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和思想风范(2)

　　一直以来，一些别有用心者，诬陷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游而不击”.对此，就连国民党将领白崇禧都说：“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1]

　　这一评价是客观的、公允的。

　　数十万日本侵略军，陷于敌后战场，狼奔豕突，疲惫不堪，欲打不得，欲罢不能。年复一年的庞大战争消耗，使其战争经济走向崩溃边缘；而中国宏大的人民游击战争却发展到高级阶段，培育和锻炼出的千百支游击兵团和正规兵团，成了担当起决定战争胜负重担，向日军反攻的主力军。这就是毛泽东卓越的战略决策和战争指导艺术，与高度觉悟的人民武装相结合的产物。

　　对于正面战场的作战，毛泽东也非常关心，如对太原会战就提出过十分中肯的意见。后来毛泽东指出：“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2]

　　中国抗战两个战场互相配合战略格局的形成、坚持，直至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第四，提出并实施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理论和方针政策，打造坚持持久抗战、击退妥协投降逆流、保存和积蓄抗日力量、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

　　毛泽东指出，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3]抗日根据地是关系游击战争生存和发展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没有根据地就得不到群众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失去了依托，在敌人反复残酷的进攻面前，就不能长期坚持和发展。

　　毛泽东曾多次十分形象地将创建抗日根据地比作下围棋中的“做眼”,强调其对于抗战全局的战略意义。他指出：敌我双方的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犬牙交错的复杂态势，“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4]因此，中共中央、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十分重视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收复了被国民党军队丢失的大片国土，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抗战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敌后军民贯彻了被毛泽东科学概括为“十大政策”等一整套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在各抗日根据地，实施各项社会改革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政治民主，开展“减租减息”,实行精兵简政、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实行抗日的文化和教育政策，等等，成为新中国社会的雏形。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包括十九个大的解放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1]

　　地域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是歼灭日本法西斯的战略基地、持久抗战的坚强阵地，也是与国统区独裁统治截然相反的抗日民主建设的典范，为全国人民树立了抗日、民主和建设的榜样；为新中国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政策、干部和思想等方面准备了条件。这也是抗战后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政治主张的客观依据。

　　第五，加强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深感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和领导核心作用是革命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而把党建设好则是关键。他说：“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2]

　　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实际，提出一系列政党建设的思想、制度、方针、政策，以及各种举措，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成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成分为主体的共产党，建设成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难题，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怎样实现党的领导等重大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在论述党的“三大法宝”时，突出论述了党的建设在“三大法宝”中的主导作用和决定性地位，并把加强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在思想上，他始终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政治上，他明确提出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强调党的政治路线规定着一定阶段的总任务和总政策，同时也规定着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在组织上，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把党建设成为有凝聚力、战斗力的组织堡垒的重要保证；制定了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矛盾的制度；强调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同一切违反纪律的现象和行为作斗争。

　　在干部政策上，他提出“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他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3]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的工作路线。

　　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作出科学概括。他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4]

　　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还包括采取整风方式解决党内矛盾。他成功地领导了整风运动的伟大实践，从而普遍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于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保证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使之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中国革命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虽历经磨难，犯过几次大的错误，但党总能纠正自己的错误，拨正航向，发展壮大，继续前进，其根本原因就是遵循了毛泽东的党建理论。

　　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不仅为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长期执掌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他在延安 13 年间，以过人的精力和智慧，写下《毛泽东选集》四卷中两卷半的文章，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即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1]

　　毛泽东率先垂范，身体力行。1935 年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刻苦研读仅有的马克思、列宁的若干论着，反复思考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运用自身博大精深的古今中外知识，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一边指导抗战，一边呕心沥血地进行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解决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并且都取得了辉煌成就。

　　在哲学理论方面，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着作，建构了哲学理论体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为其各方面理论的巨大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在军事理论方面，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军事着作，对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丰富军事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形成了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理论。

　　在统一战线理论方面，在抗日战争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毛泽东的卓越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着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毛泽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着作，在中国共产党内，首次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科学概念，深刻论述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精辟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和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目的、前途等根本问题，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

　　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毛泽东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形成了完整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对于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对提高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解决党内矛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指出：“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2]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理论成果，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一个具有崇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艰辛努力和历史贡献，彪炳史册，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将永远指引我们继承、推进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未竟的伟大事业，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前仆后继、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