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文化的论述及影响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文化本质上是指人类一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科学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形态和重要构成要素，是人类的诸多亚文化之一”.学界关于科学文化的理解，存在着两种路向： 其一，从文化的观点来看待科学，科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形式和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讨论科学本身的文化蕴涵或文化精神； 其二，把科学放到社会文化的背景中去考察，揭示它同整个文化及其诸形态结成的相互关系。

　　本文采用以上两种含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是一般的生产力或社会生产力。人类的生活方式，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与社会生产力分不开，因而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状况和水平分不开。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先对历史上那种排除物质生产实践的文化史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从人类的生活方式出发，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提出“感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等观点，揭示了科学文化的社会性本质；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个基础出发，把科学作为工业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和全部社会的基础，进一步揭示了科学的社会文化意蕴。恩格斯的科学文化观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 18 世纪》、《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着作中。恩格斯早年以英国为例，论述了科学是生产力及其巨大社会功能的思想，揭示了科学与经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会导致“科学的权力异化”等问题，初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观的基础； 晚年又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讨论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科学发展的动因以及自然科学方法论等。下面将主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以上着作中的观点择要阐述之。

　　一、科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和一种文化过程

　　关于科学是一种文化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大西岛》。培根在书中首次提出了“科学文化岛”的美好愿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继承培根思想的基础上，把科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破天荒地阐明了科学的社会基本属性，以及科学之于社会的必要性”,揭示了科学文化过程的社会本质。

　　（一） 科学本质上是社会现象，是一种基本的实践活动

　　在哲学史上，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本质的理解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的首要任务是阐释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因而科学是纯客观的真理体系； 另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是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工具。以上两种观点都是离开现实的实践活动从知识论角度看待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则立足于“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强调科学不仅是理论知识成果，一种关于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的客观真理体系，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基本的实践活动，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

　　正如德国学者海勒娜·希恩所指出的： “马克思主义与其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文化传统相比，最强调科学的社会历史特征，当然也承认它的认知成就。”

　　首先，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中，通过大量引述和分析丰富的自然科学史、工艺史资料及其与英国产业革命、哲学革命的关系，初步阐述了科学的社会文化属性。马克思在《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明确地把科学作为社会现象，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马克思指出： 由于科学认识的主体“我”是“社会存在物”,从而作为客体的自然界，也绝不是抽象的与人无关的纯粹的自然，而是社会的自然或自然的社会。

　　“感性（见费尔巴哈） 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哲学理论问题还是自然科学理论问题，都要借助于实践，即都要通过生产活动或科学实验来解决，不可能有脱离实践的纯理论的自然科学和数学存在。“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进一步指出： “我们只可能有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而这些科学并不因为说它们只对于地球才适用并因而只是相对的，而损失了什么。如果认真地对待这一点并且要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就会使一切科学都停顿下来。”

　　科学的发生、发展离不开物质实践的推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夸大数学对于经验世界的独立性，指出： “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纯数学是以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也就是说，以非常现实的材料为对象的。”总之，在经典作家看来，自然科学和数学不可能在纯粹的理论中产生和发展，一切科学理论都是一定时代社会实践的产物，具有社会性。“如果所谓纯粹的真理只是关于所谓纯粹自然界的规律，那么，这种撇开了人的生存的实践维度和价值维度的真理既是不可能（不现实） 的，也是狭隘的。”

　　贝尔纳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的社会性本质的思想。他说： “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它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我们正是靠了马克思主义才认识到以前没有人分析过的科学发展的动力。”

　　（二） 科学史是人的本质力量展开、发展的历史

　　黑格尔指出，人的本质是劳动。黑格尔所指的劳动无非是理论实践或理论活动。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是感性生活，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本质产生异化。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理论实践和费尔巴哈的感性客观的基础上，将科学和人的本质联系起来，揭示了科学之于人的意义，提出了“科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的着名论断。马克思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自从自然界中产生了人，人和自然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新型关系，即对象性关系。“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从而也是确证人的生命和本质力量的不可缺少的对象。“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自然科学的基础与工业的基础，都是感性的自然界，因此，与工业密切联系的自然科学，作为人类所具有的对自然的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的确证，同样也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 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

