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在公司治理的重要意义探析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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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双重代理成本视角下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
　　【第一章】媒体报道在公司治理的重要意义探析绪论
　　【第二章】媒体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第三章】我国媒体推进公司治理的现状分析
　　【第四章】公司治理中媒体功能实证研究
　　【结论/参考文献】企业媒体在治理中的作用分析结论与参考文献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学术界对于公司治理问题的关注始于资本市场中频频出现的公司财务丑闻，而近年来激烈的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则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公司治理的变革。虽然现实中的公司治理问题纷繁复杂，但其背后反映出的核心问题皆是委托-代理问题：无论是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由于股东和经理人目标函数不一致而产生的第一类代理问题，还是存在于新兴市场国家中的由于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目标差异而产生的第二类代理问题。事实上，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单纯依靠完全合约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变得不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探讨如何建立更为有效的机制以降低代理成本就变得极为重要，而这也恰恰是公司治理的意义所在。因此，研究公司治理问题势必不能离开对代理问题的探讨。

　　据此，众多学者开始探讨如何设计并选择合适的机制以更好地缓解代理问题，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传统的公司治理机制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内部控制机制中，公司的董事会和独立董事很容易会被权力过于强大的经理人所"俘虏";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的引入虽然可以有效地解决因所有权分散带来的搭便车问题，但同时也给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便利；股利的发放可以有效地降低公司股权代理成本，但股利的实施却不具有强制性；债务的存在虽然给管理层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但合同契约的不完全性使得这种融资方式本身也存在着很高的机会成本。在外部治理机制中，兼并收购机制的成本过高，有效的经理人市场在中国尚未建立，成熟的法律环境的构建也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鉴于此，部分学者试图发掘更多的机制以弥补传统机制的不足，媒体随即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众媒体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当下的媒体已被看做成独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以Dyck和Zingales为代表的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媒体在揭露资本市场会计舞弊、降低控制权私人收益、促进企业改正违规行为以及改善投资者信息环境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进而直接使得欧美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得到了有效提升。

　　反观我国，政府干预和家族企业的存在使得公司治理问题变的更为复杂，上市公司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不匹配使得中小股东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而传统的公司治理机制亦不足以缓解代理问题。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我国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在我国，从最初的"银广夏事件"到轰动一时的"蓝田事件",再到近期的"绿大地事件",这一系列的财务造假行为的曝光背后都少不了媒体的身影，除了揭露会计舞弊，我国媒体的触角还深入到了上市公司的方方面面，比如：曝光高管薪酬、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违规等。媒体所具有的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和提高信息可信程度的基本功能使其具有了作为公司治理途径的可能性。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将视角聚焦到媒体这一治理机制上，并结合特有的制度现状进行研究，以期对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1.2 研究意义
　　
　　虽然现有的研究针对媒体报道和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已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本文的研究与以往的研究相比，仍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主要体现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不同。

　　从研究视角上看，以往的研究多是笼统的对媒体报道水平和公司代理成本进行简单的线性回归，并未对"制度因素（比如：中国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中国政府对于媒体的干预以及两类不同的代理成本在中国不同性质企业间的特殊表现）能否影响媒体的公司治理效果"这一问题进行单独研究。本文的研究立足于中国的制度背景，这也是本文与以往研究最大的区别所在。这种制度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我国的企业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被人为划分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同性质的企业表现出的代理问题势必有所不同：国有企业的治理问题集中体现为由于所有者缺位导致的内部人控制，而民营企业则更多的表现为"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下的"一股独大".代理问题的不同表现在无形中加大了媒体治理的难度。

　　其次，相比于西方国家而言，我国是个较为重视人情和社会关系的国家，在资源极度有限的情况下，人际关系的作用往往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我国的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为了谋求自身发展，众多民营企业开始找寻替代路径，而与政府建立联系就是其中的一条。近年来，一些民营企业不惜用重金聘请曾经任职于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前官员作为公司高管或独董，其目的正是希望通过建立这种政治关联来获得各种好处，而利用前官员自身政治背景和人脉来适当地影响"媒体声音"则是众多好处中的一种。

　　最后，更为特殊的是，我国的媒体，尤其是具有权威性质的媒体，绝大多数都属于国有性质，媒体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会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且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更是要求上市公司只能在被中国证监会指定的财经媒体上发表重要信息的首次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等，其他财经媒体只能在指定财经媒体发布信息以后才能发布或转载。这种制度上的要求更是人为地限制了媒体影响力的发挥。

　　因此，考虑到行政干预的现实约束很可能对媒体的治理作用产生影响，本文首次同时考虑"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两个要素，通过大样本的研究方法对新闻媒体在行政干预下的监督治理的作用情况展开研究，而这也恰恰是以往文献所忽略的。相信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拓宽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为相关的研究命题提供基于中国的经验数据，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监管部门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以更好地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整体发展。

