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的阐述路径及当代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共产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思想的理论核心，始终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也正因如此，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 纵观国内外学者目前的研究状况，很多学者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个“哲学共产主义阶段”。 有学者直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就是“哲学共产主义”，并指出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从哲学共产主义观点出发写作的。[1](P125)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不是直接从空想社会主义转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哲学共产主义”阶段。[2](P24)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不仅仅是一种“实体”维度的，同样还是一种“形上”维度即“哲学共产主义”，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是“实体、形上、实践”三维境界的合一。[3](P33)显而易见，如此众多之学者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是“哲学共产主义”主要依据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文本对共产主义的阐述。

　　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 年)中认为，德国人由于其具有“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轻视的一些品质”，从而“使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4](P591-592)。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哲学共产主义”概念，从而给予很多学者以启迪。 而“作为马克思秘密的诞生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哲学共产主义”这一概念，但是其充满着“哲学的理想性”和“哲学的话语”，因而上述很多学者据此认为马克思《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哲学共产主义”。 从表面上来看，《手稿》中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是在对各种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这一显性路径中阐发的，但是仅仅从这一点去理解马克思《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我们依然是“粗陋的”“肤浅的”。 从《手稿》的写作和文章的线索以及内容安排来看，笔者认为，只有深刻领会在“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展开的对国民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哲学批判，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这一隐性出场路径，我们才能真正领悟马克思《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之要义。

　　二、《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出场的显性路径

　　毋庸置疑，马克思在《手稿》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对共产主义思潮的关注并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予以回击。 在《莱茵报》时期，青年马克思虽然处于对物质利益的“苦恼”之中，但在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战中批判了那种不关注“共产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只是滞留于“共产主义幻想”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4](P133)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于无论是法国蒲鲁东的“平均共产主义”还是傅立叶的“和平的方式”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都给予了有力的批判，认为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是极为肤浅的一种“人道主义”外衣包裹下的“平均主义”思想，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因而都“还未摆脱私有制”的影响。[4](P416)因此，可以说马克思通过对各种共产主义思潮的初步批判以及在批评中形成的“问题意识”，为《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的出场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

　　在《手稿》“笔记本Ⅲ”中，马克思在“对笔记本Ⅱ第ⅩⅩⅩⅨ页的补充”论述中，通过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等各种共产主义思想的批判，第一次发表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深刻见解。

　　（1）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共产主义“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抛弃”。 这表明，马克思在《手稿》中一开始就仅仅抓住“私有财产”问题来阐述共产主义。 马克思认为这种共产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不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方面，即不理解“私有财产”对人的存在具有本质意义，因而这种“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未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5](P79)。 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圣西门主义还是傅立叶主义，由于他们尚处于“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积极的扬弃”，因而这种共产主义“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无论是把“农业劳动看成至少是最好”的傅立叶主义，还是把“工业劳动本身说成本质”的圣西门主义，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只是耽于对未来社会予以浪漫主义想像，而根本没有触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度本身，因而注定其必然陷入空想的泥淖。 正如马克思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成反比的”[6](P304)。

　　（2）对“按政治性质是民主或专制的共产主义”“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的批判。 对于这两种共产主义马克思虽然用墨不多，但马克思认为，一方面，“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把自己理解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5]（P81），这显然相较于前两种共产主义而言是一个进步；但另一方面，由于“它还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理解需要的人的本性,所以他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5]（P81）。 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种共产主义虽然都已达到在 “人的自我异化之积极扬弃”的视阈中领会共产主义的高度，但他们却以同样的方式犯下同样的错误,仍然没能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同样也未能真正领会人的本性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内在辩证关联。

　　（3）通过对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马克思紧紧抓住“私有财产的扬弃问题”， 首次阐发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深刻见解：“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范围内生成的。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5]
(P81)由此可见，对马克思而言，寻求在“人的自我异化之积极扬弃”与“私有财产积极本质”之间的内在关联，是共产主义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通过对各种共产主义思潮批判所形成的“问题意识”到《手稿》中马克思对各种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最后明确提出其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表述来看具有一条清晰可辨的路径。

　　三、《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出场的隐性路径

　　上述有关马克思在《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出场的显性路径表明：马克思通过对各种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最终在“人的自我异化之积极扬弃”与“私有财产之积极本质”之内在关联上直接阐述其共产主义思想，而文本的结构安排和理论表述也的确如此。 但在我们看来，倘若仅仅以这种显性路径根本无法领会马克思《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之要义。 因为就马克思的有关共产主义思想的表述本身来看的确还是“哲学”的，从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黑格尔之“异化”路径还是费尔巴哈之“人道主义”概念仍然萦绕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表述。 倘若由此出发，马克思《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无论是在何种意义上总是逃脱不了近代哲学之“坐架”。 我们认为这是当代学者将马克思《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误读为“哲学共产主义”之深层理论根源。

