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校国际合作美术办学过程中，我们只有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美术特有的文化传统，才能为人类美术的多元化发展作出独特贡献，也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因此，从国际视野的角度，对中西方哲学观下的美术生态进行对比研究，才能做到知彼知己，提升我们在国际合作美术办学中的文化自信，促进我国高校美术教育保持独有的文化特质。
一、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视角和价值审美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是文化智慧的终极体现因此，哲学不仅决定一个民族的文化思维，而且直接影响这个民族的世界观、生命观和艺术观。美术是文化最生动、最形象，也是最容易感知的重要载体。由于中西方文化在哲学观念上的明显差异，因此表现在艺术上的理念、语言和形象也就完全不同。
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就是对“道”的探索和追寻，这不仅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本质差别，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中国哲学表现在世界观上就是对世界的生成、演变和发展规律的关注。虽然我们的祖先认为世界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类似物质的形态构成，“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现象构成了世界，即“五行学说”，但是更认为“五行学说”仅仅是构成物质世界的表象，支配“五行”间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动力和规律，也就是“阴阳学说”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阴阳学说”从根本上统领着世界的运动变化和万物的生存发展。不局限于复杂世界的种种表象，注重对统领世界万物内在规律的辩证把握，说明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智慧色彩。《易传·系辞上》中明确阐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点，“阴阳学说”即“道”的观念，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并体现在道家、儒家和佛家的哲学观念中。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道德经》一开始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言说的“道”或“名”，听起来玄妙，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其实是一种难以言传的状态，是“有”的开始，是“万物之母”。在老子的哲学理念中，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又是宇宙万物兴衰的内在规律；道是宇宙万物运行发展的最高智慧法则。“道法自然”，人更要效法自然，自然而然不仅是智慧的体现，也是美的体现。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这样赞赏：“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
道家的后继者庄子不仅发扬了老子的学说，而且将其上升为对人生的艺术化的审美追求。他在发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感慨的同时，进而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合一”（《庄子·齐物论》）的自由、快乐、永生的人生境界。所以，对“道”的追求既反映了道家思想的最高智慧，也凝聚着赢得人生自由快乐价值的永恒目标。道在自然之中，道家信奉者于是就远离纷扰的世俗环境，返璞归真，遁入自然，以“出世”的人生姿态去享受安贫乐道的简单生活，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至此，道家这种崇尚在自然中摆脱世俗束缚，放逸心灵自由，感悟智慧人生的精神追求，使“天人合一”的哲学理想成为中国艺术永恒的精神通道。道家以“诗意的栖居”的心态观赏自然山水，为中国艺术注入了不竭的动力和灵感。在美术中，特别是山水画自宋元时期起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标志性艺术形式并长盛不衰！
儒家不像道家那样痴迷于在宇宙万物中寻道索源，而是以“入世”情怀表现出对人间忧患的极大关注。如果说道家以“道”为统领去发现宇宙万物的和谐发展，实现自由快乐的人生之道的话，那么，儒家则以“仁爱”为核心，从自然中汲取智慧，以维护现世的秩序和谐，并在实现这种秩序和谐中体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孔子开宗明义地从山水中悟出了仁智之心。《易传·象辞》对《周易》作出了颇具儒家精神的解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为什么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因为天行刚健有为，地道柔顺宽容，君子只不过是在法天效地而已，这里比德天地、积极“入世”、舍我其谁的儒家风范表露无遗！儒家崇尚的最高目标也是“道”，只不过此道非彼道，其思想内核是儒者的“仁爱”之心。因此，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提出了儒者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中庸》）。然而，儒家并不排斥艺术，只不过不像道家那样“解衣盘礴”，追求一己身心的“逍遥游”，而是通过“游于艺”达到既愉悦身心，又陶冶情操、完善人格的目的。总之，儒家所倡导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就是在追求“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审美中，实现“成教化，助人伦”的入世道德理想。