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农业增长经验分析及启示

　　一、引言

　　对于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而言，如何保证农业产出与人口数量的同步增长，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课题，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目标之一。文章通过研究总结发达国家农业增长的成功经验，以期为中国农业的持续增长提供有益的借鉴。国内外研究农业增长的较多文献中，依据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作用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以下三方面：

　　1. 强调非技术类因素对农业增长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和土地被认为是决定农业产出的基本源泉。张浩通过分析 1949-2005 年间的省份非平稳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1997-2003 年间最大。基于农业劳动力大规模的非农转移。赵芝俊和袁开智指出中国农业生产中劳动要素弹性开始呈递增趋势，土地要素的弹性稳中有升。

　　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较显著的替代关系，而土地与劳动和资本之间则具有互补关系。大卫·李嘉图认为，资本积累是农业产出增长的源泉，而资本投入主要用于增加土地面积和改良农用机械。乔榛等认为物质资本投入对农业产值增长的贡献最大。舒尔茨指出：有能力的人民是现代经济丰裕的关键。离开大量的人力投资，要取得现代化农业的成果和达到现代工业的富足程度是完全不可能的。约翰·梅勒把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概括为：虽然教育本身不是农业发展的充分条件，但它肯定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提出：有知识、有创新精神的农民是农业生产率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

　　喻汇认为，对中国广大农村而言，农业人力资本总量偏低、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是阻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McMillan、乔榛、刘涵等认为影响中国近年来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制度因素。李光辉、王颜齐和郭翔宇认为农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经济增长在长期内的影响作用是正向的，农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农业经济的长期增长。

　　2. 强调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决定性意义

　　舒尔茨指出技术停滞是传统农业落后的根源，强调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是实现现代技术对传统技术的替代。在费景汉和拉尼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技术进步推动农业产出的增长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越过短缺点后决定二元经济能否成功转变的关键。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的“诱导技术变迁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决定农业发展的基本力量。朱希刚测定了“七五”期间中国广义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28%和 32%~33%之间。闫俊强和李大胜认为，在当前中国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是当前中国农业增长最主要的来源。刘光辉、陈莉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认为要缩小东、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的差距，主要是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吕业清认为，技术进步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应当作为长期任务来实施。

　　3. 对农业技术进步源泉的讨论

　　在速水和拉坦的“诱致技术变迁模型”中，技术进步是价格机制诱导的结果。技术进步的基本路径是丰裕且廉价的资源对稀缺又昂贵资源的替代。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内生于增长模型中，提出了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卢卡斯把人力资本积累率和人力资本存量视为技术进步的基本源泉。

　　张全红认为目前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因素主要是农业资源禀赋、农产品面临的未来需求、农业发展目标和工业化水平等。

　　张本飞则认为人力资本“均化”程度越低，农业技术进步越慢。因而要保障中国农业结构战略性转型，须大力改善教育不平等状况以提高农业技术进步速度。文章的研究试图阐明，技术进步是影响农业产出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变得日趋重要，但对农业技术进步原因的认识，并不只局限于现有文献所指出的资源价格变化的诱导、承载新技术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农户的新技术需求以及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政策的实施等方面。文章强调的是，人口生产类型的转换———以高生育率为表征的人口生产的数量偏好向以高人力资本投资为特征的人口生产质量偏好的转变———也是影响现代农业技术应用不可忽略的条件之一，进而成为决定农业产出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表1】

　　二、人口转型、技术进步与发达国家的农业增长：统计描述
　　
　　文章选择已完成人口转型和农业现代化改造的 14 个发达国家作为实证分析的横截面个体。这些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丹麦、澳大利亚、西班牙、日本、以色列、爱尔兰、意大利、韩国、奥地利、希腊、新西兰、葡萄牙和瑞士。被解释变量为表现农业增长的农业生产总值 Y。解释变量包括：农业用地面积 LAND，农业劳动力数量 L，表征农业技术水平的农用拖拉机数量 M，农用化肥使用量 F，以及反映人口转型的人口质量偏好强度 H 。14 个发达国家如上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数据选自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2013 公布的数据库，数据时限为 1980-2000 年 。

　　图 1 表明发达国家农业土地面积和农村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图 2 表明拖拉机使用量是农业生产技术投入的一个表现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业技术投入水平。如图 2 所示，发达国家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技术投入水平的增加趋势。化肥投入量较稳定，变化幅度较小，单位面积的化肥量 21 年来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说明化肥的施用对农业的可持续增长影响并不大。