　　在我们看来，造成对《手稿》中哲学共产主义之误读主要原因在于，当代学者匆匆越过了马克思对“人的自我异化之积极扬弃”与“私有财产之积极本质”之间内在关联的深度分析，而这在《手稿》文本中马克思却没有直接指认。 马克思只是简明的以一个“即”字，将“私有财产”和“人的自我异化之积极扬弃”链接起来，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5](P81)。 但如果我们对此做仔细深入考量则不难发现，这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展开对国民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近代哲学批判以及对各种社会主义批判的思想枢轴。 笔者认为这正是《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出场的另一条理论路径，然而却是一条隐性的、本质重要的理论路径，正是这条隐性的理论路径长期被遮蔽，导致人们对《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的误读。

　　马克思在《手稿》之前通过对各种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认为，这些共产主义思潮不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从而没有领会私有财产之积极本质与生成之内在辩证关联。 马克思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隐性路径方追问私有财产的历史性质，展开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马克思在《手稿》“笔记本Ⅰ”中一开始就击中了国民经济学的要害：“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 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 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 ”[5](P50)马克思在这里批判了国民经济学仅仅从经济事实出发，而没有在存在论意义上澄明私有财产的本质是“异化劳动”，因为国民经济学总是“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5](P51)。 同时马 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 ”本应是自由自觉的一种生存状态，而当时的现实状况却是处于“异化劳动”状态。 由于在“异化劳动”状态中的最终结果是“人和人之间的异化”，而“人和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只能通过“扬弃异化劳动”加以解决，那么如何扬弃“异化劳动”呢？ 马克思出于对工人的生活状态的关切和对历史之谜的困惑，从而展开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关系的论述，在这一“思想域”中马克思最终深刻认识到“扬弃了私有财产”也就是“扬弃了异化劳动”，这也是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的焦点。 因而马克思在这里表明了立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 ”[5](P61)从而揭示了“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本源，而扬弃这种私有制还不能真正意义上达到共产主义，马克思进一步追问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根源。

　　毋庸置疑，国民经济学遮蔽了私有财产的社会历史性质是由于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根源在于近代哲学之形而上学，由此马克思进一步追问国民经济学哲学根基在于黑格尔哲学为私有财产提供一切即私有财产的永恒性质。 从而不仅需要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还要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只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5](P97)。 黑格尔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的出场路径及原则高度“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路径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5](P97)，就是说 黑格尔只是以抽象的思辨的精神运动描述了历史生成的形式，而且这个徒有其表的历史生成的形式却真正遮蔽了现实的人的历史本身。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具有内在的“共谋”性质：“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 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 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 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5](P101)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最终深刻地展开对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从而展开了其共产主义思想的阐述。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出场的隐性路径是贯穿于马克思对先前各种共产主义思潮的“粗陋”“肤浅”“抽象”以及非历史性质的批判的枢轴。 其目的在于揭示《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的存在论根基在于私有财产。 虽然对《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出场的隐性路径，马克思没有明确说明，但是它却始终贯穿于马克思“对各种共产主义的批判”“对国民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之中。 马克思在《手稿》时期共产主义思想的阐发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对黑格尔哲学批判以及对各种共产主义思潮批判的有力结合，最终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原则，其相对于马克思先前的任何一种共产主义思潮而言确实具有原则高度。

　　四、《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的原则高度

　　上述分析表明，马克思在《手稿》中首次对共产主义发表的深刻见解，绝不仅仅是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批判的理论结果， 而毋宁说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和以黑格尔辩证法为代表的整个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的思想结晶。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从而使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从一开始就带有原则高度。

　　首先，《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绝非一种抽象的思辨的“哲学共产主义”，而是在“历史的那一度中”阐释了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之间的内在张力。 马克思在《手稿》时期阐发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在深刻地剖析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内在关联从而揭示了私有财产制度的社会历史性质后得到的。 同样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不仅仅是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出发，而是开始尝试从社会现实出发，注重现实的无产阶级生存状况。 在阐述共产主义思想时，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5]（P81）。 这样马克思就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在“历史境域”下人的本质的自我实现的过程。 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们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P92)，因此马克思视野下的共产主义的诞生是符合人类劳动的发展规律的。 马克思还认为，“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 而上述未完成的共产主义从个别的同私有财产相对立的历史形式中为自己寻找历史的证明，从现存的事物中寻找证明，同时从运动中抽出个别环节（卡贝、维尔加尔德尔等人尤其喜欢卖弄这一套），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历史的纯种的证明固定下来；但是它这样做恰好证明：历史运动的绝大部分是同它的论断相矛盾的，如果说它曾经存在过，那么它的这种过去的存在恰恰反驳了对本质的奢求”[5](P81)。 从上述话语中马克思虽然在其新世界观诞生之前 ，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还没有完全打开，但是通过阐述其独特的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在朦胧中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视野的演练，初步尝试了在其新世界观的萌发下阐述其共产主义思想。 换言之，也正是在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摸索下最终催生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由此可见，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从存在论意义上来说根本不是“哲学共产主义”，而是在“历史的那一度中”阐述其共产主义思想。

