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运用前景和动力

　　随着粮价的不断上涨，人们对通货膨胀席卷世界的担忧与日俱增。而粮价攀升，也让农业生物技术的支持者获得了新的凭据，大声疾呼能增产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转基因技术的进一步产业化。

　　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结果显示，从2010年10月至今年1月，世界银行粮食价格指数呈现上升格局，上升幅度达15%,世行国际食品价格指数比2010年增长了29%.世界粮农组织（FAO）近日也向国际社会发布了一项警告，要求对2011年粮食进口价格的增长保持警惕。在其最新一期的FoodOutlook中,FAO强调,“全球粮食进口总额将超过1万亿美元，这将是2008年以来最高的花费。”

　　本次粮食价格的上涨被归咎于恶劣的气候、部分粮食出口国的政策调整以及近期市场波动所引起的。由于可预期的库存下降，尤其是高粱将会减少35%、玉米减少12%、小麦减少10%,FAO呼吁各国加快重要谷物的生产。

　　前景看好
　　
　　尽管一些环保组织并不认可种植转基因作物给农民带来的收益，但是农民们对转基因技术的日益接受却表明，这种利益应该是实在的。目前世界上已经实现产业化的转基因品种主要是基于Bt基因的抗虫转基因品种和各种抗除草剂品种，这两种技术在棉花、玉米和大豆这几种经济作物上得到了广泛应用。在中国，种植最广泛的主要是转基因抗虫棉，在几年前，转基因棉就达到并稳定在占全国棉花种植面积70%的水平上，剩下的30%非转基因棉花主要种在没有批准转基因种植的新疆。

　　因为科学家们担心目标昆虫对转基因抗虫性状产生抗性，所以主张采用避难所的方式，也就是每片转基因种植区域中留下15%到20%的土地用来种植非转基因作物。在中国内地，由于农民天然的种植多样性，这一策略被省略掉并且至今没有观测到目标害虫产生显着的抗性。但是由于新疆是大面积单一种植棉花，所以从担心昆虫抗性的角度出发，转基因棉花种植一直没有得到批准。

　　原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黄大昉指出，转基因作物可以提高传统作物的抗虫、抗病、抗除草剂等性能，从而减少了农药和杀虫剂的使用，对环境也是一种保护。尽管目前还没有表达高产基因的转基因作物投入产业化，但是提高抗虫性能的同时，也意味着人们能“虫口夺食”.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更是以多年的量化研究表明，大田试验中的抗虫转基因水稻由于大大减轻虫害，比对照组能提高6%~9%的产量。

　　黄季焜等人的研究还表明，尽管转基因种子比常规种子贵得多，至少在中国，受益最多的仍然是农民，因为他们大幅度减少了杀虫剂和用工成本，以大田试验的水稻为例，在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地块上，有62%没有施用农药，而且将近90%的转基因水稻田上没有施用治螟虫的农药。

　　农民们少了农活也就可以到城里打工，这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消费者也能从更加便宜的农产品中获得一定利益。

　　以绿色和平为代表的环保组织一直在质疑转基因经济收益的数据，他们认为农民种植转基因面积增加是受到种业公司的胁迫。不过在很多地方可以买到非转基因棉种这一点表明，大多数农民还是在自愿种植这些比非转基因传统棉种贵得多的品种。

　　全球产业研究者公司近日完成了一份“农业生物技术：全球商业策略报告”.该报告指出，转基因作物已成为农业生物技术市场上增长最快的领域，而遗传改良作物将战胜传统品种。目前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有大豆、棉花和玉米。据估计，2015年全球农业生物技术市场产值将达到120亿美元。

　　转基因作物不断发展的原因，还是在于其更高的产量和产率、更低的成本、对害虫和疾病的抗性。而粮食短缺和环境恶化、缺水势头蔓延则给转基因种植提供了动力。

　　这份研究分析全球农业生物技术市场的报告还指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市场。报告预测，亚太地区将成为增长最快的地区，因为亚洲消费者能够接受更好质量的食品。

　　产业助力
　　
　　中国转基因科研的带头人之一、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提起转基因的产业化来格外有兴趣，但是他表示，作为科学家的他，并非希望通过产业化从中获益，而是因为多年的研究可以通过产业化早日在农业上得到应用。

　　“搞科研我们行,搞产业化不是我们的长项，但是转基因不搞产业化肯定没有发展，”张启发在2010年10月在华中农业大学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说。转基因产业化进程加速粮价上涨,使转基因的研究和生产者们看到了扩张的时机,或可使这项新技术和其带来的好处充分展现不过他也承认，多年来由于国家的转基因产业政策不明朗，很多有兴趣与他合作的公司纷纷知难而退，这也让转基因产业化增添了变数。

　　不过，随着转基因育种重大专项的启动，企业界的态度也开始积极起来。

　　2010年11月份，隶属于中化集团的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决定在武汉投资兴建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种业研究中心。中心由张启发领军，引进大批生物技术、遗传育种领域的技术、管理人才，组成一支高水平的研发团队。

　　“（中心）团队主要由作物转基因育种、基因组育种和常规育种三个部门组成。技术上将集成国内外分子生物学、作物转基因以及基因组学最新的研究成果，与常规育种有机结合，形成具有持续推出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产、优质、抗逆的水稻、玉米、棉花等农作物新品种的能力。”中国种子集团在其声明中说。

　　实际上，早在国家队行动之前，民营资本已经在转基因种业领域进行布局，其代表就是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公司。

　　由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和民营资本联合成立于1998年的创世纪公司，如今已经占有了中国90%的转基因棉花技术许可市场，而该公司自产的棉花种子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也接近10%.据公司总裁杨雅生介绍,该公司近三年来，已经投资了3000多万元用于转基因技术的研发，超过了销售额的10%,而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的研发投入还不到企业销售额的2%.

　　创世纪的研发投入，不仅用在其新疆、湖北、河北等地的棉花育种实验站上，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开发一系列抗逆性状的转基因作物，这种投入基础研究的行为在中国通常只有学术机构才涉足。去年1月，创世纪还与以色列的FuturaGene公司签署协议,开发后者的耐盐基因在中国棉花作物上的应用。而技术转让费用则由分成将来市场收益的形式实现。

　　“我们也在考虑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如果中国的主粮作物实现了产业化，这将对国际投资者是一个多么大的诱惑！”拥有美国马里兰大学分子生物博士学位的杨雅生告诉《科学新闻》。

　　本土动力
　　
　　很多对转基因持怀疑态度的人士指出，如果中国转基因主粮实现产业化，中国市场将是孟山都、先正达等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巨头的天下，中国种业将遭遇严重挑战。

　　但杨雅生并不这样认为。他指出，1997年中国实现转基因棉花产业化之初，市场基本上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而包括创世纪在内的公司经过不到8年的努力，已经夺回了90%的市场。

　　“中国公司夺回市场,主要依靠的是种子的性价比好、更加适合本土生长的种子、以及本土农技推广人员更容易深入田间进行技术示范。”杨雅生说。

　　当然，他也承认，由于担心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本土投入的育种资源很有限，加上进口转基因种子审批时间很长，这也是导致包括创世纪在内的中国本土公司崛起的原因。

　　“如果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实现了产业化，中国企业表现得一定不会比跨国公司差。欧美缺乏水稻的育种经验，而如果培育不出来适宜的种子，再好的转基因性状农民也不买单。”他说。

　　实际上，创世纪已经开始利用其在中国积累的经验，向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扩张，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越南。

　　“我们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的经验，可能更加适合其他发展中国家。”杨雅生自信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