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培育政策的特点与反思

　　摘    要：　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是当代少数民族文艺政策的重点，其发展史有建国初“十七年”建构期、20世纪后20年拓展期和21世纪初20年深化期三个重要阶段，也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即丰富多样、突出重点和主线、国家地方联动中有分工。总结思考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史，可得出三点结论：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与文艺政策始终是制定实施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的基础；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当前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要进一步聚焦全面提高作家水平和质量。

　　关键词 :     少数民族文学;文学政策;作家培养政策;

　　中国当代文学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在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文学被纳入党和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其中一个重要治理方式就是制定文艺政策。“文艺政策是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国家政权或执政党对文艺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国家和政党管理意志在文艺工作中的反映，是政策主体调节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杠杆和现代治理能力的体现。”1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政策是党和国家文学政策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具体化。建设一支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是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关键，因此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政策中尤为重要，梳理其历史，考究其特点，思考其经验，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一、政策史分期与扫描

　　早在1943年11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曾刊发中宣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正式纳入国家文化治理体系，“文艺工作在政府方面也好，在群众团体方面也好，我们都要来有计划地安排。这就靠你们将要推选出来的领导机构来安排这些事情”2。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为目标，七十多年来，党和国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少数民族文学政策，涉及到作家队伍建设、文学创作、批评、交流和教育等多方面，其中作家培养政策是各个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政策的重点，从其发展史看，有三个重要阶段，即建国初“十七年”、20世纪后20年和21世纪初20年。
 

　　建国初“十七年”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的建构期。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前作家培养处于自发状态，而建国初这方面工作还未有效开展，当时的少数民族作家屈指可数。因此加快少数民族作家培养，尽快形成一支少数民族作家基本队伍是这一时期作家培养政策的目标。1956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以下简称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召开，茅盾在《开幕词》中说：“加强培养青年作家和发展兄弟民族文学的工作，已经成为我们发展文学事业的日程表上最迫切的问题了。”3当时具体负责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老舍也在《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报告摘要》（以下简称《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说：“如何培养新生力量也是重要的问题。这是发展兄弟民族文学最根本的一环。”41960年7月，老舍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继续强调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指出：“我们许多少数民族，已经有了社会主义文学基本队伍。可是这些队伍还不够强大，我们必须最热情地积极培养新人，十倍、百倍地壮大我们的队伍。”5

