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毛泽东为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2)

　　李大钊曾告诉毛泽东，“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中国”.“这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小的。”[4]

　　此外，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处在以简单翻译、介绍为主的阶段，其理论吸引力与感召力自然比不过“说得好听的”无政府主义。再次，从毛泽东当时对传统修身致圣的理解以及新民学会的宗旨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渴望的是一种和平改造中国的手段。所以，此时他还是“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选择，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学说已经影响到了毛泽东，亲身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更成为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加速器。

　　1919 年 4 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向新民学会会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简要内容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不久，适逢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与张国基、易礼容等人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支援全国学生运动，发动学生总罢课。7 月 14 日，《湘江评论》发表创刊宣言，并在第二、三、四号连续刊载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提出了“吃饭问题最大”“民众联合力量最强”的主张，开始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解决现实问题。尽管在改造世界手段上，他仍主张“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5],对于民众大联合以后的行动，他还赞成克鲁泡特金的“温和的”,“有互助的道德”的方式，认为“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6],但这是有特定历史原因的：一是毛泽东之前感受到五四学生运动联合力量，已经看到了民众联合的力量能够迫使政府作出妥协；二是毛泽东当时深受无政府主义和传统文化影响，认为中国还不适宜采取俄国激进、流血的革命，而可以通过联合，使社会变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所以在 12 月刊载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他甚至还提出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对于社会的改造，当时的毛泽东希冀通过“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来改变中国的面貌。[1]

　　这种建立“各取所需”公共社会的空想，被后来王光祈的工读互助团证明是不能成功的，但当时毛泽东还不能认清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

　　当毛泽东正在为自己从事的教育工作和“新村”实验制造舆论时，湖南督军张敬尧因毛泽东煽动学生闹事，封闭了《湘江评论》。毛泽东与各方各界组成“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到北京请愿，最终迫使张敬尧离开湖南。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的成功，使毛泽东更加坚信民众大联合的力量。

　　1920年2月，在致陶毅的信中，毛泽东提出：“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2]同时，毛泽东与李大钊接触更加频繁。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其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但是，毛泽东此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明确。驱张运动后，毛泽东对于社会改造目的如何，用什么方法达到等问题依然觉得茫然。如果说，驱张运动是推使毛泽东由无政府主义趋近马克思主义的契机，那么，湖南自治运动可以说在实践上真正把毛泽东推向马克思主义。驱张运动之后，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

　　面对如何改造湖南这一新问题，自 1920 年 6 月起，毛泽东先后发表《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自决》《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意欲建设一个理想湖南，把“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连根拔起，让湖南人民自决之。[3]

　　然而，7 月 22 日，湖南新督军谭延闿发表“祃[4]电”,意欲把“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相混淆。毛泽东对此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这一类似于“新村”的方案，幻想以湖南为先，“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而实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5]

　　随后，他又在《大公报》发表《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一文，并向谭延闿递交《请愿书》，希冀通过联合民众进行和平行动迫使军阀妥协，但“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只能失败。[6]

　　湖南自治运动是在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影响下进行的，是企图在一个早上就能够消灭国家的理论空想。残酷的现实证明了“建立代议制政府”“社会互助论”等民众联合互助式改良方法在中国行不通。毛泽东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只能是“理论上说的通，事实上根本做不到的”空想。[7]

　　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唯有“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8]与此同时，毛泽东热心搜寻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书籍，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和《阶级斗争》等着作，开始认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读，使毛泽东开始认清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同时也让他看清了中国社会的现状。1920 年 12月 1 日，在给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的信中，毛泽东认为：“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打破“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困境，就必然要选择俄国式革命。他说：“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

　　1921 年元旦，毛泽东召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文化书社举行新年大会，大家一致认同新民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世界与中国”.至于改造的手段，毛泽东同何叔衡等 12 人赞成了布尔什维主义。至此，毛泽东通过对各种思想流派的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四

　　五四时期是毛泽东从民主革命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时期。面对着封建王朝的腐朽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面对着新文化运动带来救世救民的新思想和各种流派的齐涌并进，青年毛泽东怀揣着心系天下的大志，苦苦寻求一条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道路。

　　在 1921 年之前，可以说毛泽东有过多种主义、多种思想，其中无政府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更为明显。他第一次到北京期间与各派学者交流之后，在《湘江评论》发刊词及二、三、四号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皆流露出无政府主义思想，甚至在后来领导湖南自治运动时，也仍然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的端倪。历史的选择告诉我们，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脱离不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流行的“社会主义”概念，不少时候是同无政府主义混淆不清的。无政府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在客观上部分“承担了反封建的资产阶级启蒙和社会主义启蒙的双重任务”.[2]许多共产主义者都是“经过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分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从而坚决地走上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的。[3]

　　然而在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同时，毛泽东又注意批判、检验无政府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是否适应。他本着“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的态度，通过亲身参与“驱张”“湖南自治”等运动，在实践中明白了无政府主义的不切实际。正如周恩来所说，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4]尽管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主义”还恋恋不舍，但是社会革命最终促使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俄国式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