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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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廉我国农业经济的拓荒者

来源:学术堂 作者:周老师
发布于:2014-08-12 共3776字
论文摘要

  何廉,一位享誉国内外的经济学家,曾于 1919 年留学于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26 年回国,在南开大学担任商科财政系和统计学教授。第二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立,他任院长一职。
  何廉率先倡导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积极推进经济学教学的“中国化”,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无论是在教育界、政界还是经济学界,都极具影响力。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高度重视“三农”发展,主张“农工并重”,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推动中国工业的发展。他的学术论着《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民国时期的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一、提出了农业建设应放在一切之首的观点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一批学林精英,不仅德高望重,而且非常有政治头脑。他们被蒋介石延揽为身边的高级幕僚,并在国民党南京政府担当行政要职。这其中就有留美出身的经济学博士何廉。他曾经有四十多天和蒋介石朝夕相处,在近距离相处的时间里,为蒋介石讲解和剖析中国经济问题[2]。
  1934 年的夏天,何廉偕夫人应蒋介石之邀,来庐山避暑,这是他和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当时他是中国经济学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已经在天津南开大学工作了 8 年之久。在和蒋介石相处的日子里,他们有过两次关于农村经济的深入交谈。
  第一次会面,蒋介石让何廉就当时中国经济建设的计划,谈下个人的看法。何廉指出: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他以关于浙江省的调研报告为例,指出 2000 公里公路的建设费用主要是靠征用土地和税收获得,真正作出贡献的是老百姓,而实际上老百姓却没有得到一丁点的实惠。针对农民而言,这些公路仅仅是作为通道以供他们行走。蒋介石很惊奇,感到迷惑不解。何廉解释道,因为农民根本就付不起汽车运输费,何廉的一番话让蒋介石深感震惊。
  第二次会面,何廉主动发表了关于农村经济建设重要性的看法。他还是以浙江省为例,阐述了对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产生影响的主要问题:如提高农业产量的前提是采用科学技术、改良种子和肥料。地租太贵,农民因为得不到农村信贷机构的支持,只能向商人和地主借高利贷。对于当时浙江正在推行的“二五减租”,何廉指出此举并没有真正减轻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的负担。在会见的最后,何廉反复强调,农业经济是我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农业经济是就业的主要途径和国内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要重点关注农村经济建设,只有在农业建设上有所建树,才能带动和促进其他建设的发展。
  正是因为这两次谈话,何廉关于农村经济的精辟见解,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进入政府部门之后,就农村经济建设问题,蒋介石常常向何廉征求意见。而每一次,何廉都能给出真知灼见。
  1937 年,蒋介石亲自任命何廉为农本局总经理,负责农村信贷工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起,何廉成为国民政府主管农业的主要官员。并在同一个时期,同时担任四个负责农村经济的职务。

  二、担任农本局总经理鞠躬尽瘁造福于民

  1938 年,国民党政府进行了改组,何廉被任命为经济部次长,主要管理农业。而在所有职务中,他对自己农本局总经理的职务是最看重的。在接手这个职务前,这个岗位还仅仅是一个空架子,除了一本蒋介石大本营发电报的密码本,一个支票本之外,几乎是一无所有。当时正是日军向南京逼近,政府各部门人人自危。何廉上任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机制改革,先是对组织机构进行健全,并下设几个分处,召开了理事会,对农本局今后主要工作方向进行了明确。积极创造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为农民兴修水利,通过农村信贷,帮助农民购买肥料、改良种子,为农产品的运销和储存提供便利,走出“谷贱伤农”的怪圈。
  何廉出身于湖南邵阳的一个乡坤之家,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所以对于农民遭受的盘剥和农村经济的运作形式,有着深刻的感受和深入的观察。学成归国后,他又在经济研究所和南开经济学院工作,运用经济理论,对农村的经济状况进行解析和调查。他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结出信贷是农村工作的基础。为了做好这个基础工作,他认为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在村一级建立合作社;第二步,以县为单位建立农村合作银行;第三步,建立省和中央的农业合作银行。作为启动资金,他为每一个县的银行注册了 10 万资金,和当时的流行利率相比,合作银行的贷款利率仅仅是它的四分之一。
  为了做好农村合作银行的工作,何廉培训了大批流亡到内地的学生。同时他还招聘水利和农业方面的技术人才兴修水利,并帮助农民将耕作方式和种子进行改良。在建立合作信用体系的同时,也建立为佃农服务和小存粮户服务的各级仓储系统。而农本局为它们提供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和足够的资金,农民可以在仓库中存储丰收的粮食,在行情好的时候再卖出这些粮食。
  而这些工作,必须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何廉为此鞠躬尽瘁,担负起全部的责任,和地方政府进行交涉。自 1938 年 2 月起,为了和当地政府对合作事宜进行协商,他常常不顾旅途劳顿,奔波和往返于省和省之前,他的一半时间,是在崎岖颠簸的公路上度过的。而他手下员工的献身精神,更是给予他极大的鼓励和鞭策。那些他培训的大学生,每天都要深入到农民家进行教育和联系工作,基本上不在办公室里办公。有一次,他在视察工作时发现一间合作银行的办公室,有一架通往旁边窗户上的小梯子,他询问何故,那个担任经理的清华大学毕业生解释说,这个地方土匪猖獗,一旦土匪来袭,他会带着银行的现金,从这里逃到附近的农民家躲避,他们就是在如此危险而又恶劣的环境中工作的。
  正是由于何廉和他手下的员工这种无私和忘我的牺牲精神,才使他在任农本局总经理期间,真正地为农民谋福利,为农村经济建设鞠躬尽瘁。