　　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主要有三：一是有计划地发展少数民族会员。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把“培养群众中的新的文艺力量”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1954年末至1955年初，玛拉沁夫给当时文艺界领导人茅盾、周扬和丁玲写了一封信，表达个人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吸收少数民族作家入会的问题，“作家协会在吸收会员工作上，不应当死规定一个‘尺度’，尤其对民族作家更不适宜”6。该信所提意见在中国作协第九次主席常务办公会上进行了讨论并得到了肯定。1955年5月中国作协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座谈会，了解各兄弟民族的文学状况，同时“通过座谈会，作家协会根据各民族不同的实际情况，有计划地发展一些少数民族会员”7。1956年，老舍在《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提出：“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分会应吸收兄弟民族有成绩的作家作为会员。以会员为中心，兄弟民族的作家们应有经常联系、定期学习的组织。”8二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陆续成立中国作家协会分会。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后，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都先后成立了中国作家协会分会。三是开展少数民族作家培训。1950年12月“中央文学研究所”成立，采用国家组织的形式来培养文学新生力量和作家。1956年，老舍在工作报告中提出：“选取兄弟民族青年作家到文学讲习所学习。”9从1951年开办到1957年停办，中央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先后举办了4期5个班，招收学员总数为286人，其中少数民族学员15人。10这些学员后来大都成了有成就的作家。此时期，有的地方也实行了少数民族作家培训政策，如内蒙古从1960年到1965年，在内蒙古大学举办文学研究班，培养了巴·布林贝赫、纳·赛音朝克图、玛拉沁夫、敖德斯尔等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草原作家。以上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1960年8月老舍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列出了所取得的成绩，新疆分会有少数民族会员65人，内蒙古分会有少数民族会员53人，延边分会有少数民族会员54人，“少数民族已有了自己的作家队伍。这是件大事！截至最近为止，已经有二百多位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和评论家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总会或分会的会员,其中有几位被选入了协会的领导机构”11，它“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形成，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开始从自然走向了自觉”12，为后来的作家培养政策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后20年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的拓展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进行拨乱反正。1978年5月中国作协正式恢复工作，1979年2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组召开座谈会讨论重新组织文艺队伍问题。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强调“必须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在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里，杰出的文艺家实在太少了。这种状况与我们的时代很不相称。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而且要从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131980年代初，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政策措施，如成立民族文学研究所、创办《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学研究》杂志、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评奖、召开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翻译会议、中国作协成立民族文学委员会等。就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而言，由于一些少数民族已经有了自己的作家队伍，这一时期以全面壮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为目标，对“十七年”作家培养政策进行了新拓展，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是继续积极发展少数民族作家会员。1980年代初，《民族文学》特约评论员在总结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时说：“几年来，在党的关怀与培养下，少数民族作家队伍迅速成长。‘文化大革命’前，中国作家协会的少数民族会员，只有55人，而从1979年到1982年春的两年多时间里，便增加到152人，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近两倍。中国作家协会各地分会的少数民族会员已近千人。”141984年12月中国作协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张光年在报告中提到了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成绩：“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现在四十多个民族有了本民族的文学作家或青年作者……近几年我国各兄弟民族文学事业的迅速发展，各民族文学新人的迅速成长，形成了我国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百花齐放。”15这一时期还加强了对人口较少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如1987年9月，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在内蒙古举办10万人口以下的22个民族作家笔会，使得许多没有作家文学的民族实现了零的突破，他们拥有了第一代书面文学作家。16

　　其二是大力开展少数民族作家培训。1980年1月8日，经中宣部批准，作为鲁迅文学院前身的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正式恢复。1980年4月1日，中央文学讲习所第五期也是“文革”后第一期开学，共招收学员33名，其中少数民族作家有艾克拜尔·米吉提和关庚寅两位。171981年4月，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六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开学，它开创了专门设立少数民族文学培训班的先河。1984年11月12日，文学讲习所正式更名为鲁迅文学院，其办学方针为“培养文学新生力量，壮大文学队伍，繁荣文学创作”18。1985年3月1日，鲁迅文学院第一期进修班开学，从此它开办的进修班、函授班、研究生班、高级研讨班等多种类多形式的作家专业培训不断19，鲁迅文学院成为作家培养的摇篮，也成为了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渠道。这一时期，各地作协也积极开展了少数民族作家培训，有的成立了自己的文学院。20鲁迅文学院还于1980年代末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招收文学创作专业硕士研究生班，开展学历教育，实现了与高校联合办学的创举，为2017年再度联手开办硕士研究生班积累了经验。

　　其三是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等。文学创作会议涉及作家培养政策，早在1956年，中国作协就曾召开第一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该会议有少数民族作家如玛拉沁夫参加。1980年7月，中国作协召开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冯牧在报告中强调“大力培养和扩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是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条件”21。会议的中心任务之一是讨论积极培养、壮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此后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工作报告都会强调对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培养，值得注意的是铁木尔·达瓦买提在第三届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对用母语创作的作家作品给予足够重视”22，这是前二届会议报告中没有的，表明了对用母语创作的作家培养的重视。

　　其四是充分发挥《民族文学》的作家培养作用。《民族文学》创刊于1981年，作为当时唯一的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表平台，它对于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司马义·艾买提曾说：“发展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必须有相应的手段，文学刊物就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它是作家发表作品的园地，也是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园地。在这方面,《民族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功能，有其他文学刊物不可替代的作用。”23《〈民族文学〉创刊词》也宣称：“我们的刊物，要团结各民族的作家和广大文学工作者，为大力发展和繁荣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积极培养和扩大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队伍，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24创刊后的《民族文学》刊发新人新作，开辟“作家介绍”栏目，刊登作家剪影，设立“新作短评”栏目及时评介作家新作，举办改稿会、作品研讨会，组织创作笔会和采风活动等，积极推动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后来，《民族文学》还在内蒙古莫力达瓦、辽宁丹东等三十余地建立创作基地，为少数民族作家深入生活、增进交流提供平台。此外，《民族文学》还通过主办民族文学培训中心吸引了大量的业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为培育文学新人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25

