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神话对伏羲女娲母题的运用

　　伏羲女娲母题是中国民间文学宝库中一个重要的母题类型，包括伏羲和女娲的来历、身份、关系、婚姻等一系列相关母题。各民族大量的民间口传资料以及辑录的文献文本表明，这些母题的传承具有跨地域、跨民族特征，随着时间或空间的变化，表现出在保持基本母题稳定性的同时，会发生相关母题或母题链的变化。本文以不同民族神话对伏羲女娲母题的运用为例，探讨同一类型母题在多民族神话叙事中的交流、传承与变异问题。

　　一、伏羲女娲母题的基本构成

　　神话中的“伏羲”“女娲”作为特定的母题产生较早。如果说“女娲”带有母系社会的遗迹，那么“伏羲”则是人类进入父系社会的产物。基于这一基本史实，我们可以断定“女娲”母题的生成远早于“伏羲”母题，两者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逐步演变，结合成为“伏羲女娲”母题。关于“伏羲”,在目前见到的中国各民族神话或传说中又写作或称作“牺”“必羲”“宓羲”“庖牺”“包牺”“炮牺”“牺皇”“皇羲”“太昊”“太皞”“瓠系”“虑戏”“虑羲”“伏义”“伏依”“伏希”“伏戏”“伏牛羲”等，“女娲”也基本类似。他们既可能是部落首领，也可能是一个族群的名称。虽然古代典籍中竭力地为他们找出血缘族谱，而事实上，无论是他们的时间跨度还是丰功伟绩，都表明这些名称应该是一个族群的代称。对此刘城淮提出：“尊奉女娲（蛇）为图腾的民族是生活于我国南方的，不妨名之曰女娲族。南方许多民族都曾崇拜蛇为图腾，故《说文》一言：‘蛮，南蛮，蛇种；闽，东南越，蛇神。’女娲族只是其中之一。”549~550当然，大量神话和考古研究证明，“蛇”并非南方民族图腾的专利，北方也大量出现以“蛇”为图腾的族群。因此可以推断，伏羲女娲具有相当广义的内涵，其实质则是中华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符号和象征。

　　附表1以《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中的母题编码为依据，选择与伏羲女娲相关的一些典型母题为样本，对伏羲女娲的复杂关系进行大致梳理，以直观展示其关系的复杂性。

　　通过对上述母题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伏羲女娲作为一组特定的名称，是后世有意识捏合的结果。在早期他们的产生各有其道，有些神话中即使出现“伏羲兄妹”的说法，但也没有明确“妹妹”一定就特指“女娲”.目前神话文本中较为普遍的情况是将伏羲女娲作为一个具有共时性的结合体，因此两者的关系也随着这些神话的传播而深入人心。如果对两者关系进一步细分，可以得出如下几种类型：

　　（1）伏羲女娲不存在任何关系；（2）伏羲女娲是创造与被创造关系；（3）伏羲女娲是伙伴关系；（4）伏羲女娲是从属关系；（5）伏羲女娲是兄妹关系；（6）伏羲女娲是姐弟关系；（7）伏羲女娲是夫妻关系；（8）与伏羲女娲有关的其他关系，等等。

　　关于伏羲女娲的关系及排序在汉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如东汉人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说：

　　“伏羲鳞身，女娲蛇躯。”这里只不过根据表述的需要将“鳞”代指“龙”而已；《列子·黄帝篇》说庖牺氏、女娲氏都是“蛇身人面”;《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云：

　　“太昊帝庖羲氏，风姓也，蛇身人首。”“女娲氏，亦风姓也，作笙簧，亦蛇身人首。”《玄中记》中也有“伏羲龙身，女娲蛇躯”的说法。无论是“龙”还是“蛇”,都具有本质的一致性，但在两者的排序上，本来早出现的“女娲”却排列在“伏羲”之后，显然是男权社会对民间传统文化改造的结果。由此可以推测，伏羲与女娲的结合经历了从民间到典籍，从典籍到民间的双向多层次文化交流，这些交流往往会形成若干相互联系而又不同的母题。下面再以伏羲女娲的体征与身份的母题为例进行对比。

　　通过附表2我们发现，有关伏羲、女娲体征的描述一般出现在汉族神话中，少数民族神话涉及伏羲女娲的叙事中很少出现体征的描述。这可能主要与汉族文献神话的表述习惯有关。由于汉族文献对神话的记载与传承，往往不是以叙事为主，而是多关注人物的相貌，并在描述人物相貌的同时附带一些简要事迹，体现出汉族神话重人不重事的特色。《山海经》《淮南子》中记载的神话基本如此，这其中既有早期神话采录时惜墨如金、脸谱化记录习惯的影响，也有早期神话中常常会以动植物名称代表特定族群图腾的印记。在母题数量方面，之所以关于伏羲的体征母题多于女娲，则是由于女娲神话出现的更早，在更长的传承过程中其形象体征已基本稳定，故不同的神话文本变化不大；而伏羲则相对晚近，许多地区在接受并传承这一形象时会有更多的差异，时人辑录相关神话时就会呈现出相对丰富的母题。同样，在“伏羲”“女娲”两者身份的叙事中“女娲”相对较多，则主要是因为女娲在更为漫长的传承中，已经成为女性神、女性神性人物的经典代表；而伏羲是人类进入男权社会之后形成的文化始祖的名称，与众多男性神或神性人物具有诸多交集，其身份有时甚至很难与后起的炎黄、尧舜禹等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