儒家这种“游于艺”的人生观、艺术观随之也成为中国艺术审美的伟大传统之一。自屈原在《楚辞》中咏唱“香草美人”起，“以物比德”的传统到了宋代更是被发展为中国绘画的重要画科—花鸟画表现的主要对象。无论是被誉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号称为花中“四君子”的梅兰竹菊，还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都无不象征着仁人志士对高尚人格的追求，并穿越时空地回应着孔圣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人格宣言。这一美术传统甚至每在外敌入侵、民族危难之际，往往演绎成为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绘画中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怀更是让人们体会到了儒家文化的伟大和中国艺术的人文之美。佛教是从古印度传入我国的外来宗教文化，“世界”一词就出自佛教。佛教的世界观比较复杂，简单地说就是佛教不仅承认现世世界的存在，而且根据众生有情生命所居住的层次，把世界从结构上分为“三界”，即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佛教修行的目的就是超出三界，即常说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获得般若智慧，使人生从现世的很多烦恼和痛苦中解脱出来，得道成佛，进入无滞无碍的涅 境界。
道法自然就是道在自然，道家由此而采取远离红尘的“出世”态度来感悟自然、人生之妙，虽堪称与道合一，但也流露出为人处世的偏执之嫌，消极遁世的色彩不言自明；儒家在天人合一理念的感召下，以比德之心从天地自然中汲取仁智力量，塑造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社会生活中济世救民、实现人生的价值理想，这种作为虽映射出人性光辉中的责任和担当，但刻意、功利之心稍显执着，在“入世”有为、践行生命价值的光环下难免因人性的劣根性造成人格扭曲而事与愿违。可以说，道家的“出世”之心和儒家的“入世”之愿，分别走向了追寻人生意义的两个极端，虽各有所得，但都难言圆满。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我国，经历了七八百年与儒、道两家思想的争锋、磨合，最终在保持自身信仰的前提下兼容儒道智慧，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禅宗。禅宗六祖慧能是佛教中国化的集大成者，他突破了印度佛教教义、仪式等外在束缚，又打通了与儒道思想的藩篱，将三教义理整合为一，提出了全新的禅宗理论。慧能把膜拜佛陀、依赖权威、迷恋经法和提倡苦修等外在修行的做法弃之不理，大胆提出“佛是自性作，莫向心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他还说：“一切般若，皆从自性生，不从外入。”（《坛经》）至此，慧能把玄妙深奥的佛理简单明了地表述为：人佛平等，人人皆有佛性，佛就在心中；只要“明心见性”，远离执妄，就可觉悟成佛。这与儒家所言“人人皆为尧舜”之说无异，只不过打破了偶像、权威和经典对世人的束缚，以强调自身本心顿悟的重要；“一切法皆是佛法”（《金刚经》），故有“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之说，可见宇宙万象都是佛性的显现。这一智慧又与道家“道法自然”的追求相一致，从此，中国禅宗成为兼具宗教信仰和生活智慧的化身。禅宗因圆融儒道佛三家思想于一身，成为中华文化智慧的结晶，也曾经成为民众普世的精神信仰。在禅宗传播、发展辉煌的唐宋时期，它对当时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功不可没。由于禅修强调通过个体修行的直觉顿悟洞彻人生和世界的根本意义，这就和中国艺术注重对物象的感受并赋予其以生命力的艺术追求不谋而合。因此，禅宗识心见性、洞彻生命的哲学智慧，清静虚空、求真求乐的境界追求，以心印心、不立文字的禅家传统，对中国绘画无论是意境的提升还是发展创新，特别是文人水墨写意画的全面兴起都产生了革命性的深远影响。
一言以蔽之，从《易经》始中国人就走上了顺应自然、感悟自然，以提升智慧、净化道德的自然哲学探索之路。尽管道儒释在对人生意义的认识上存在差异，但对自然山水中所蕴含的智慧、价值和意义都由衷推崇，正如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所言：“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中国传统哲学对“道”的痴迷，不仅成就了其美术生态，而且使山水画成为主流艺术形式。
二、西方传统哲学的科学视角与审美判断
西方文化源头在古希腊，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从此深入西方文化的母体，影响到西方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哲学”一词就出自希腊语，其意为“爱智慧”。然而古希腊哲学对“智慧”的热爱和探索，与中国哲学对“道的智慧”的迷恋和追问完全不同。古希腊哲学重心一开始就关注身边现实世界的真实构成和究竟，并对此进行不遗余力的探索和考证，从而走上了带有求真务实色彩的科学之路；西方哲学自此举起了真理的大旗。而中国哲学虽然也提出了构成世界的“五行学说”，但是认为这仅仅是世界的表象，支配世界变化发展的真正奥秘是隐藏在“五行学说”背后的“道”，也就是规律；中国哲学因此蒙上了浓厚的智慧色彩。
自被誉为西方“哲学之父”“科学之祖”的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即“万物源于水”开始，到古希腊着名大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明确提出物质世界是由土、水、气、火四者组成的“四元素说”，古希腊哲人对客观世界的着迷催生了各门类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毕达哥拉斯更是从数学研究的角度认为构成世界元素的“美就存在于和谐的数的比例之中”。这一见解在延伸到考量物质世界诸多领域之美的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古希腊人对音乐、美术之美的理性判断，导致了古希腊雕像艺术中人体比例之美理论的诞生，即头和身体的黄金比例是1∶7，该比例至今影响西方乃至全世界对人体造型之美的创造、欣赏。正是受到这一希腊哲学思想的催生，古希腊人在雕像、陶绘和建筑等艺术形式中，发现并创造了艺术的理性、抽象之美。