　　从研究方法上看，在实证研究部分，为了考察"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两个要素对媒体治理效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分组对比研究的方法，通过组别间结果的差异来判断因子的影响效果，克服了以往研究中仅将影响因素设置成控制变量进而可能低估了因子的影响力的不足。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1.3.1 研究思路

　　以往的研究表明，在股权结构高度分散的情况下，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除了英、美等国的公司股权结构比较分散外， 绝大部分国家的公司股权普遍存在着具有控制权的大股东，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随即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应该说，如何设计并找到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以降低两类代理成本无疑成为了当今研究的热点问题。

　　长期以来，媒体的作用一直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的众多研究表明，媒体报道可以通过多种机制和途径发挥公司治理作用。国内学者对"媒体监督是否能够降低代理成本"这一问题的回答大部分也是肯定的[18,49-51].然而，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照搬国外的研究方法，并没有结合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进行专门的研究。由于制度原因，我国的上市公司被划分为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产权性质的不同导致了我国两类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因此，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我们首先依据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将样本分为国企组和民营组进行分别研究，以探讨媒体在面对两类不同产权性质主体时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效果是否存在差异？在这之后，我们考虑到在中国，政治力量和社会关系在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因而我们将"政治关联"要素考虑进来，把民营组进一步分为有政治关联民营组和无政治关联民营组，以考察媒体在面对政治力量背景不同的两类企业时能否同样发挥公司治理作用？最后，我们进一步比较媒体报道对全样本组、国企组、政治关联民营组和非政治关联民营组各自双重代理成本的影响差异，以更好地回答"媒体报道到底更能对哪类代理成本发挥作用"这一问题。

　　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对我国媒体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现状进行一个简要分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以更为具体的案例分析的形式对媒体在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存在的不足进行一个阐释。之后，我们通过实证研究对上面几个问题做出一一回答，以求更为深入和全面地考察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

　　1.3.2 研究内容

　　全文共分为五章，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先对本文的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进行了说明，然后从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对文章整体进行了一个概括性介绍，进而提出本文的创新之处。

　　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在这一章中，我们对代理理论做了一个概述性的说明，以此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从五个方面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第三章是有关我国媒体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现状分析。总的来说，我们以具体的案例的形式对媒体在治理过程中产生的积极作用和存在的不足进行了一个简要分析；在这之中，媒体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可以加强信息披露、揭发利益输送行为以及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三个方面，而消极作用则体现为媒体乌龙和新闻寻租的存在。通过对现状的分析，我们进而对本章做出一个小结，目的是更好的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做一个现实铺垫。

　　第四章是实证研究，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在对我国媒体治理的现状有了了解后，在本章中，我们旨在通过统计、计量等一系列定量分析的方法来考察媒体报道对上市公司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具体来说，我们首先提出三个基本假设，之后为了验证这三个假设，我们进行了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和样本选择，最终，我们对实证检验结果进行了一个分析。

　　第五章是结论与建议。通过前面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我们进一步在本章中对整体的研究结论做一个总结，并基于此结论，对如何能更好的发挥媒体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提出三个政策建议。

　　1.4 研究方法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三者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运用归纳、演绎、比较等方法得到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对代理理论进行了详细阐释，并针对近年来有关"媒体在公司治理中作用"的国内外重要文献进行了系统性的综述。在案例分析部分，本文通过广泛搜集和汇总，整理出了众多案例，并从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展示，以期真实的反映我国媒体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现状。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选取 2008-2012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总样本，在手工搜集整理了媒体报道的相关数据后，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等计量方法系统的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前期的研究重点在于对文献综述、理论回顾和案例分析的定性研究，而后期则主要通过统计和计量等定量的方法对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

　　1.5 本文的创新之处

　　从研究要素上看，以往的研究多是笼统的对媒体报道水平和公司代理成本进行简单的线性回归，并未对"制度因素（比如：中国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中国政府对于媒体的干预以及两类不同的代理成本在中国不同性质企业间的特殊表现）能否影响媒体的公司治理效果"这一问题进行单独研究。本文的研究恰好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首次同时考虑"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两个要素，以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为契机，分别考察了媒体在面对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以及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和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时，其公司治理作用的发挥效果是否会有所不同？换言之，这两个要素到底对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的发挥起到了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

　　从研究方法上看，在实证研究方面，以往有个别的研究将企业产权性质设置为虚拟变量，通过变量前的系数大小来反映其对于全体样本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但该方法却无法更有针对性地考察各类公司自身的媒体报道水平与自身代理成本的关系，且可能同时低估了因子的影响力。因此，为了克服以上不足，我们采用分组对比研究的方法，将全样本上市公司按照产权性质分为国企组和民营组，再将民营上市公司按照高管是否存在政治关联分为有政治关联民营组和无政治关联民营组，以期通过组别间结果的差异来更好地确定因子的影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