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论来源

　　任何一种具有重大价值的理论都非“无中生有”，都有其自身的思想渊源。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也不例外，虽然其理论之根深植于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之中，但是它也有自己的思想渊源。众所周知，德国古典哲学、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社会形态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和基石，其直接理论来源当然也是这三大理论，但它又不仅仅来源于这三大理论。事实上，马克思在创立社会形态理论的过程中，充分汲取和利用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一切有价值的优秀遗产。

　　一、朴素史观

　　在人类历史早期，人们尚不具备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明确区分开来的能力，其主体性也尚未确立，社会历史观以朴素史观的形式浑然一体包含于自然崇拜论之中。这种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形成就像自然界一样，是由某种超人的客观力量主宰的结果，其发展则由这种完全异己的、不可制服的力量来支配。

　　在这种外部力量的驱动下，人类社会的发展要么是倒退、要么是循环。在论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时，古希腊继荷马之后最早的诗人赫西俄德在其长诗 《工作与时日神谱》 中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在赫西俄德看来，当潘多拉打开罪恶之盒的时候，黄金时代就结束了。从此，人类的历史发展不断倒退，一代不如一代，而自己生活的古希腊时代属于强权战胜公理、真理不复存在的“黑铁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白天没完没了地劳累烦恼，夜晚不断地死去。

　　诸神加给了他们严重的麻烦。尽管如此，还有善与恶搅合在一起”。这可以算是西方思想史上关于社会形态划分的最早思考。赫拉克利特把人类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看成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一团永恒之火。在他看来，野蛮时代的人过着群居生活，以偶然获得的食物充饥，他们“受到需要的教训”会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需要的影响下，“双手、智慧、机灵”就引导他们走向文明的生活方式。柏拉图则是以政体的演变来看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他根据国家政体的变更，指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循着这样一条途径循环：贤人政体———军阀政体———财阀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贤人政体。

　　可见，古代朴素史观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从循环论的角度去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还没有能力从人类社会历史整体视角去探索历史发展的各种联系。正如文德尔班所指出的，“探索人类历史的整体意义 （Gesamtsinn），探索历史发展的这种系统关联，这个问题还从未有人提出过，当然更说不上古代思想家们曾想到过在这当中去认识世界原来的本质”。

　　二、神本史观

　　以超自然的意志和力量来解释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神学社会历史观，在中世纪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在神本史观看来，上帝，这个超自然的客观力量是万能的，社会的起源、发展和演进趋势，人类的命运以及人间的秩序当然也都是上帝的安排，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变成了神学的一个卑贱的女侍。“在僧侣手中，政治和法学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不过是神学的分支，一切都按照神学中适用的原则来处理。”

　　神本史观按照宗教性的标准，对历史阶段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基督教哲学的创始人奥古斯丁在 《上帝之城》 中按照 《圣经》 的说法，把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七个阶段。第一时期是人类的婴儿期，相当于从亚当到诺亚的时代。此时的人类只知道物质生活，完全凭感觉行事。第二时期是人类的童年期，相当于从诺亚到亚伯拉罕的时代。此期人类的理智渐开，能分辨善恶，克制自己的情欲。第三时期是人类的少年期，相当于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王的时代。第四时期是人类的成年期，相当于从大卫王到约西雅王的时代。

　　第五时期是人类的壮年期，相当于从约西雅王到基督出现的时代。此期罪恶与灾难笼罩着人类。第六时期是人类的老年期，也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后的时期。此期物质文明继续发达，精神生活却日渐衰颓，善恶斗争面临着最后的决战。耶稣基督的降生使世界开始一步一步走向光明。第七时期是人类的极乐时期。此期上帝之国完全战胜世俗国家，善完全战胜恶，人类回归上帝，永世与上帝同享极乐盛世。在奥古斯丁之后，中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德国人奥托运用“双轨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了一种新的划分。一方面，他采用了奥古斯丁的七时期划分法。另一方面，他又采用了 《圣经·但以理书》 中的“四帝国”划分法，认为但以理所说的四个帝国就是亚述———巴比伦帝国、米提亚———波斯帝国、马其顿———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奥托认为罗马帝国是人间之国的最后一个代表，它将经历西罗马帝国、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加洛林帝国、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而走上世界末日。

