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罗庆春诗学中的民族文化研究视阈的粗浅分析

　　一、引言

　　罗庆春生于1964年，彝族名阿库乌雾，彝族，四川冕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现任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4年开始发表彝文作品，1986年以后从事彝汉双语创作。作为当代彝族学者型诗人，从四川凉山走出来的罗庆春（彝名阿库乌雾），以彝汉双语创作了大量睿智深遂而富有灵性、热情真诚而不乏冷静思索的充满民族特色的诗歌，先后发表了彝文诗集《冬天的河流》、散文诗集《虎迹》、汉语诗集《走出巫界》、《阿库乌雾诗歌选》、《密西西比河的倾诉》等作品。同时，罗庆春还以他独特的视角来研究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及诗性精神，著有《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论》、《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合著）等多部文学评论专著，成为少有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齐头并进且成果丰厚的、蜚声海内外的当代少数民族诗人、学者。

　　众所周知，研究罗庆春诗歌者甚众，但研究其诗学理论的较少。本文拟对其诗学中的民族文化研究视阈作一些粗浅的分析与探索。文化研究思潮始发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先驱人物威廉斯、霍加特等在文学批评中采用了不同于传统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和切入角度———文化研究，并“获得了超越文学本身的研究成果”。随后，文化研究思潮在欧美流行起来。

　　它的兴起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认为文化研究思潮使文学研究由文学自身的内部研究转向文学与外部广泛联系的研究：“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与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做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上）。”

　　对于文化研究的界定，美国批评家乔纳森·卡勒认为：“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

　　西方文化研究思潮也影响到了80、9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并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热潮。罗庆春在对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进行批评与研究时，便借鉴了西方文化研究思潮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形成了他独特的民族文化诗学研究视阈，值得我们去探讨和关注，以期对中国多民族汉语新诗理论研究有所补充和推进。中国当代拥有着一批成就较高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群，“他们凭藉从本民族优秀的诗歌文化传统中秉承下来的天赋的诗性觉悟和生命灵气”，创作了大量的汉语诗歌，在汉族诗人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当代诗坛异军突起，彰显着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质与魅力。罗庆春以民族文化的研究视角，力图通过对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研究，审视诗人与民族文化的契合，探寻民族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的关联，探索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多民族现代国家内各个民族的民族性与人类共通的人性和诗性相结合的艺术创作特性。

　　二、审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中诗人与民族文化的契合

　　通过对大量的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解读与思考，罗庆春认为，当代少数民族诗人受到了中国传统诗歌、诗学及20世纪世界诗歌文化的双重影响，同时也得到了本民族诗歌精神的熏陶。正因为如此，面对少数民族文化在当今社会的日趋弱化，面对多种民族文化的交融以及现代文明的冲击，当代少数民族诗人们注定要经历“人格尴尬”和“灵魂痉挛”。作为本民族文化的“先知先觉者”，这些少数民族诗人在其汉语诗歌创作中营构着两种“寓言”，即“对旧的本民族历史梦魇的送葬的寓言”和“对新的本民族生存之光的礼赞的寓言”，并以此达到探寻民族未来发展、重塑民族精神的目的。

　　罗庆春进一步指出，当代少数民族诗人在“寓言时代”必须遵循“将民族寓言与自身个体生命欲求、生命体验、生命悟性相交汇相协调”的美学原则，使民族的整体文化命运与个体生命的文化精神相契合。为了在其汉语诗歌创作过程中实现“自我人格的全面整合”与“民族精神的超越和再造”，同时思考汉语诗歌的“全新出路”，这些少数民族汉语诗人不约而同采用了大体一致的文化策略，罗庆春把它归结为“背叛”、“回归”、“超越”：面对本民族文化在现代文化冲击下的无奈，通过被迫的对传统民族文化的“背叛”以重塑民族精神，同时，因着本民族文化精神对诗歌创作的重要影响而“回归”本民族文化根脉，并在文化超越与语言超越的基础上走向诗歌创作更高层次的“超越”。

　　通过对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中创作主体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的研究，罗庆春进一步深涉到从文化差异到诗美共性的发掘，从个体生命差异到人情美、人性美的创造，从诗歌艺术实践到社会历史使命的践行等命题。从而得出了少数民族汉语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必然要通过对美的“自我实现”而最终达到真与善的“民族实现”、实现诗人的时代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达到创作主体与本民族文化命运的共同担当的境界的结论。这是符合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实际的。与罗庆春的这种民族文化研究视角不谋而合，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另一个研究者姚新勇也以民族文化研究的方法，对新时期以来的彝族汉语诗歌创作的民族文化特性作了深入剖析，指出了彝族汉语诗歌创作自80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对民族文化意识的抒写和追寻：80年代初的“缅怀家乡的童年记忆的外视性书写”，80年代中后期“‘民族’意识、文化身份意识的自觉”，90年代初中期因“内视性彝人文化想象世界的建构”而将“‘民族意识’的追寻”“直接推进到了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下”。在此基础上，姚新勇详细分析了罗庆春诗歌中“族性追求与诗性结构之间的契合关系”，指出了诗人在其诗歌创作中努力实现“远古神性的清纯的现代重构”及试图表现的“病变的存在与变异的神性”，实际上是将民族文化与自己的诗歌创作契合的诗意实现。

