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青海宝卷和嘛呢经的流变分析

　　嘛呢经是流行在青海多民族地区，由中老年人在一定的宗教场所或居家修行时念诵的一种民间宗教性经文，多以手抄本形式在当下社会发生传承流变。历史上，佛教或道教宗教经典对嘛呢经书写文本或口传文本起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明清时期流传的民间教派宝卷对其起了更为直接的作用。

　　一、宝卷的流变

　　宝卷是民间“念卷”或“宣卷”宗教活动和民间信仰活动中一种集信仰、教化和娱乐为一体的民间讲唱文艺的说唱底本，产生于元末明初，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有学者认为宝卷是唐代佛教俗讲的延续，它的宣讲承袭了“俗讲”、“说经”的形式。[1]

　　宝卷是富有表演性的艺术文本，“念卷”或“宣卷”是其主要的表演形式。它的演唱规程表明宝卷是在吸收俗讲、佛教忏法以及宋元词曲、民间说唱等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明正德初年以后，以罗梦鸿创无为教编《五部六册》为标志，开启了宝卷做宣教材料的先河，从此民间教派林立，各种宝卷不断涌现。宝卷演唱开始时，要举行“恭请十方圣贤现坐道场”（ “请佛”） 、“讲解经题”、“举香赞”、“请经”、“开经”等复杂的仪式，结束时要说唱“道场圆满”,诵“结经发愿文”、“随意回向”等。其中宝卷的开经偈、焚（ 香） 赞、收经偈，相当于“俗讲”的押座文、开题、表白； 白文、十言韵文借用了“俗讲”的说解、吟词，但改“俗讲”的七言为十言； 词调则是“说经”的变体。同时，它又杂糅了佛道经卷和各种词、曲、戏文等形式。它们的整个仪式过程基本是相同的，只是名称不同，宝卷在后期的发展中又吸收了当时民间说唱的一些因子，诸如十言体、五更调、十二月等民间小调。由于受宋元词曲的影响，宝卷中出现了长短句的偈赞，也偶唱流行的散曲。遗留至今的佛教宝卷，除了说唱因缘故事的宝卷外，在当时都是用于荐度亡灵的法会。演释佛教经典和佛理的宝卷，演化为荐度亡灵的仪式文，主要都是用于荐度亡灵的宗教仪式中。

　　明末清初是宝卷井喷发展的时期，其内容除了部分是做会宣卷的仪式文和劝善说教的绢本外，绝大多数是文学故事。多删去以前教派宝卷的偈赞和小曲，只保留说唱的段落形式，不再分“品”.唱词主要是十字和七字的诗赞体，用吟唱式的韵诵或改编各地民歌小调演唱，而不标出曲调名。直到清康熙年间，各种民间教派纷纷创立，他们均以宝卷为布道书，主要宣讲各教派教义、修持方法，少量讲述神道故事和民间传说故事。这些民间教派多倚称佛教，教派宝卷多模仿前期佛教宝卷，其唱词主要用七字句和十字句的诗赞体，又加唱当时流行的小曲曲调。清康熙以后，政府取缔、镇压各地民间教团，民间教派宝卷的发展受到遏制。但民间教团在秘密布道中虽然保留宝卷念卷形式，但主要是袭用和改编前期民间教派的宝卷。

　　近现代，民间宝卷没有明显的宗教归属，但念卷仍需结合民间的信仰活动进行。它承袭了宗教宝卷念卷的一些仪式，做会念卷时供奉各种神佛到会，念卷开始时焚香点烛请神佛，然后开始宣讲宝卷，结束时要焚烧神码（ 供奉的神像） 等物送神佛。宝卷的这种念卷活动，在不同的地区仍以不同的仪式存在，像江浙一带的“做会”、甘肃洮泯地区的“请卷”等。

　　二、宝卷的世俗化倾向

　　宝卷的念卷活动，在明末时已出现世俗化的倾向，开始流入全国各地的民间社会，成为广大民众信仰、教化、娱乐的活动，因而产生了没有明确宗教归属的民间宝卷。它们的文本形式仍沿袭教派宝卷的形式，在民众结婚生诞、祝寿求子、生病遇灾、新屋落成、丧事荐亡等民俗活动中演唱，也到朝山进香、庙会祭祀的群众性活动中演唱。