　　其次，《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预示着马克思即将在存在论根基处发动一场哲学革命，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即将问世。 《手稿》作为马克思新世界观诞生前夜的一次重要的思想实验，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以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各种理论思潮同时汇聚、交织在马克思的思想深处，这就在根本上导致了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因而就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表述内容和方式而言，一方面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异化史观的逻辑以及费尔巴哈人本学的理论痕迹；但另一方面，作为各种思想之间的碰撞、融合与重铸的结果和产物，一种新的世界观理论正在急剧酝酿并即将成熟，因而这又使得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新的理论特质，在我们看来，在《手稿》中这一点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关于“感性-对象性活动”思想的相关论述中，而正是这一点使得马克思《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一定的原则高度。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是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就是说，人把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力量的确证和表现。 因此，现实的人既不表现为黑格尔抽象的自我意识的活动，也不是费尔巴哈及其旧唯物主义感性的直观，而是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马克思认为：“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 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 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的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7](P324)
　　
　　通过对马克思《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内在的三重逻辑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虽然马克思没有在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上来阐释共产主义思想，但当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感性 – 对象性活动”并在这种新的哲学原则基础上来阐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其共产主义思想便开始具有一种新的理论特质即实践意蕴，这是一种现实的人的历史性活动，而这种现实的历史的人的实践活动恰恰就是共产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 “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理解到和认识到的生成运动。 ”[8](P120)这表明，虽然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具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异化史观以及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逻辑，但这里的作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显然指向的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即铲除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私有财产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 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 ”[8](P139)
　　
　　五、《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的当代意义

　　《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对于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之间的内在张力表明，我们既不能用抽象的道德标准简单否定市场经济，也不能在发展市场过程中，陷入“市场拜物教”和马克思所批判的市场意识形态中去。 市场本身并非原罪，但是其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却具有两面性。 市场既孕育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价值观，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市场在兼顾公平方面确实需要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理性引导。 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道路上仍任重而道远，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需要我们乘风破浪，敢于迎接挑战。 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业，我们对其发展充满期待和信心。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道路”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在世界历史与中国特色之间做出“反思平衡”，并达到立足于中国实际基础之上的“视阈融合”。 在共产主义理论视阈中，世界历史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自然的历史进程，因此，“中国道路”的进一步推进，道路自信的进一步确立，要求我们必须积极融入世界历史，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 在当今条件下，世界历史使得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得以共存共处，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并非零和博弈状态，而是可以求同存异、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 因此，我们不能人为割裂中国与世界历史的有机关联，重走“闭关自守”的“死路”和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老路”，而是要紧紧抓住这个 “战略机遇期”，不断地深化改革开放，主动谋求在全球新一轮发展趋势中转型升级并占得先机。 纵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很有可能会碰到一定难题、会付出相当代价、会承受相当痛苦，但“中国道路”的特色与自信，并不是自我赋予与自我标榜的，而是应该深深奠基于世界历史宏大背景，立足于对未来社会的深刻理解。“中国道路”既充分体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指向，又通过具体扎实的实践行动不断迈向未来社会。

　　共产主义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而“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主义理想，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南，又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灵魂。

　　从未来社会理想的维度看，“中国道路”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从社会制度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共产主义制度为终极目标，并将其作为自身改革的批判性基础并籍此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此外，作为一种实际运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从事的每项工作，都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创设条件的运动在当前条件下的具体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践履共产主义学说的现实运动，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的精髓和灵魂，它正以其独特的方式，极大地彰显了马克思未来社会学说的价值意蕴和历史在场。 尽管世界历史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共产主义并没有失去其当代价值，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仍具有重要参验作用，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共产主义对资本逻辑、市场与现代社会个人自由发展关系作出的深刻的历史性的分析和批判。 我们需要通过重新秉持共产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有原则高度的深刻批判来确立起对于中国何以需要走向市场的理性认识，并从共产主义历史承诺中汲取消解市场负面效应的价值原则。 把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主义真正融合起来，进而在发展资本逻辑的同时超越资本逻辑，把社会主义改革推向共产主义的原则高度。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所作的预测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我们也不可能期待经典作家能够为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在这一点上，我们既要反对教条式的生搬硬套，以固定不变的思维方式去简单地对待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要反对简单地以比照现实为基础，一概否定或苛责马克思的这些论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只有不断地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并在这一动态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践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才能在未来真正夺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真正实现共产主义超越资本逻辑、实现每个人自由个性发展的历史承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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