　　可以看出，这种对历史阶段的划分是以偶然醒目的历史事件、标志性人物、精神发展为主要标准，历史的发展呈现为连续中断裂和断裂中连续的双重属性，而人类历史则被演绎为万能的上帝实施其救治计划，从创世到毁世进而救世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上帝创世的那一神圣时刻是不可能再现的，毁世救世的过程也只是一次，而且是线性运动，这迥然有别于古代朴素史观退步历史观和循环历史观。

　　总之，神学史观在人类社会历史认识深层逻辑中的重要进展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神学史观中不仅出现了明确的历史统一性原则，尽管统一的基础是上帝，而且出现历史阶段的划分，还指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善与恶 （上帝与魔鬼） 的矛盾运动。这与古代朴素史观相比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进步。

　　二是，神学史观尽管没有从根本上确立人的历史主体地位，但人的历史主体性却以曲折虚幻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比起古希腊的历史循环论、倒退论无疑又是一种重要的进步。对此，意大利着名的新黑格尔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贝奈戴托·克罗齐指出，神学史观第一次真正打破了那种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永远重返起点的历史循环论，第一次破天荒地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进步。“对于这种进步，古人除了偶尔瞥见之外，他们没有能发现，因而陷入了令人不安的悲观主义，而基督教的悲观主义则是被希望所烛照的。”

　　正是神学史观中所蕴含的这一希望之光，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史观继承下来。

　　三、人本史观

　　神学史观在文艺复兴时期受到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潮的猛烈批判，那种先天地决定着历史的神学已经不被人们所赞同了，神性被人性所代替，神学变成了人学。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探索由以神为本开始转向以人为本，人类社会的历史也继而由神激情的历史变为人激情的历史、由神性的必然体现变为人性的必然体现。被称作“历史哲学之父”的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维柯看来，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生，并非是神所为，而是确实由人类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其运行原则也非由神所为，而是存在于人类自己心灵深处的各种变化之中。他指出：“任何人只要就这一点进行思索，就不能不感到惊讶，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尽全力去研究自然界，这个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

　　在这里，维柯区别了人类史和自然史，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不仅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自己创造出来的，而且是能够被人类所认识的。马克思对维柯的这一论断曾予以高度肯定。

　　维柯还通过对古代神话传说的考察，试图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他看来，人类历史“是人类社会和他们的制度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他以一种哲学的“批判艺术”来检验历史过程，把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前后相继的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为“神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天神通过预兆和神谕这一世俗史中最古老的制度来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各异教民族用符号、实物等家族时代的语言来表达观念。此时的法律为奥秘的神学，隐藏于神话寓言中的神谕奥义则由神学诗人来解释。第二个时代为“英雄时代”，这个时期是由比平民具有自然的优越性的贵族英雄们执掌政权的时期，英雄徽志是这个时期的语言手段，英雄时代的法律所追求的是民政公道，即政权的理性。第三个时代为“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先后建立了民主政体和君主专政政体这两种人道政权形式以实现人性的平等。这个时代的语言是人民达成协议的文字，用人的语言制定的法律对贵族和平民均具有约束力。政治、法律知识也不再是贵族英雄们的专利。此时的法律所追求的是自然公道。

　　维柯认为，每个民族在其生命过程中，根据其所特有的因与果，都是要按照神、英雄和人的先后衔接的三个时代次第向前发展。维柯的这种历史划分方法比起奥古斯丁来，是从神圣历史向世俗历史的回归，这实际上是在科学意义上开创了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划分阶段研究的先河。维柯通过对罗马人或希腊人在政体、语言、法律等方面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历史的考察，试图揭示一切民族在兴衰成败中所呈现出的普遍一致性、所遵循的一些理想性的永恒规律。他认为，人类历史不仅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且是有规律可循的，理想性的历史规律就是遵循永恒的普遍规律发展的历史，这就包含了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共同性思想。

　　总之，维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探索包含有不少天才的闪光，曾被拉布里奥拉和拉法格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驱，这也正是他倍受马克思关注的重要原因。正如美国学者西蒙 （L. H. Simon） 所言：“马克思和维科留给我们的一部分遗产是有关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类社会的结构的观点。”