　　其五是发挥文学评奖的激励作用。“评奖的同时也要奖评，要加以评论”26，文学评奖作为一种正向文学评价政策，对于作家的激励作用鲜明。1981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设立，该奖由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共同主办，对激励少数民族作家产生了良好效果，不少作家的成长都与荣获此奖相关。以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为例，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共有京族、鄂温克族、景颇族、锡伯族、仫佬族、普米族、达斡尔族等10个人口较少民族作家获奖，第二届有14个人口较少民族作家获奖，到1994年第五届则实现了55个少数民族都有作家获奖的大团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见证和促进了人口较少民族作家队伍的壮大。此外，有的地方也设有专门扶持鼓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奖，如广西的“花山奖”、内蒙古的“索龙嘎奖”、新疆的“维吾尔汗腾格里文学奖”“哈萨克·柯尔克孜飞马文学奖”、贵州的“金贵奖”等。通过以上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措施，许多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开始出现本民族第一代作家，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作家，一些民族已开始形成自己的书面作家群，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27

　　21世纪以来至今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的深化期。一方面是通过政策创新继续壮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促进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全面形成，另一方面则是开始转向培养优秀的高水平少数民族作家。就壮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来说，首先是中国作协在2013年启动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其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人才培训依托鲁迅文学院进行。举办少数民族作家高级研讨班（以下简称高研班）28是作协培养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人才的一项重点政策，它将少数民族作家培养带到了一个新阶段和新高度。鲁迅文学院先后举办了第4、10、12、16、37期少数民族文学高研班，分别为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班、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家班、少数民族作家班、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家班以及第37届多民族作家高研班。其中第12期共招收学员55人，是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全部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的高研班，象征着55个少数民族在文学领域中的团结聚会，也标志着我国民族文学的发展和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建设走上正轨29，这些高研班很好地促进了中青年作家的水平提升。30在少数民族主题的高研班之外，其他高研班中也会有少量的少数民族学员，如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中有关仁山、巴音博罗2名少数民族作家，第15届高研班有陶丽群、恩克哈达、吕翼、勒·傲登等。此外，鲁迅文学院从2013年开始还为少数民族自治区和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份专门举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每年8期，连续举办5年，学员中大部分为中青年作家。其次是进行资助扶持。新世纪以来，中央和地方设立文艺创作专项资金或基金，加大对人才培养的投入，各地出台了相关资助项目。中国作协制定了《中国作协扶持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实施方案》，就少数民族文学培养人才、鼓励创作、扶持出版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2012年12月，中国作协发布《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作家重点作品扶持工作条例》，开展少数民族作家重点作品扶持工作。再次，是对实践证明有效的已有作家培养政策进行改革。2006年《文艺报》开设“少数民族文艺专刊”，2009年《民族文学》创刊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版，后来又增加了哈萨克文和朝鲜文版，2010年设立《民族文学》年度奖。中国作家网开设了少数民族文学专栏，骏马奖评奖条例不断修改完善，多地实行签约作家制，对作家实现从身份管理到项目管理的转变。31积极探索作家培养的跨省联动机制，完善并逐步扩大少数民族地区作协与经济较发达地区作协“结对子”，相互开展作家交流培训、作品研讨等活动。32就培养优秀的高水平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也有一系列政策创新，如为了培养学者型作家，2017年起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再次联合举办研究生班。为了发现培养少数民族优秀中青年作家，中国作协2018年新设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专项。为了打造“德艺双馨艺术家”，实行了国家荣誉制度，有的地方如云南也开展了省级评选，和晓梅获“德艺双馨青年作家”称号。为加大国内文化艺术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培养，国家实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万人计划”文化艺术人才项目等。上述新世纪少数民族作家培养的创新性政策措施，实现了壮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目标。