　　自然科学一方面作为认识自然的对象性活动，从观念上“占有”自然界，形成关于自然的知识； 另一方面作为认识成果的物化过程，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占有”自然界，使天然的自然界转化为为我的自然界，人工自然不断得到扩大，改善了自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人类越来越成为自然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从异化观点出发，提出自然科学“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的论断。后来在《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生产史、工艺史的发展同剩余价值理论结合起来，深刻地揭示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本质。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机器本来是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力量，是文明进步的标志，可是它同时又在制造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对立，造成“文明的阴沟”.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科学造成的非人化的后果。

　　总之，在经典作家看来，人类发展的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历史，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科学在工业社会中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因此，科学史同人类的生产史、工艺史一样，都是人的本质力量逐步展开、发展的历史。
“正是在科学活动中以及科学通过工业改造对象世界的实践中，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地位获得了确证和展示，人的尊严、价值和意义获得了高扬。”

　　二、科学是生产力实现全面变革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在承认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受物质资料生产规律制约的基础上，首次把科学纳入到生产力范畴，阐明了科学与生产力、经济发展的关系，揭示了科学实现生产力本身全面变革的可能性。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给出了科学是生产力的最初表述： “资本、劳动和科学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⑨，并认为科学家们的发明等精神要素，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革。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则明确提出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等着名论断。他说： 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科学具有巨大的社会功能和资本主义生产极大地促进科学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 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

　　科学能够促进生产力发生变革的原因在于科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源头： “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同时，这种扩张能力对原资本中已进入更新阶段的那一部分也发生反作用。”

　　另外，自然科学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首先，“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机器大工业技术基础的建立是科学变成直接生产力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

　　自然科学正是借助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体系，才实现了和生产力的结合，从而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其次，自然科学成果通过技术中介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恩格斯曾批评了当时的经济学家们，指责他们在计算商品的生产费用时，只是考虑到了土地、资本和劳动等物质要素，而没有考虑科学这一精神要素。

　　“他不懂得重视这些东西，科学的进步超出了他的计算。”恩格斯寄希望于未来社会的发展，他说：“在一个超越利益的分裂的合理制度下，精神要素自然会被列入生产要素中，并且会在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费用项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到那时，我们自然会满意地看到，扶植科学的工作也在物质上得到报偿。”

　　总之，在经典作家看来，科学的进步促进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及变革，导致社会物质文化的丰富性。但科学生产力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经济和制度条件做保证，需要社会向科学投入巨大资金。

　　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文化蕴含意识形态或权力异化

　　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涉及当代科学哲学所面临的前沿问题，具体包括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科学活动的价值渗透以及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交融等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和之后较长的时期里，人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总是为维护、巩固或变革某一社会制度服务的，因而是价值判断，它关涉到主体利益； 自然科学是追求纯粹真理的事业，它与意识形态有着明确的区别和对立。但在科学史上，科学的发展与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之间是密切联系、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科学的领域，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也是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舞台”.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近代科学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导致“科学的权力异化”,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 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发明，导致了英国产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兴起。工业革命“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
　　
　　马克思指出，作为物质生产的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个人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动的异化必然带来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以及人和人关系的全面异化，科学的异化也不能幸免。“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形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又进一步论证，近代科学从其走向独立的那一天起，从根本上说乃是属于资本的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一方面，“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另一方面，科学又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给工人阶级带来了贫困和灾难。“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

　　马克思曾严厉地批判了资本家把科学当成纯粹赚钱的工具，导致工业竞争加剧，使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异化的现实。他说： “劳动的一般社会力，自然力和科学，直接表现为一种武器，这种武器部分是用来把工人抛向街头，把他变成多余的人，部分是用来剥夺工人的专业和消除以专业为基础的各种要求，部分是用来使工人服从工厂中精心建立的资本的专制制度和军事纪律。”

　　但是，科学的权力异化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暂时现象，“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的社会可以更大踏步地前进。这个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每一个人对生产部门的整个系列从头到尾都有实际体验，所以这样的社会将创造新的生产力”.这个未来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总之，科学并非是一种中性的力量，它在充当生产力的同时，还承载着意识形态或权力的力量，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或权力功能表现为受利益的支配。然而，科学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功能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我们既不能片面夸大科学文化对于意识形态乃至社会进步的决定作用，也不能夸大意识形态对科学文化的能动作用，二者从根本上都由物质生产发展的状况来决定。