　　四、理性史观

　　启蒙思想家在人本史观的基础上，高举理性和自由的旗帜，力图用理性的目光去审视一切，并力图揭示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和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由此开启了“理性主义史学”的理论派别。

　　（一） 启蒙时期的理性史观

　　法国着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第一个提出“历史哲学”这一概念并第一个走上了历史哲学新的道路，他“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在伏尔泰看来，历史的前提是理性。他通过考察世界各大文化中心的文明发展史，提出要从整体上去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包括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理智克服愚昧、知识战胜迷信并不断进步的过程。他把这个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典时代、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和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和伏尔泰一样，杜尔阁也把人类历史的进步看作是知识的进步，他根据人对自然的认知程度把人类历史进步的过程划分为神学、哲学和科学等三个阶段。

　　伏尔泰和杜尔阁的理性进步史观在法国大革命的“擎炬人”———孔多塞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孔多塞在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一书中，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十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原始部落时代，人们处于野蛮状态，人和动物已经区别开来；第二个时代，游牧民族时代，出现奴隶制，艺术开始萌芽；第三个时代，农业民族时代，开始了定居文明；第四个时代，古代希腊人思想的进步时代，出现了科学、哲学，艺术在古希腊到达顶峰；第五个时代，古代罗马知识进步的时代，法律和伦理得到极大的发展；第六个时代为知识的衰落时代，这一时代从基督教征服西方到十字军时期知识的复兴；第七个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标志是印刷术的发明；第八个时代，从印刷术发明到科学哲学完全脱离宗教束缚的时期；第九个时代，从笛卡尔开创的科学革命到法兰西共和国的形成，这是一个理性和科学取得巨大进步的时期；第十个时代，法国大革命以后，完美的理性王国建立时期。这个时期，“人类精神在解脱了所有这些枷锁、摆脱了偶然性的王国以及人类进步之敌的王国以后，就迈着坚定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进”。从孔多塞的历史分期可以看出，他的历史分期的标准是游移不定的，前三个时期的划分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此后各个时期的划分则是以理性的进步为标准。在他看来，理性之光照耀着人类社会进步之旅，理性进步是人类社会独一无二的目标。只有在理性扬弃枷锁获得自由的时候，社会和人类才能达到真正完善化。不错，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会表现为理性的进步过程，但理性的进步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部。尽管如此，包括孔多塞在内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所奠基的理性历史进步观对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理性”作为十八世纪的汇聚点而成为人们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的同时，卢梭那种带有否定性的浪漫主义观点在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历史观中独树一帜。作为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卢梭并不否认人类在理性、科学和艺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但他非常独到地在人类自身理性的历史进步中发现，“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的进步，而实际上它们引向人类的没落”。卢梭认为引向人类没落，社会出现不平等的真正根源正是人类理性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建立。他指出，人类的原始状态是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的一切事物可能始终都是平等的，几乎不存在不平等的现象。不平等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根源于人类的能力和智力的发展和进步，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确立，不平等最终成为根深蒂固的合法存在。卢梭还为人类社会开出了一剂由没落走向自由、平等的良方，那就是社会契约。他认为只有通过社会契约，才能把社会各方力量凝聚为全部共同力量以保障每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通过社会契约联合起来的全体中的每个单个的人并不受联合体的约束，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卢梭根据社会出现的不平等的程度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法律和私有财产权的设定而导致的经济上的不平等；第二阶段，国家机关的设置而导致的政治上的不平等；第三阶段，政府腐化导致专制权力，不平等发展到顶点，其他各个阶段最终都将达到这一阶段。当不平等发展到顶点，人们就会以暴力推翻专制统治，实现“更高级的社会契约的平等”。卢梭的这种“平等———不平等———平等”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论，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为后来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提供了先期线索。“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 《资本论》 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

　　（二） 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史观

　　康德作为近代人的自我觉醒的高峰的杰出代表，其全部批判哲学的真正要旨也就在于论证人的自由、独立和尊严。他认为，人既是感性生物，又是理性生物。作为感性生物，人必须服从自然的因果必然性，追求幸福与快乐；作为理性生物，人是自由的，能够摆脱感性欲望、自由自觉地履行绝对律令。尽管在实践理性中表现为德性与幸福的二律背反，“但是，即便是在康德的知性现象界中，人类主体还是通过先验的综合判断构架来向自然界‘立法’的，感性自然实际上是被人类主体理念重组的，在以人为最高目的的道德律所支配的、由人类理性和意志自我创造的善和美中更是如此”。