　　二、政策特点

　　梳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发展史，可以发现它的制定实施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即丰富多样、突出重点和主线、国家地方联动中有分工。

　　一是丰富多样。据文学治理功能，文学政策可分总体方针政策、各种具体的方针政策、实现管理科学化的具体手段和方法三类。33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培养政策也是如此，首先是总体方针政策，它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根本性文艺政策，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等，作为当代文学总体方针，自然也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虽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直接指向的是作品多题材、多风格、多流派和文艺民主与创作自由，但从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来看，也内含培养多民族、多语种、多层次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要求，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更是对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立场的直接召唤。其二是各种具体的方针政策，如《中国作家协会扶持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实施方案》是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具体政策。其三是实现管理科学化的具体手段和方法，如《关于开展2020年中国作协会员发展工作的公告》和《关于开展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工作的通知》等。从文本类型来看，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文本也有“典型文学政策文本”“准文学政策文本”和“超文学政策文本”三种。34典型文学政策文本是指由权威政策主体制定实施的政策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等。准政策文本主要是指代表政策主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或文艺管理部门如中央宣传部、中国作协领导以个人名义发表的重要讲话、回信等，如乌兰夫《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等，也包括官方权威期刊杂志的编辑按语、创刊词，如《〈民族文学〉创刊词》。而超文学政策文本，主要指具有文学政策意义的文艺活动，如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作协组织的采风活动等。此外，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还是一个由不同层面和侧面组成的系统，就不同层面而言，对应国家三级组织机构，也就有国家、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县市区的政策，如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其下属的地市自治州党委也相应出台各地繁荣发展文艺的意见。就不同侧面而言，由于作家培养涉及教育、培训、会议、期刊、出版、交流、批评、评奖等多方面工作，因此有的政策可能是某一方面政策，如历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的评奖通知和评奖条例、历年来中国作协开展会员发展工作的公告等，有的又可能是一套组合拳，如“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就包含文学人才培训等多方面政策设计。最后，即使某一项具体政策也有丰富性，如作家培训政策可据培训时间、对象、方式、内容、层次来设定，有短、中、长期班，高校研究生班或鲁迅文学院函授、高研班等，以及针对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年龄作家的培训政策。

　　二是突出重点和主线。首先从培养对象来看，七十多年来的政策主线是培养文学新人与青年作家。1949年7月29日，中华全国文学文艺工作者协会召开第一次常务会议，丁玲提议发掘培养青年作家，首次正式提出青年作家培养问题。351956年，老舍在《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指出“如何培养新生力量也是重要的问题。这是发展兄弟民族文学最根本的一环”36。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强调青年作家的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年富力强，思想敏锐，是我们文艺事业的未来。应当热情帮助并严格要求他们，使他们既不脱离生活，又能在思想上、艺术上不断进步”37。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报告也对此强调，如冯牧在第一届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发现和培养民族文学的新生力量”，“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在进一步落实民族政策的基础上，更好地繁荣创作，更多地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文学新人”38。铁木尔·达瓦买提在第三届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如既往地对少数民族事业给予大力扶植，加大资金、人力、物力上的投入和支持，要对培养少数民族文学新人，少数民族作家深入生活……采取必要的倾斜政策，给予切实有力的保障”39。2019年，钱小芊在第六届会议上的讲话中仍然指出“更要支持还未取得很大成绩和影响的普通作家、基层作家、青年作家，为他们的成长进步搭建更多的平台”40。此外，历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也都会对青年作家培养做出政策安排，这自然也包括少数民族作家。

　　中国作协还一直运用多种政策措施大力扶持少数民族文学新人和青年作家。《民族文学》自创刊以来开设有青年作家专号、青年佳作专栏、80后90后作家专号、本刊新人栏目等，并通过举办全国少数民族重点青年作家笔会、创作改稿班和刊发新人新作评论等来培养青年作家。《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不仅关注知名作家，更关注青年作家和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中国作协主办“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系列研讨会”，其中第三场为“中青年少数民族作家研讨会”，第五场为“藏族中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在2018年增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评选，已推出20位年龄在50岁以下的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各地也出台文学新人培养政策，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以中青年作家专刊、新锐作家小辑等方式扶持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河南实施“文学豫军新人工程”，四川实施“文学新苗工程”，延边推出“朝鲜族文学人才培养苗圃工程”、新人工程等。