　　四、科学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基础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科学文化一直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既是社会生产基础的一个基本部分，又是社会的文化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作为经济基础，科学在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力地充当了社会生产力之一； 作为上层建筑，科学上的变革从各方面反映并促进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人们的相互关系的变革。总之，人类的生活方式，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与社会生产力分不开。科学作为一般的生产力或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经济、政治和观念结构的变化和变迁，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基础。

　　（一） 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
　　
　　马克思说： “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成为人的社会生活的基础； 其二，自然科学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基础。首先，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状况决定了社会文化发展的样态和水平。

　　自然科学有助于提供物质产品、设施和新的工艺，成为时代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自然科学的知识成果通过物化为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并参与到社会关系的形成和改造中，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不断地改造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践上确证着人的本质力量。“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文化发展的样态和水平。”

　　其次，自然科学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第一，自然科学是哲学的基础。恩格斯说： “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绝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

　　第二，自然科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马克思为了写作《资本论》，搜集了从古代社会到 19 世纪中叶工艺及技术变革的大量资料，揭示了从科学知识到生产技术再到机器体系的重大技术创新的规律。马克思还对当时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最新成果都给予了高度关注，“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自然科学对自然规律的揭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社会和人的发展规律的印证。马克思曾把社会历史同地球演化、生物进化的历史过程进行类比，提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也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最后，科学技术作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文化是人类彻底解放的重要杠杆力量，也是人类最终获得自由的关键因素。科学文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导致“自然必然性王国”的“退缩”与“扩大”同时并存。

　　这一矛盾运动促进人类社会由必然性王国走向未来的自由王国,从而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以及实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和谐统一。贝尔纳继承了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他说： “科学实践是人类一切共同活动的原型。科学家们已经承担起来的任务---理解和控制自然界和人类本身---仅是人类社会的任务的自觉的表现。……就其奋斗的过程而言，科学便是共产主义。”

　　（二） 自然科学与关于人的科学是统一的科学

　　马克思从实践出发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自然史与人类史是统一的过程，提出“未来的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是统一的科学”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史与人类史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 这将是一门科学。”④质言之，在未来科学发展的高级阶段，正如后来日本学者玉野井芳所指出的，“自然科学可称为‘自然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可称为’社会的自然科学‘”.只有到那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算走向成熟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哲学意识形态理论的虚假性，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⑥。这里的“历史科学”概念，是指那种立足于“现实生活”基础上的科学的高级形态，它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虚假性相对立，也同实证科学的超历史特性有别，历史科学凸显的是科学知识的历史性本质。由于决定和影响科学发生和发展的现实社会基础和自然界对象本身都是历史地生成的，因此，历史科学不是关于历史的“哲学”,而是“一门完全与众不同的科学，但仍然是科学”.

　　传统科学观认为，科学的本质特征体现为客观真理性和普遍必然性，因而只有自然科学和数学是科学，其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是科学。针对这种传统的二元论科学观，马克思认为，“尚处于相互疏远、互不相容境况下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本身还都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换言之，自然科学固然发展出了科学的形态，却还处于异化当中”,因而仍然不是真正成熟的科学。

　　造成这种二元论科学观的根源，不是理论自身的原因，而是在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实践异化。“只有社会科学与它的姐妹自然科学都走向成年，科学才能真正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继承和创新了经典作家将社会科学纳入科学的思想。列宁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思想； 毛泽东把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且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并称为三项社会实践活动；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明确提出了“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从而纠正了传统观念把人文社会科学排除在外的错误主张； 江泽民在新世纪之初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思想，并阐明了二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以及相得益彰的作用关系。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过程出发，说明了科学进步对于推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地位。在当代，无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几乎都将发展科学和技术作为立国之本和兴国之路，有力地论证了科学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基础作用。

　　五、科学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科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
　　
　　也就是科学按其内部逻辑发展的自主性。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把自然科学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阐释了自然科学的社会及文化本质，而且把自然科学当成一种认识现象、认识活动，指出自然科学有它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规律，揭示了自然科学领域各学科之间、同一学科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自然科学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和整个社会实践的发展，但它同时受科学本身发展所特有的内部规律的制约，独立性是科学发展的条件。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离不开思维的自主运行。科学作为“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单纯的经验知识不足以称为科学，从经验到理论离不开基本概念的构造和思维的帮助。