　　康德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过程，原因就在于自然意图。人类在自己的自由活动中，“都是不知不觉地就像依照一根导线那样依照他们并不知道的自然意图向前进，并且为促进这个自然意图而工作”，同时“哲学家考察人及其活动的时候，由于从总体上根本不可能以自己的任何理性意图为前提，因而试图要在人类事物的荒诞进程中发现一个自然意图。从这个自然意图出发，自身行事不依照计划的造物就可以有一个依照自然的某种计划发展的历史”。

　　就总体而言，康德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是自然意图实现的历史。他认为，对人类来说，自然的最高意图就是建立一个内部完善、并且为此目的外部也完善的国家制度，这也就是自然在其中能够把人类的全部自然禀赋尤其是理性和自由完全地发展出来的唯一状态。康德从形而上学的高度来论证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过程，这对以后的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和孔多塞一道开启了下一个世纪的两大潮流：“康德开启了黑格尔以降的精神科学，孔多塞则开启了孔德以降的实证主义。两条路线相互颉颃，蔚为近代历史思想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一幕。”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西方思想史上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以其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洞察历史的惟一思想便是理性，抑或绝对精神，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理性展现的过程。在黑格尔看来，主宰世界的理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基础和原则，而人类社会历史则为理性的发展变化提供了舞台。理性“在本性上不是给偶然事故任意摆布的，它却是万物的绝对的决定者；它全然不被偶然事故所动摇，而且它还利用它们、支配它们”。尽管理性是世界的主宰，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原则，但黑格尔并没有因此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黑格尔注意到，主宰世界历史的理性只是一种抽象的特质，其本身是无能为力的。

　　而“居于一切行动也包括世界历史性行动在内的顶点的是个别的人，他们是使实体性的东西成为现实的那种主观性。他们是世界精神的实体性事业的活的工具”。在黑格尔看来，人的需要、本能、兴趣和热情是世界理性的原动力，世界理性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才能实行。他指出：“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第一个是那个‘观念’，第二个是人类的热情，这两者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

　　黑格尔还揭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历史必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人作为人自在的是自由的”，但“世界历史不是幸运的园地”，自由和必然是相互联系的，不存在纯粹的自由和纯粹的必然，自由中包含必然，必然中蕴含自由。

　　黑格尔根据自由意识的发展程度，把精神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精神”汩没于“自然”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精神尚未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精神与自然合二为一；第二个阶段就是精神发展为自由意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精神直接从自然的状态里分离出来，但这种分离是不完全的，精神在本质上仍是自然的一个相连的因素；第三个阶段是自由意识发展为精神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阶段。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世界精神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体现为一种特定的民族精神。在黑格尔看来，每个世界历史性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生长、繁荣、衰亡这样三个时期，世界历史就是一系列能创造新纪元的世界历史民族的不断更替的历史。他把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从东方走向西方的有规律的世界性历史过程，突破了以往人类社会历史研究中地域的局限性，使他的社会历史观成为一种具有巨大历史感的宏观社会历史观。

　　尽管黑格尔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构筑了一座社会历史理论的宏伟大厦。但是，“他自己似乎也不满意于他所获得的结果，而常常不得不从朦胧不清的唯心主义的顶峰降落到经济关系的具体的地基上来。

　　每一次，只要他求之于经济关系的时候，经济就能使他从唯心主义使他陷入的暗礁处脱离开来。原来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本来就是决定全部历史进程的第一性的东西”。可见，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隐含着极为宝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这是他无意中和不自觉地送给唯物主义的贡物，给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

　　从上述人类对社会历史研究的简短追溯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之前人类对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探索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但是，这些以往的社会历史理论尚处于零星收集材料阶段，还没能从整体的视角系统而科学地描述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这些五光十色的社会历史理论无一幸免地存在两个主要致命的缺陷：首先，没有探索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至多只是考察其思想动机，更没有探索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及其客观规律；其次，人民群众的身影在以往的这些社会历史理论中荡然无存，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被集体忽视。即便如此，这些各个时代特定的思想材料都为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生成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思想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