　　其次从培养方式来看，作家培训始终是政策重点。“党和政府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人才的发现和培养，除各地区举办各种文学研究班对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培养提高外，中央文学讲习所一开始就注意吸收少数民族学员参加。”41尽管从“十七年”到新世纪都曾在政策上强调“带徒弟”式的培养，另外民族高校通过教育体制也不断培养作家，各种资助扶持和作家作品研讨会等都是作家培养的政策措施，但从作家培养政策史来看，重点无疑是作家培训。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文学院承担了这一政策功能。鲁迅文学院已经举办了近百期各种类型的文学创作班，以少数民族作家培训为例，在招收少数民族学员的同时，也开办只招收少数民族作家学员的培训班，比如文讲所第6期为少数民族班，鲁迅文学院曾举办4期少数民族文学高研班，它还从2013年开始不间断地举办为期两个月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三百多位作家曾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深造过，各民族作家因此迅速成长。

　　再从培养途径来看，政策着力点是深入生活。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始终强调文艺工作者的主要培养途径是深入生活。以新时代为例，2014年11月中央宣传部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五部委联合下发通知部署在文艺界广泛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主题实践活动。习近平在给乌兰牧骑队员的回信中高度肯定了“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的优良传统。习近平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强调“走入生活、贴近人民，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态度”，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工作报告也多强调深入生活。冯牧在第一、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报告中分别指出：“鼓励和提倡少数民族作家深入到民族地区的四化建设第一线”42，“对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主要是深入本民族的生活，但不应当也不可能排斥对其他民族生活领域的认识”43。翟泰丰在第三届会议报告中专门讲了“关于深入生活”的问题。金炳华在第四届会议的报告中要求作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在创作中体现更加浓郁的时代气息”44。钱小芊在2019年召开的第六届会议报告中强调“要组织广大少数民族作家积极参加‘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活动和增强‘四力’教育实践”45。此外，中国作协也推出了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创作项目，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条例明确鼓励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有的地方如内蒙古自治区出台了《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乌兰牧骑事业发展的意见》，要求艺术家深入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生活、引领现实生活。

　　三是国家地方联动中有分工。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党和国家文学政策由权威部门制定，具有权威性和规约性。与此同时，党或国家文艺管理部门机构在中央和地方也具有垂直对应性。因此，国家文艺政策出台后，各地按要求贯彻执行，进而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政策联动。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也是如此，如中国作协下发发展会员的通告，各省作协都会贯彻执行；国家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各地也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另外，由于“大杂居、小聚居”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的基本状况，同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因此在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的制定实施中，各地会根据国家政策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政策，如对应鲁迅文学院，各省市自治区有自己的文学院；国家有骏马奖，内蒙、广西、贵州也设有相应的索龙嘎奖、花山奖和金贵奖；国家创办了《民族文学》，各地也办有少数民族刊物，等等。在这种政策联动中，国家和地方之间有所分工，并构成一种补充。以广西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西作家培养取得了突出成绩，就在于自治区一方面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另一方面也从广西实际出发制定具体政策和配套措施，如1990年成立广西文学院，1996年第6期《南方文坛》改版立足广西文艺批评，1997年探索作家签约制，2001年《南方文坛》设置年度优秀论文，2008年设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2010年《南方文坛》开设“本土研究”栏目，2013年承办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培训班（南宁班），编辑了《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集》（壮族卷），启动了文学桂军人才培养“1+2”工程，这些政策措施既与国家一致，又有广西特色，与其他省和自治区共同构成了多民族作家培养的中国图景。