　　这一时期佛教宝卷演唱者，主要是佛教的僧侣，此后除了活动于民间的僧尼外，又出现了“倚称佛教”的“道人”.民间佛教的宣卷活动，主要在“追亡荐祖，了愿禳星”的法会上进行，还包括家庭妇女的信仰和娱乐活动，以及村中的民间斋集法会，由僧人宣卷，参加者以妇女为主，也有男性。明代，“杂序因缘”、“讲说因果”,一向是佛教僧侣向俗众演说佛法的主要形式，它继承了六朝时期的佛教僧俗在斋集法会的演说形式，南朝梁慧皎撰《高僧传》卷 13《唱导论》中记载： “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2]

　　这一时期民间的佛教信徒主要是城市中的市民、农村中的农民和各阶层的妇女，文化层次不高。他们对于佛教经典中的哲理，不一定能够理解，主要是从自身的生活体验接受佛教的基本教义，如人生无常，充满痛苦； 前世和今生所造的孽，是痛苦的根源； 相信因果和轮回报应； 要修行解脱，去恶扬善，以求今生和来世的福报等，在此信仰基础上参与各种佛教的信仰活动。在各种法会道场中，更能激动一般信众的是那些说唱因缘的故事。明代出现的以妇女为主要听众的家庭宣卷，听“唱佛曲”,除了抒发她们的信仰情怀外，还有娱乐的作用，因此出现了更贴近生活的民众修行故事宝卷。一些佛教宝卷，除了说唱因缘故事的内容外，都是用之于荐度亡灵的法会。演释佛教经典和佛理的宝卷，演化为荐度亡灵的仪式文。

　　这种变化，自然与中国社会长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对丧事的重视有关。“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3]因此，丧仪即使在平民百姓的生活中，也是最重要的仪礼。另一方面，同民众对生死大事的观念有关。一般的民间佛教信徒，不可能像《大乘金刚宝卷》歌赞中宣扬的那样“了结生死”,进入无为自在的境界。因此，在追悼死去的亲人的时候，便为他们念经忏悔，祈祷地狱十王“赦除多生罪”,祈祷诸王、菩萨引导亡人进入“龙华会”; 或借助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在民间信仰活动中，一些说唱姻缘的宝卷，像《黄氏女》《方四娘》等，在家庭的日常活动中，以娱乐为目的； 而一些演释佛教经典的仪式文，主要用于庙会或丧葬仪式中，敬神或荐度亡灵。

　　由此可以看出，宝卷的世俗化倾向，源于早期的俗讲活动，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是为了演绎教义经典，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扩大自身影响力做出的一种适时变通。宝卷一开始就表现出向下的亲民姿态，这对其后来的流传和流变具有很大的影响。
　　
　　三、嘛呢经对宝卷的吸收

　　从当下大量流传的嘛呢经来看，嘛呢经并非是俗讲、变文、宝卷直接单线演进的结果，其内容的构成比较复杂。嘛呢经中，也有《金刚经》之类的佛教经文，《金刚经》是佛教徒采用大乘经典中的忏悔、礼赞内容而成的忏法。唐宋以下忏法大行，这类经卷的名称不一，有“佛偈”、“赞”、“仪赞”、“忏仪”、“忏法”等。南宋释宗镜编的《金刚科仪》，演释姚秦鸠摩罗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 简称《金刚经》） .从这部“科仪”的形式上看，它是佛教“忏法”和俗讲“讲经”相结合的产物，它将讲经过程仪式化、格式化，借名为“科仪”.[4]目前在嘛呢经中依然流传念诵的《金刚经》，显然是唐宋以来佛教大乘经典的流变，后与俗讲等说唱形式结合衍变而来。

　　嘛呢经的有些经名，也直接吸收了宝卷的命名方式。宋元时期的佛教宝卷在各种法会道场中演唱，要举行相应的繁杂仪式。明代民间的佛教宝卷，包括荐度亡灵的各种宝卷，都是在民众家庭中演唱，演唱仪式趋于简化，在宣卷前，举行“焚香、点烛”的简单仪式。明清以来的民间教派宝卷多仿照佛、道经典，大多数民间教派倚称佛教，其宝卷在卷名前仿照佛典冠以“佛说”,以表示“佛”亲自说法，如《佛说二十四孝宝卷》《佛说道德运世忠孝报恩宝卷》； 有的民间教派倚称道教，则仿道经在卷名前加“元始天尊说”,如《元始天尊说真武修行宝卷》； 有的民间教派宝卷前冠以“销释”,表示为经典的解说。这种倚佛倚道的做法，也同样渗透到嘛呢经的称谓当中，如《佛说大明六字真言》《佛说蒲团真经》《佛说报恩经》等。清代后期的真空教的《报恩宝卷》、明代还源教《报恩宝卷》（ 全称《归家报恩宝卷》） ,直接影响了嘛呢经文中的《报恩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