　　自从近代科学诞生之日起，科学就在其自发的成长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概念框架，科学家以此作为进行科学探索的前提。正是由于科学的内在知识结构的存在，使科学自身产生了一种“自生殖”力量，推动着一个学科和一个领域的不断发展。

　　恩格斯指出： “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排除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以纯粹的形态构成定律。”

　　其次，独立性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自然科学的发生、发展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同时又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的内在根据。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着作中深入分析了自然科学加速发展的内在根据和条件，他指出： 其一，科学实验从生产中独立出来并得到发展，是近代科学知识不断聚集的重要原因；其二，自然科学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分化又相互促进循序发展； 其三，科学革命的内容是科学理论框架和概念的革命，革命的实质是方法论上的变革；其四，科学发展的新理论与旧理论之间存在着继承关系。

　　最后，科学作为一项精神活动，只有独立和分化的科学才“成为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指出：“科学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与劳动相对立的独立力量这一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 ,同时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

　　恩格斯通过对科学发展历史进行深入剖析后指出，中世纪以后，自从科学和哲学一起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分化出来，继而又从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形式而独立存在之后，便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发展，“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很有力量，其发展势头可以说同其从出发点起的距离（时间距离） 的平方成正比”⑤。在恩格斯看来，科学的独立与科学的发生是同步的，它表明科学作为一种新的认识形式，新的知识形态而出现、产生和存在。

　　近代科学同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和阿拉伯人的零散的发现相反，“它是唯一地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

　　总之，在恩格斯看来，科学作为一项精神活动，独立性是科学发展的条件。只有独立的科学才称得上是现代自然科学，才是唯一的、真正的科学。

　　综上分析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上首次从社会生活总体和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科学文化的社会本质、变革生产力的功能、社会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或权力功能，揭示了科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等丰富内容。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思想是以现实的、历史的人为起点，以科学是生产力为核心，以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走向统一为理论旨归，以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为现代科学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六、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文化观的当代学术影响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思想与科学论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国内学术界引人注目的焦点。

　　从学科的影响上看，20 世纪蓬勃发展起来的科学史、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SSK） 、科学实践哲学以及科学的社会研究（STS） 等学科在不同方面与不同程度上，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性。在此略举二三例说明。

　　首先，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观“对于科学社会学是有孕育之功的。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原苏联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家赫森对默顿的影响上”.

　　赫森在 1931 年举行的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上提交了题为《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的着名论文并在大会上做了重要发言，赫森的论点对贝尔纳和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转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受赫森的影响，他们二人都主动地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养分，从社会学角度反思近代科学的本质及特征，创立了科学社会学理论。特别是贝尔纳学派，“他们在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中都得出了与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一致的结论”.其次，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观也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简称SSK） 社会建构论的思想来源之一。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SSK 认为，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内容具有决定作用，这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但是，这一理论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研究的决定作用、强调科学本身负载价值的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化思想比较接近。“科学知识社会学（SSK） 的社会建构论的重要一步是从封闭、抽象的自然科学向社会现实跨出的，而这一步恰好不自觉地离马克思很近。”

　　再次，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代科学实践哲学的思想先驱。当代西方科学实践哲学兴起于 20 世纪80 年代，它主要有两个研究路径： 科学解释学进路和新实验主义进路。作为科学诠释学的代表，劳斯从实践科学观出发，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科学的政治权力维度，这一点“非常接近于马克思关于’历史境遇‘对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活动的权力关系的论述”.劳斯强调指出： “在认识论和政治学上将科学看做是实践技能和行动的领域，而不仅仅只是信念与理性的领域。”

　　这一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从人的感性实践出发理解科学又有许多相通之处。新实验主义者皮克林等人借用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通过在实践中引入时间和历史概念，揭示了实验室实践对于自然现象的介入和创造本性，阐明了科学实践中的辩证法，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近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化观。最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于科学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无一例外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观是他们工作的重要来源之一。只不过这些多元文化学派“无限地扩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把社会与文化因素由外部扩展到内部，将其视为决定科学知识的最关键力量，从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认识论”.

　　总之，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理论体系在其形成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对于以科学为对象的各学科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站在 21 世纪初科学理论的前沿，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正趋向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科学构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观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