　　三、几点思考

　　英国学者托尼·本尼特提出了“文化治理”的思想：“在给文化下定义时，需要将政策考虑进来，以便把它视作特别的治理领域。”46文化治理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或社会的特定时空条件下，基于国家的某种发展需求而建立发展目标，并以该目标形成国家发展计划而对于当时的文化发展进行干预，以达成原先所设定的国家发展目标”47。当代少数民族文艺政策属于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范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这种背景下总结思考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可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其一，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与文艺政策始终是制定实施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的基础。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既是文艺工作，也是民族工作，是民族工作中的文化工作48，这一性质使其在我国文化治理中具有特殊地位。少数民族文学是文艺治理的一个子系统，它先在地决定了一般文艺政策是一种比少数民族文学政策层次更高的政策架构，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必须接受它的规约，因此历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不断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如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任务是“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49。新中国确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民族政策，这些民族政策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中国特色民族制度，对于民族工作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工作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工作，必须执行之。“开展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必须做到，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与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相结合。我们应把少数民族文学看成是整个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同时是我国民族工作与民族文化工作的一部分。”50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培养民族干部的政策使1950年代迅速形成了少数民族作家队伍，而多民族作家队伍的培训既是架设民族团结和交流的桥梁，同时也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一种具体直接的表征。51《民族文学》创刊词宣称：“我们的《民族文学》，将努力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2张光年在工作报告中也总结道：“各民族文学新人的迅速成长，形成了我国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百花齐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正确的民族政策、文艺政策的重大胜利。”53骏马奖评奖条例也明确遵循“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此外，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回忆中，他们也会把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归为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的结果，如“少数民族新文学的成就和作家队伍的迅速成长，充分地证明了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与文艺政策的正确性”54，建国初期，“当时的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国文联、作家协会和总政文化部以及中央一级报刊，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对我们年轻的少数民族作者给予了积极的培育和热情的支持”55。

　　其二，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政策属于上层建筑，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基础。政策环境的变化和政策目标的实现，也会导致政策的变化。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史就是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一直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进入新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发生了新变化，党和国家对作家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化大繁荣的要求。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等新的青年写作群体迅速成长，“70后”“80后”甚至更年轻的“90后”写作群体同时发力56，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多梯次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形成。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少数民族文学政策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如何吸收新媒体从业人员入会，如何以鲁迅文学院为依托拓展少数民族作家培训方式方法和力度，如何优化骏马奖和各地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如何以健康的文学批评促进作家成长，如何铸牢作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推动少数民族作家走出去等作家培养问题，归结起来也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党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领导问题，需要政策的不断创新。

　　其三，当前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要进一步聚焦全面提高作家水平和质量。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质量取决于作家队伍质量。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一直重视作家队伍建设，总体上是兼顾普及与提高，但重点在普及。新世纪以来，“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具有创作实力和创作潜质的富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形成”，57这意味着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建设需要进入全面提高质量的新阶段。更重要的是，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讲话都强调优秀作家的培养。2001年，江泽民指出要“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文化素养好、富有创造才华的文学艺术家。”582006年，李长春强调：“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文学艺术工作者队伍。”592011年，胡锦涛指出：“要大力培养造就高层次文艺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艺人才队伍。”60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系列重要讲话，指出文艺创作“有高原无高峰”的现象，要求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61。2015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明确要求“培养造就文艺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艺人才”62。2019年10月，钱小芊的《在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加强少数民族文学队伍建设，积极培养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人才”63。这些都表明了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聚焦提高作家队伍质量的重要。民族文学是以高峰作为代表的，当前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必须在已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全面整体提升少数民族作家水平和质量，培养德艺双馨的高水平优秀作家和各民族文学领军人物。64