　　图 3 表明 1980-2000 年间发达国家其农业生产总值总体上呈上升的态势。表征人口生产转型的人口质量偏好强度趋势说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人口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增加和生育率的降低，使得人口质量偏好强度的数值呈递增趋势。【图1-3】

　　发达国家农业土地面积和农村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拖拉机使用量是农业生产技术投入的一个表现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业技术投入水平，发达国家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技术投入水平的增加趋势。化肥投入量比较稳定，变化幅度较小，单位面积的化肥量 21 年来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说明化肥的施用对农业的可持续增长影响并不大。发达国家农业劳动人口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增加和生育率的降低，使得人口质量偏好强度的数值呈递增趋势。统计分析表明，土地、劳动力已不是现代农业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农业技术水平与农业人力资本水平才是推动农业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引擎。

　　三、人口转型、技术进步与发达国家农业增长：计量分析

　　1. 计量分析模型的设定。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可持续增长的关系，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把一般农业生产函数形式具体化，两边取对数并用面板数据模型 1 表示为：【1】

　　
　　素产出弹性，是模型的待估参数，各变量数据取值时间和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同。

　　对模型 1 数据进行 Hausman 检验：Hausman检 验 结 果 显示，因所得结果概率很小，差分统计量很大，故拒绝原假设。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为研究人口转型与农业技术进步的关系，用人口偏好强度与机械水平的关系来表现，故模型 2 设定为：【2】

　　
　　其中 α 为截距项，μ 为随机误差项，β 为系数。

　　2. 计量分析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 1、模型 2 估计结果如表 2。模型 1 中，土地、劳动力的系数分别为 -0.236 和 -0.117，即当土地面积和劳动力数量增加 1%，对农业总产出的影响为 -0.236%和 -0.117%。说明在人口转型完成的发达国家，土地和劳动力不再是影响农业增长的因素。能够体现农业技术水平的农用机械的使用和化肥的投入，系数分别为：0.114 和0.164，即农用机械投入增加 1%，农业生产总值增长 0.114%。化肥投入增加 1%，农业生产总值增长 0.164%。相对土地、劳动力而言，农用拖拉机的数量与化肥投入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比较显著。由此验证，技术进步是发达国家农业可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模型 2 中，农业人口质量偏好强度提高 1%，技术水平提高 0.59%。 tlnH=148.6 说明二者关系较为显著，验证了人口转型对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即发达国家农业技术水平与劳动者教育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表2】

　　四、发达国家农业增长经验分析结论的讨论

　　1. 禀赋性资源不再是影响农业增长的主要因素。舒尔茨认为，“农业土地价值生产力相对于所有用于农产品生产的投入来，说没有上升。当农民局限于使用传统生产要素时，会达到某一点后他们就很少能对经济增长做出什么贡献，这是因为传统要素的配置很少有什么改变后可以增加当前生产的明显的低效率。土地和劳动力数量的投入是逐年递减的”。土地与劳动二者都具有规模收益递减的特性，作为生产要素，二者的经济重要性一直在下降。由于生存的压力导致耕地过度开垦、地力退化、生态环境恶化，使得土地作为农业增长源泉存在不可持续性特点。如果仅限于对传统要素的投入，无助于农业产出的可持续增长。土地、劳动的自然禀赋性特点，决定了农业的可持续增长必须以高生产率的现代要素去替代土地和劳动要素。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禀赋型资源的稀缺性在增加，获得性资源却变得丰裕。有别于传统农业要素，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农业人力资本等现代农业要素是可以不断累积和增长的。

　　舒尔茨和速水佑次郎都指出，土地、劳动资源重要性的下降主要是由新型资源的出现带来的。传统农业的瓶颈约束，能通过劳动的投入以及土地的进一步开垦等方法进行缓解，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新型资源出现以后，替代传统要素成为超越瓶颈的唯一出路。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增长属于集约型增长，高新农业技术已经替代传统要素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农业已经由资源型产业变成科学型产业。
　　
　　2. 农业技术进步是农业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技术进步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不仅表现在农业技术创新不断促进了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而且表现在技术进步的程度已成为农业区分为发达与不发达的根本标志，技术进步的差距已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技术进步作为新型要素比传统要素有更高的产出率和更高的收益率，如文章计量分析模型所示，技术进步单位投入的增加，带来农业产值增长的比率远高于传统要素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不同形式的农业科技进步其目的都在于用更少的农业资源投入，获得更多、更好的产出。依靠农业技术进步，在不增加劳动力和土地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土地产出率，来提高农业产出，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在农业可持续增长的过程中，技术进步作为农业增长的重要因素，是突破传统农业要素的“瓶颈”约束，打破由缺乏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对农业生产制约的必要条件。由无弹性的土地供给给农业发展带来的制约可以通过生物技术的进步加以消除，由短缺的劳动力供给带来的制约则可以通过机械技术的进步解决。因此，农业生产受其资源条件的制约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突破。