古希腊文化的源头—神话则赋予了古希腊人以生命观、艺术观，神话所弥漫的对生命自由、快乐无限崇尚的人本思想，使古希腊人对拥有智慧、力量又长生不老的诸神充满了崇拜，致使他们更加珍惜现实生活中人的自由、快乐和创造。因此，古希腊人按照人的理想创造了他们的神，又依照神的智慧和力量塑造了理想的人，“人神同形同性”的思想至此扎根到古希腊人日常生活和艺术之中。当“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的人文主义思想确立后，哲学家克赛诺芬尼直言“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幻想神”。人体雕像艺术不仅是古希腊人推崇理性主义哲学的体现，也是他们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颂扬。一尊尊似人似神的裸体雕像表达了古希腊人的世界观、生命观。
古希腊哲学为希腊艺术以及后来的西方艺术奠定了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基调，也为西方艺术的发展埋下了人文主义的种子。虽然基督教的兴起使西方艺术背离了以人为本的艺术传统达千年之久，但是因人的“原罪”而使艺术堕入形象单调刻板、精神呆滞空悲的基督教图像艺术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再度崛起，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又回归到古希腊文化所铺就的轨道上来，人性和价值重新得到张扬、肯定。建筑、绘画、雕塑等美术门类不仅复兴了古典艺术传统，而且在全新的数学、力学、透视学和解剖学等科学技术成就的支撑下，崭新的建筑结构样式和更加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不断涌现，再一次验证了西方哲学不断追求真理的科学化特质对美术创新发展的影响。布鲁内莱斯基设计佛罗伦萨大教堂穹顶、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画作和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塑等名作既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也包含着对人文主义精神的颂扬。西方哲学思想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世界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扬弃中向前推进，西方的美术形式和造型手段也随之不断演变。随着西方工业革命浪潮席卷之势的到来，美术也在科技的迅猛发展中不断嬗变，如摄影术以及光学、色彩理论的出现，就颠覆了延续两千多年来西方美术在造型、空间、色彩等方面的传统，直接催生了绘画中印象派、点彩派、后印象派的诞生。当西方世界因科技日新月异而获得琳琅满目物质满足的同时，人们却在精神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和恐慌，五花八门的哲学思潮也随之涌现出来，各种美术流派诸如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构成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都脱颖而出。虽然这些美术流派都从某一层面触及了人类精神上的一些未知，但大多都表现出人类在科技时代背景下精神上的某些异化和不安。然而，艺术不仅仅是科技的副产品，其本质上也理应是人类追求心灵自由、情感需求的精神写照。但是西方艺术由于过分依赖科学理性的哲学思维，反而使自己迷失在科技编织的冰冷沼泽之中而不能自拔，与古希腊奠定的追求自由、快乐、尊严和创造的西方人文主义艺术理想也渐行渐远，西方美术生态因此也呈现出多元迷茫、无所适从之“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探索局面。
结语
追求科学至真的理性主义哲学是西方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但科学技术解决不了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特别是人的精神层面，这既是西方哲学的短板，也是西方美术的欠缺。反观中国传统哲学对“道”的阐释和追求，对世界去繁就简、“纲举目张”式的把握，以“天人合一”的视角构建精神天空，以智慧提升和道德完善的理想放飞自由、快乐和超脱的艺术观，就远离了人的精神被物质、技术所奴役的处境，从而进入无滞无碍、清净快乐的美妙境界。这是中国哲学智慧对中国美术指引的结果，这也是西方哲学和美术所望尘莫及的。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科技消解了中西方文化间的地理距离和传播障碍，相互之间的碰撞、借鉴和启发已经无处不在。我们看到当现代科技解决了西方美术两千多年来孜孜追求物象的造型、空间和色彩的真实性之后，西方现代美术也开始尝试以新的哲学视角关注、表现人的精神感受及其本真需求，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和自然主义等美术思潮开始大行其道，张扬个性、追求精神性和纯粹性使西方美术迈入崭新的发展阶段，从此变得多元且精神化，朝着类似于中国美术特有的“写意”趣味发展。当“西流东渐”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时，我们的文化自信和审美自信似乎丧失殆尽，但终究还有一部分有识之士保持了清醒的文化意识，用“拿来主义”的胆识中西结合，使中国现代美术更加趋向于“形”神兼备，从而焕发出全新的生命活力，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高剑父等先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21世纪是一个更加开放的时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会变得愈发顺畅和活跃，这为高校国际合作美术办学中如何保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只有认识中西方哲学思想各有所长，相互之间不可取代，都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在人类未来艺术的发展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并以我为主，才能培育出更加迷人的艺术之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