　　结语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少数民族文艺工作既作为一种文艺工作又作为一种民族工作，将其纳入当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之中并予以高度重视，凸显了当代少数民族文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了党的文化治理智慧。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关键在作家队伍，因此培养少数民族作家一直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政策的重点。从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的历史来看，政策环境是影响其产生发展的总体性因素，而政策主体是政策制定实施的关键因素，二者共同决定了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政策史也证明，什么时候少数民族文学政策得到正确制定和执行，就能有效促进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建设。如建国初“十七年”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形成，20世纪后20年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壮大和提高。反之亦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培养政策在不同时期展开了多种政策类型和政策方式，并在国家与地方联动中得到了针对性实施，这是一种在继承中的不断创新，在创新中的不断发展，它总体上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起到了正向治理作用。21世纪以来，随着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培养政策的持续深化，一支具有实力和才华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形成并在不断壮大，正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从全面繁荣走向全面辉煌，它充分显现了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生命活力和文化治理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我们更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文学政策的治理作用，进一步聚焦全面提高少数民族作家水平和质量，增强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自觉和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讲好多民族中国故事的艺术创作能力，促使多民族中国文学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

　　注释

　　1魏天祥：《文艺政策论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页。
　　2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周恩来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5页。
　　3(1)茅盾：《开幕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茅盾全集》第24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507页。
　　4(2)老舍：《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报告摘要》，《老舍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439页。
　　5(3)老舍：《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老舍全集》第18卷，第467页。
　　6(4)玛拉沁夫：《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学———玛拉沁夫同志致本会信》，《玛拉沁夫文集》第6卷，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
　　7(5)中国作家协会：《本会复玛拉沁夫同志的信》，《玛拉沁夫文集》第6卷，第110页。
　　8(6)老舍：《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报告摘要》，《老舍全集》第18卷，第442—443页。
　　9(7)同上，第443页。
　　10(8)据笔者统计，分别是李纳、胡昭、龙世辉、毛宪文、玛拉沁夫、胡尔查、朋斯克、敖德斯尔、乌兰巴干、达木林、热黑木、依思提五、阿里玛斯、阿拉贡、崔亨东。
　　11(1)老舍：《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老舍全集》第18卷，第451页。
　　12(2)白崇人、杨玉梅、石彦伟：《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回顾与思考》，《民族文学》2015年第10期。
　　13(3)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9页。
　　14(4)《民族文学》特约评论员：《文苑探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巡礼》，张炯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史料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第204—205页。
　　15(5)张光年：《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张光年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20页。
　　16(6)参见艾克拜尔·米吉提《少数民族文学：迈过六十年辉煌历程》，《中国艺术报》2009年9月29日。
　　17(1)艾克拜尔·米吉提在结束学习后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和《存留在夫人箱底的名单》，并分别获得了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他后来任中国作协创联部民族文学处首任处长、《民族文学》常务副主编和《中国作家》杂志主编等职，成为了民族文学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18(2)刘业伟：《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19(3)参见王军《从中央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文艺报》2019年7月22日。
　　20(4)例如湖南于1997年成立毛泽东文学院，对包括少数民族作家在内的湖南作家进行培训，向本贵等在1990年代成长为有全国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
　　21(5)冯牧：《大力发展和繁荣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报告》，《文艺报》1980年第8期。
　　22(6)铁木尔·达瓦买提：《努力繁荣发展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在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民族文学》1999年第1期。
　　23(7)司马义·艾买提：《繁荣创作，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学事业》，《民族工作的探索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628页。
　　24(8)《民族文学》编辑部：《〈民族文学〉创刊词》，《民族文学》1981年第1期。
　　25(1)参见中国作家协会《一九八五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务工作报告》，内部资料，1985年，第10页。
　　26(2)周扬：《在首届茅盾文学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490页。
　　27(3)参见翟泰丰《迎接少数民族文学大繁荣大发展的新世纪———在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民族文学》1999年第1期。