　　由姚新勇的研究可见，罗庆春不仅从诗学研究的角度深入挖掘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中诗人与民族文化的契合，而且也以自己的诗歌创作践行着这一诗学主张。

　　三、探寻传统民族精神与现代科学精神

　　在多民族汉语诗歌创作中的融会列宁指出，“每个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也即是说，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优秀和糟粕，继承优秀传统、扬弃糟粕，是每一个艺术创作者应该遵循的原则。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人既深爱着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本民族文化在科技日益发达的当下社会的相对弱势。面对现代科学精神对本民族文化的影响与冲击，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应该怎样发扬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寻求与现代科学精神的融合，这是关涉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与繁荣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希望通过对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实践的研究能获得解决的策略和途径。蒲惠民在研究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时，以民族文化批评的方法，分析了吉狄马加诗歌中彝族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意识的融合。

　　他指出，吉狄马加诗歌中“渗透着”代表彝族“内在精神和灵魂”的“厚重的”彝族“传统文化因子”，而诗人又“超越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彝魂中融进了当代文化意识和哲学意识”，使其诗歌多了一些“哲理思考”和“历史的深沉感”，也多了“从传统文化通向现代的民族精神进行开掘而产生的某种深度和力量”。

　　继承蒲惠民的民族文化研究方法，在对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大量文本细读和艺术透视的基础上，罗庆春认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人具有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自觉的民族意识，同时也具有较系统的现代科学意识、科学精神，于是他们在“重新挖掘和升华本民族传统宗教精神与文化美质”的同时，“注重批评和反省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劣性因素”，并审视民族精神在当下社会的处境，寻求民族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的融合。《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诗歌创作论》一文里，罗庆春在肯定了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丰硕成果、分析了影响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传统文化因素及其他诗歌流派、文艺思潮之后，总结了少数民族诗人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寻求民族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融合的途径：“以新的艺术创造姿态和气魄，对传统民族宗教精神作全面超越”，并“用现代科学精神去艺术地折射本民族原有的宗教精神及这一宗教精神所统领下的民族文化内质，企图达到变革发展本民族文化的生存与进步的理想标的。”

　　罗庆春认为，正是民族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的深层撞击以及少数民族诗人自觉、努力地探索，造就了当代社会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的繁荣。罗庆春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精神与现代科学精神的高度熔合的诗学主张，实际上触及到了诗歌艺术创作与民族精神变迁，诗歌艺术精神与科学精神，诗歌艺术具象思维与现代科学抽象思想之间深刻的学术命题，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新诗创作实践及其特殊的美学和思想文化价值得以空前的、严格的提升，对多民族国家通用语诗歌艺术创作的理论研究具有独到的启示意义，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探索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对本民族母语文化的承接与创新

　　对于我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化，罗庆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先后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他不仅是本民族母语写作的实践者，也是彝族母语文化实现国际传播的先导，还是彝族母语文化与汉语诗歌创作关系的研究者。他一直坚持彝族母语写作，创作并发表了《冬天的河流》、《虎迹》等彝族母语诗集和散文集，同时在其理论著作《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论》一书中以母语文化的批评视角来研究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的创作及作品，探寻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对各民族母语文化的承接、创新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诗学命题：第二母语、第二汉语、文化混血、文学混血、互译性写作等等，并通过对这些理论命题和诗学范畴的提出及阐发，对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及其理论研究，甚至是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化建设与发展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在民族文学理论界获得了良好的影响。罗庆春在为彝族青年诗人王国清的诗集《听呼吸的声音》作序时，借用王国清的诗句“母语就是我们的呼吸”，强调了母语文化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重要影响。他认为，源远流长的母语文化传统、文学经典和深厚的民间母语文化，是新时期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得以传承与发展的首要前提和重要背景。在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里，母语文化的影响深入而长远。进而表达了其“诗歌是母语的艺术”的文艺思想，彰显其“母语诗学”的诗学理论智慧。