　　3. 人口转型是农业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人口转型过程中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促进了农业人口质量的提高。以家庭为单位，当一个家庭从关注子女数量向质量转变时，必然会提高对子女教育、健康等提高质量方面的投资，子女数量的减少也避免了对家庭资源的“稀释效应”。农业人口的转型，促使农业人口数量减少和质量提高，即加速了农业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发达国家生育率的降低，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完成了人口转型，从而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了保障。因为在卢卡斯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是由人力资本推动的，技术进步率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在模型 2 中，人口偏好强度对技术进步具有正向的影响，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与其技术创新能力成正比，文化水平越高，技术创新能力越强。农业生产中人口转型进程决定着农业新技术扩散的范围和速度。农业人口偏好强度越高，农业新技术扩散的范围越广，扩散的速度也越快。

　　农业劳动力需要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持续学习能力，只有技能高、学习能力强的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农民才能掌握先进资本和技术，成为技术的载体。农业人口转型的进程被认为是生产中引入更先进、更复杂生产技术的先决条件。

　　五、对中国农业持续增长的启示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显现，现阶段农业科技含量并不高，农业依靠科技进步的增产份额还不足40% ，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人口转型才刚刚起步，农业发展还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阶段，发展农业的关注点就需要从土地、劳动转向物质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及其承载的农业技术投入方面转变。

　　1. 利用教育投资的外溢效应促进农业人口转型。目前中国农业人口存在的问题是数量较多但质量较低，因此，加大农村的教育投入，将培育新型农民作为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发展水平之基点。利用基础教育投资的外溢效应，改善农村地区人力资本质量，提高农业人口的整体素质进而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最终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积极推进国家的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不断扩大农村受教育者的范围。立足于中等农业学校和农村职业高中，使其担当起培养专业型、职业型人才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技术骨干之任务。加大对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重视对农民的技能培训是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之关键。建立起负责农业技术培训的专门的、独立的体系，是实现农业职业教育的专业化、职业化的前提和基础。借鉴发达国家对农民培训的扶持政策和措施，鼓励回乡的农民参加培训，并在培训费用及培训后的经营等方面给予优惠和优先。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民对先进技术的理解、使用，使之更好的在农业生产中运用，也对新技术的改良提供了依据。同时政府应加强对农民创业的支撑保障体系建设，当经营农业具有与其它行业一样的获取利益机会，才会使农业人才激励机制落到实处，才会吸引走出“农门”的当地大学生返乡创业，实现其提高自身生活水平改变家乡面貌的初衷及理想。

　　2. 借助科技投入步入高效益农业可持续增长轨道。实现由资源型农业向科学型农业的转变，从单纯注重土地生产率向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优先的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变是一项迫切的战略任务。在土地资源的限制下，选择借助于科学知识和工业品的投入，使中国的农业生产建设纳入依靠农业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提供技术进步的“硬件”支撑。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做法即采用财政投资补贴的方式，吸引农民和其他社会主体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既解决了资金问题，又避免了政府直接投资所产生的产权不明、效益低下和管理不善的弊端。提高农民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唯此农业科技才会转化为农民看得见的现实生产力。面对中国农民家庭生产规模小、农民科技素质较低的现状，需有导向性的加大对农业科技的资金人才投入，重视对农业技术的推广，加强对农业科技人员的培养，提高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工作激励。

　　政府应在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完善国内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同时对农业科研的方向和领域进行指导，以诱导型制度为主要手段，提高农民对技术进步的主动性。鼓励运用型技术创新、发育基层性的研究与开发机制。改革单一的推广模式，建立以政府农技推广为主体、专群结合的多元化推广体系。

　　农业的发展要靠科技，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科技要为农业服务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载体，教育就是架起农村劳动力和科技之间的桥梁。教育、科技二者互为目标、互相配合是农村可持续发展、农业可持续增长的基本保证。

　　【参考文献】

　　[1] 威廉·配第. 赋税论 [M].陈冬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66.
　　[2] 张浩，陈昭.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度研究—基于分省非稳定面板的实证分析 [J].南方经济，2008(1)：61-75.
　　[3] 赵芝俊，袁开智. 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测算及分解：1985-2005[J].农业经济问题，2009(3)：28-36.
　　[4] 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