  三、对农村经济的开拓性贡献

  1.形成农本思想、提出改造“三农”主张。何廉对中国农村的关注始于他对移民问题的研究。当时河北和山东农民向东北移居的现象非常普遍。而正是基于此,何廉开始了深入的调研,并在那时候起,树立了“农工并重、以农立国”的救国思想和改造中国“三农”的使命感。在《今日中国的几个重要经济问题》一文中,他指出,当时的中国问题可概括为两类:一是经济建设与复兴问题;二是财政经融问题。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复兴农村、增进农产。国人的生存是第一要务,但是仅仅依靠工业是无法救急的,而工商业的发展是与农业的输出和支持密切相关的。他反复强调,中国的 74%是农民,只有农民的生活安定,才能利民厚生、才能农安于耕。
  何廉认为,农村改造的当务之急,是合理利用和解决土地分配。土地问题是增加生产、改良农业,应用农村技术的突破口。在棉麻生产方面,他对全国各地的粮棉产销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针对棉麻质地劣、纤维短、生产不足的现状,建议要劝民试种、改良品质、增加棉田、开垦荒地,以补充棉粮产销的缺额。同时,他还建议应该从根本上对农产运销环境进行改善,大力发展交通,促进农业金融的发展。他积极倡导发展手工业、对田赋和土地划分进行改良,进行生产报销运作,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同时对生产和种子进行改良,促进水利建设的发展。何廉反复强调,经济发展的前提,是政治的稳定。所以他提出“安定农村的治安秩序,不受兵匪的骚扰,万为当务之急”。
  2.构建“惠农”体系、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通过多年来大量的调研工作,以及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何廉总结出复兴农村、振兴国民经济的济世良方,是建立和健全农村互助合作制度。他的提议,受到国民党当局积极响应,当时的农村合作运动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中国迅速进入了农村合作运动“鼎盛时期”。
  而南开经济研究所同仁对于这股合作运动风潮,也是褒贬不一、认知各异。吴华宝、方显廷等人对何廉举措和合作运动持有认同态度。
  认为此举可对农村各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对“三农”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迅速恢复农村经济。何廉深谙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合作事业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合作运动的双翼,就是农业合作和经济合作。就建国意义来讲,何廉所积极倡导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牢固的根基。
  纵观何廉的一生,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何廉参与国民政府的高层管理,并担任多项职能。他不仅负责监控和统制国民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同时还负责主持和编制设计战后经济重建方案。在蒋介石身边,为他直接提供经济政策意见和咨询。由官员而学者,由学者而官员,进退朝野间,尽显一个远见卓识的学者的无奈和睿智。同时,他以学术的眼光、全球的视野,深刻地剖析了中国的经济状况,提出了农业建设应放在一切之首的观点。正是因为精深的学术功底和特殊的身份,何廉对制定和执行农村互助合作,探索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中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何廉为中国农村经济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天津解放前夕,何廉去美国出任联合国东亚经济研究所所长,1975 年,在他 80 岁时,在纽约去世。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J].经济学,2001(1).
  [2]何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农业合作贷款部业务说明[J].银行周报,1933(30).
  [3]何廉.何廉回忆录[M].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4]何廉.中国经济病症之解剖与诊断[J].政治经济学报,1936(2).
  [5]刘佛丁,王玉茹.南开经济学科的奠基人何廉、方显廷[A].金明善.经济学人·经济学家茶座[C].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6]何廉.南开社会研究会调查东北移民近况[N].大公报·教育界,1930- 5- 9.
  [7]何廉.今日中国的几个重要经济问题[J].南大半月刊 1934(13).
  [8]何廉.合作事业在中国经济建设上之重要[J].合作月刊,1939(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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