　　同时，在东西方文化相互渗透、深度对话的现代社会，把母语文化看作少数民族文学“永远的家园”的罗庆春也深深感受到了彝族母语文化正在遭受的冲击与震荡，并“时刻承受着来自内心世界莫名的悸动与恐慌”，于是，罗庆春等具有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少数民族文化人便拥有了一种难以推卸的责任———完成对母语文化生命力的承接、“用我一生的文化行为、精神举措及生命内涵去破译并保护我的母语文化”。这是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们终其一生都在践行的民族使命。不同于一般的诗人，罗庆春不仅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努力实现对母语文化的承接与发展，并且从诗歌理论研究的角度探索母语文学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与出路。在研究当代少数民族优秀母语文学实践的基础上，他在《母语的光辉———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概论》一文中指出了母语文学由于受历史背景、社会发展层次、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及民族文字使用局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面临的困境，并进一步提出了母语文学的出路，希望在开放超前的文化观念的引导下，拓新艺术视野，发挥双语优势，以完成母语文学对母语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实践。这是罗庆春对于母语文化在现代文学创作中如何发展、繁荣的理性思考，也是他力图在诗歌创作及诗歌理论研究中重构母语文化这一心灵家园的艰苦探索。

　　五、强调图腾文化对诗歌起源及诗歌创作的重要影响

　　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以图腾崇拜为核心的图腾文化“积淀、凝定着一个民族原初的心理结构和精神形态”，它深深植根于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是民族智慧的象征，并影响着每一个艺术创造中的个体。探寻图腾文化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影响、寻找图腾文化在诗歌中的印迹，是罗庆春诗学的民族文化研究视阈无法规避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一：强调图腾意识对艺术（包括诗歌）起源的重要作用

　　罗庆春认为，图腾“蕴含着史前人类一定的审美认识成分”，人类最初的艺术活动能使原始图腾部族“摆脱了对神秘的超自然力的盲目依从”，所以，民族原始的“艺术与审美感受总是与图腾膜拜的宗教感受难以剥离的”，这种图腾崇拜蕴含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也寄寓着本民族的集体智慧与理想。是故，在研究彝族著名诗人巴莫曲布嫫和朝鲜族著名诗人南永前的“图腾诗歌”创作及其美学指向时，罗庆春指出，“最初的艺术正是起源于原始的图腾意识和观念”。与罗庆春的研究视域一脉相承，唐世贵在研究罗庆春汉语诗歌的图腾文化内蕴时，也从民族文化研究的视角探讨了“潜藏在原始图腾、巫术、仪式和习俗中的生命力符号”所蕴涵的“深刻的社会我文化心理和生命形态”对阿库乌雾诗歌创作的影响，认为诗人便是以诗歌中“丰富的想象和独特的生命体验”来揭示“图腾徽号”的内蕴、“凸现生命本真的意义”。

　　第二：罗庆春强调图腾美学精神作为“最本真的美学观念”

　　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他认为，这种作为民族根性的美学观念无疑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艺术创作，并在其作品中留下深深的印迹，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民族的标志而留存下来，代代相传。在剖析当代许多少数民族诗歌的创作时，他指出，有着图腾文化背景的诗人们往往在诗歌中“触及图腾物象深处的原初的崇仰意向、生存欲求和审美情绪”，以此到达对本民族精神实质的表现和深思。

　　第三，寻求图腾文化与现代人类精神处境的深层依托

　　对于熟知本民族古老的图腾文化的少数民族诗人来说，对图腾意识、图腾观念的认知与理解是生命原初的、与生俱来的，图腾意象凝定着深远的种族记忆和民族精神原型。然而，在面对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所受到的冲击，面对现代人的信仰危机、精神坍塌，他们是以何种方式寻求本民族图腾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融合、最终实现民族精神的重塑的，这是罗庆春从图腾文化的视角研究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时必须解决的问题。通过对当下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分析与研究，罗庆春认为，少数民族汉语诗人往往通过内省式的对图腾活动的描述，揭示图腾艺术的实质，把握民族图腾美感的独特性，并获得现代生存精神的深层启示。他进一步指出，这些优秀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已经意识到了寻求与认同本民族的原始精神实质的重要性，并力求在“艺术式追溯的文化记忆中去实现对‘图腾文化期’与当代人类精神处境间的深层依托”，并进而完成民族精神重塑的时代使命。这也许是当下所能寻求到的较为可行的文化策略了。

　　第四：罗庆春还注意到了不同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诗歌中的相互碰撞与影响

　　生存于当代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既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处于主导地位的汉语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也或多或少受着周围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文学创作毋庸置疑地会体现出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汇与碰撞，罗庆春把它称为“文化混血”，并进一步剖析了“文化混血”所导致的诗歌创作中的“文学混血”，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综上，罗庆春以诗人兼评论家的双重身份，对少数民族诗歌进行了深入、理性的分析研究。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研究视阈，作为他诗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开拓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理论的研究视野，而且对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研究的纵深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探索意义。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64页。
　　2.［美］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22页。
　　3.［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4.罗庆春：《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论》，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页，第12页，第4页，第5页，第12-19页，第26页，第49页，第165页，第166页，第137页，第166页，第137页，第166页，第51页。
　　5.姚新勇：《文化挑战、诗意建构与中国现代诗———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的诗歌》，《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103-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