在一个更高的理论平台上把经济学与哲学结合起来,展开对马克思文本的再研究,这已成为当下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当务之急。

　　三、马克思文本学研究突破的基础: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范式

　　实际上,从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研究进展来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范式问题已成为目前学界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在实际上,已有许多学者把哲学与经济学等实证科学结合起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必须把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由此来探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从总体上看,自国内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研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以来,直到现在,有不少论文已讨论或涉及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经济学的关系(然而专著很少),这些研究成果注意到了经济学和哲学的内在联系,认识到马克思正是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才使其哲学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迄今为止,一方面还没有一部系统地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梳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经济学哲学范式的论著;另一方面,在已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虽然已经提出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范式问题,但由于没有突破传统的哲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分类,把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理论范式归于部门哲学,即要么当作哲学的分支学科———经济哲学,或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经济学的方法论,还有就是认为是哲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这其中面临的问题是:这些理论定位都没有超越传统哲学和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没有解决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特有的经济学哲学范式同哲学、政治经济学具体学科之间异质性的问题。

　　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性质的争论,实际上都涉及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范式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因为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类的理论,那么它就主要是一种实证科学,而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是一种社会哲学,那么它应当属于哲学的领域。综上来看,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前苏联学者和中国学界,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从根本上都涉及它的基本理论范式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其哲学经济学的关系问题,这既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亟待解决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同时也成为可以进一步探讨、发展或突破的重要理论四、马克思文本学研究突破的关键:重点关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对马克思的重要文本研究方面,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的缺失,导致目前学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手稿的文本学研究不足。在对文献的把握上,国内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经济学范式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文献是少量的马克思早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对于数量庞大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这一最为重要的文献群则缺乏系统和深入解读,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需要系统和丰富的经济学知识;而目前国内哲学界恰恰缺失这方面的知识准备,由此导致这些学者在研究中重哲学而轻经济学、重视早期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忽视马克思中晚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的研究。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对自己多年来政治经济学研究作出的概括和总结,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代表了马克思最为核心的思想。然而,由于马克思生前来不及把这一庞大、系统、丰富的思想整理出版,他生前只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和《资本论》(1867年)。而从马克思本人所制定的六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计划(马克思计划第一册写《资本》、第二册写《土地所有制》、第三册写《雇佣劳动》、第四册写《国家》、第五册写《对外贸易》、第六册写《世界市场和危机》)来看,公开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和《资本论》(1867年)只是马克思丰富思想中的冰山一角,还有更为庞大的内容不为我们所知,这使得我们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认知主要局限在《资本论》中,这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进程。

　　1939—1941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在MEGA2(《马克思斯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中首次发表,但当时却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渐渐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

　　1968年,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专家罗曼·罗斯多尔斯基撰写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分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思想,并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进行了比较研究,该著作被译成英、日等语种,在国际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日本学者则在20世纪60—70年代开始深入研究,他们对《政治经济学大纲》的地位有独特认识,不是将《大纲》看成是附属于《资本论》的手稿,而是看成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有机地把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思想联系起来。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左翼代表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唯一一部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来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论文本,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施密特提出了他对马克思哲学的独特理解。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一书中则认为,《大纲》不是《资本论》的前奏,而是一部范围更广、更全面的著作,我们可以从那里来理解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最丰富、最完整的思路,并基于对《大纲》的一项政治性解读,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转换的条件下重建自治的革命主体以抵抗资本的统治的理论。

　　国内学界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文献所限以及受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影响,无论是哲学界还是经济学界都过于关注《资本论》,而缺乏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系统研究,最多也只是关注到马克思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而对于其他更为丰富的内容则缺乏研究,大多数的中国学者仍然是把《大纲》置于《资本论》的谱系中加以探讨。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学界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日本学者出版了一部论文集《马克思〈大纲〉中的逻辑与历史》,主要关注《大纲》中的思想如何可用来系统分析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问题。

　　2008年由意大利学者马塞罗·默斯托编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英国出版,也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

　　总体上看,目前国内学界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虽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论文总量也不多),但还缺乏系统、基于文献学研究的论著。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国内学界在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思想时,在对文献的把握上,对于数量庞大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这一最为重要的文献群则缺乏系统和深入解读,由此导致在研究中重哲学而轻经济学。随着MEGA2中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陆续出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出版,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文献学的前提,现在亟需进行系统的研究。

　　总之,针对目前国内学界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存在的两大问题,需要突破当前哲学界与经济学界各自理论思考平台的局限性,在一个更高的理论与思考运作平台上来整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基础来对马克思文本进行再研究。这在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现代学术特别是现代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从而自觉地吸收现代经济学与哲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创新。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中建立跨学科的联盟,克服传统哲学与经济学的固化学科分工、各自为阵的弊端,从综合性、总体性的立场来思考和解决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出其所特有的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这既是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熟、自信的标志,同时也是我们民族精神世界成熟的一种标志和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