　　28(4)2001年作协党组提出鲁迅文学院举办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设想，这一设想得到中央领导同志肯定和支持。2002年9月，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开学，集中国内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为他们举办一种既带有学习性质，又带有研究性质的学习班。参见徐可《鲁迅文学院：与中国当代文学共成长》，《光明日报》2020年10月16日。
　　29(5)李冰：《催生优秀作品繁荣民族文学———在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作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民族文学》2010年第3期。
　　30(6)如第12期高研班55名学员在高研班结业后，有过重大获奖经历者24人，其中获骏马奖4人，获鲁迅文学奖1人，10人作品进入鲁迅文学奖作品参评，获《民族文学》年度奖5人，其余都曾获国家级奖项，足以证明高研班对于优秀作家培养的重要作用。
　　31(1)如广西实行作家签约制，吸引田耳等省外作家加入广西作协，本土签约作家中，黄佩华、凡一平等已成为壮族文学的领军人物。此外，苗族网络作家血红签约上海，蒙古族“80后”女作家鲍尔金娜现为北京作协签约作家等
　　32(2)如上海作协与新疆作协、江苏作协与宁夏作协、浙江作协与青海作协、山东作协与西藏作协、广东作协与内蒙古作协、湖南作协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协相互“结对子”。
　　33(3)参见魏天祥《文艺政策论纲》，第2—3页。
　　34(1)周晓风在《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5页）中将文艺政策分为“典型文艺政策文本”“准文艺政策文本”和“超文艺政策文本”三种。本文沿用这一说法。
　　35(2)参见王军《从中央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文艺报》2019年7月22日。
　　36(3)老舍：《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报告摘要》，《老舍全集》第18卷，第439页。
　　37(4)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论文艺》，第9页。
　　38(5)冯牧：《大力发展和繁荣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报告》，《文艺报》1980年第8期。
　　39(6)铁木尔·达瓦买提：《努力繁荣发展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在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民族文学》1999年第1期。
　　40(1)钱小芊：《在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文艺报》2019年10月16日。
　　41(2)玛拉沁夫：《新中国的产儿———三十五年来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玛拉沁夫文集》第6卷，第187页。
　　42(3)冯牧：《大力发展和繁荣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报告》，《文艺报》1980年第8期。
　　43(4)冯牧：《争取少数民族文学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更大繁荣———在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冯牧文集》第4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433页。
　　44(1)金炳华：《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在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民族文学》2003年第10期。
　　45(2)钱小芊：《在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文艺报》2019年10月16日。
　　46(3)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强东红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8页。转引自王杰、石然《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76页。
　　47(4)廖世璋：《国家治理下的文化政策：一个历史回顾》，《建筑与规划学报》2002年第2期。转引自王杰、石然《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79页。
　　48(1)比如骏马奖一直由国家民委和作协共同主办，22个人口较少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作家，55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中国作协会员，55个少数民族都有作家荣获骏马奖，这些既是少数民族文学治理中作家培养的实绩，也是民族工作的喜事。
　　49(2)邵华泽、靳德行主编《中国国情总览》，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33页。
　　50(3)冯牧：《争取少数民族文学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更大繁荣———在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冯牧文集》第4卷，第429页。
　　51(4)如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鲁迅文学院第12期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少数民族作家班)有来自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55位作家参加。
　　52(5)《民族文学》编辑部：《〈民族文学〉创刊词》，《民族文学》1981年第1期。
　　53(6)张光年：《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张光年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20页。
　　54(7)老舍：《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老舍全集》第18卷，第458页。
　　55(8)敖德斯尔：《在各民族独特风格的文学中做出贡献》，《文艺报》编辑部编《文学：回忆与思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414页。
　　56(1)如入选《诗选刊》“90年代出生的诗人”专栏的满族女诗人张牧笛1991年出生，还有1992年出生的土家族诗人朱雀，1992年出生的蒙古族诗人苏笑嫣等。
　　57(2)金炳华：《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在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民族文学》2003年第10期。
　　58(3)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国作家协会编《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8页。
　　59(4)李长春：《大力推进和谐文化建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求是》2006年第23期。
　　60(5)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11月23日。
　　61(6)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
　　62(7)《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0日。
　　63(8)钱小芊：《在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文艺报》2019年10月16日。
　　64(9)早在1980年10月玛拉沁夫就说：“我们不但需要广大的少数民族文学队伍，更需要有一个高水平、高标准的少数民族作家群。这个作家群最好是多梯队组成的，是具有普遍高度的群山，只有从具有普遍高度的群山中，才能出现巍峨出众的高峰。”（玛拉沁夫：《开创少数民族文学新局面》，《玛拉沁夫文集》第7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163页）不过，基于当时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建设的实际，这种思想在当时还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政策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