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令体制在汉代正式确立，在此之前，命令体制经历了一番由口头下达到书面形式命令的漫长发展过程，亦为诏令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下面由学术堂为大家整理出一篇题目为“诏令类文体的流变探究”的文体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原标题：文体学视阈下的诏令形成
摘要：诏令是以皇帝名义颁布的命令文书的统称，是带有法定权威性与强制执行性的国家下行公文。诏令体制在汉代正式确立，在此之前，命令体制经历了一番由口头下达到书面形式命令的漫长发展过程，亦为诏令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作为皇帝发号施令的载体，诏令类文体在演进和发展过程中，其名称也随之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精确的过程。
关键词：诏令体制；命令；口头；王言；铭文
诏令类文体的生成和发展，及其在此过程中突显出的文体特点，无不与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并因政治的需要而发挥效用。诏令的“命令”性质，强调的是上级对下级的指示，也就是说，此类文体在应用时须满足这样的条件： 其一，须同时具备命令的施事者和受事者； 其二，施事者和受事者的关系是单向的、唯一的，命令的发布只能体现为上对下、尊对卑，而不存在平行或上行的情况。在历史的视野下，显而易见，阶级在人类社会中的出现，事实上已经使社会成员间形成了这样的关系，那么，探求诏令类文体的滥觞，其可追溯的历史无疑是极为久远的。
一、命令的口头形式
诏令作为命令性体制，在以书面语形式出现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关于命令的产生，据许同莘《公牍学史》记载：“民之初生，其卧徐徐，其觉于于； 饥则求食，饱则弃余。当此之时，无所谓生令政教也。有睿知者出，为之君长焉，为之号令焉”[1].这是说，命令是伴随着君长身份的出现而产生的。《文心雕龙·诏策》释“命”曰：“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在黄帝、尧、舜时期，凡是帝王的话，皆被称为“命”.关于“令”,《说文解字注》曰：“令者，发号也，君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是说发号施令主要是口头性质的。这都表明，早期的命令，在表达方式上，主要体现为口头形式。
史书中对此也有相关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代尧摄行天子之政时，“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史记正义》释“徧告以言”曰：“徧，音遍。言遍告天子治理之言也。”即天子向四方诸侯遍告治理国家的相关事宜。那么，舜这一传达命令的方式便相当于口头上的“公告”.在《史记·夏本纪》中，大禹治水的命令也是舜下达的：“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于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于是，禹服从舜的命令去治水，并认真执行了舜的命令，使其得到具体地贯彻和落实：“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显然，这里所说的“命”和“令”也都是以口头形式传达的。
虽然关于“命令”的这段早期记载乃是后人的追述和加工，并无信史可以证明它的真实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其视作诏令类文体形成的远因---如果没有这一口头命令的必经阶段，那么命令性体制在甲骨文中的出现则显得骤然和突兀，也不符合事物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二、三代“王言”形式
1.甲骨文中的“呼”、“令”
在迄今可考的最早信史材料甲骨文中，命令性体制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中，“呼”和“令”是在下达命令时最常用的两种体制：
“呼”: 贞王乎（ 呼） 雀复若[2]6904.
王呼执羌[2]26950.
“令”: 王令介田于京[2]232.
贞令钺来归[2]4268.
“呼”、“令”连用： 呼令行[2]4898.
王其令呼射鹿[2]26907.
这些命令性体制虽然文句简短，但表述极为清晰。“呼”和“令”皆可在商王发号施令时使用，而“令”的发号者有时也可能是天帝。然无论如何，“呼”和“令”在口吻上都体现出上对下、尊对卑的指令性特点。命令内容涉及省赋、征伐、祭祀等方方面面，反映了当时丰富的政治生活； 在结构上，这些体制则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程式化特征。这些皆可视作诏令类文体生成的萌芽。
2.“王言”铭文形式
及至周代，由于等级制在国家政体建构中的日益强化，命令性体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其由原初简短的语句延展为成段的篇幅； 受命的对象与商代相比，也更加具有针对性； 而命令内容则主要以“王言”的形式进行表述，从而使记言体成为其主要表现形式，也使得其下行的指令性特征愈加突出。对此，可以在周代铭文中得到相关的印证。以《大盂鼎铭文》为例，其文如下：
唯九月，王在宗周，命盂。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慝，匍有四方，畯正厥民。在越御事，【虘又】酒无敢□，有祡烝祀无敢【酉夒】，故天翼临子，法保先王，□有四方。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越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巳，女妹辰有大服，余唯即朕小学，女勿□余乃辟一人。今我唯即型禀于文王正德，若文王令二三正。今余唯令女盂绍荣，敬拥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王曰：“□，令女盂，型乃嗣祖南公。”王曰：“盂，廼绍夹死司戎，敏谏罚讼，夙夕绍我一人烝四方。越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赐女鬯一卣、絅、衣、市舄、车、马。赐乃祖南公旗，用狩。赐女邦司四伯，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赐 （ 驭至于庶人，） 一种旗子） 夂右下吕】（ 通个人） 盂，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迁自厥土。”王曰：“盂，若敬乃正，勿废朕命。”盂用对王休，用作祖南公宝鼎。唯王廿又三祀[2]411.
这段铭文记载的是康王对盂的训诫和赏赐，它的篇幅绝大部分都是由“王曰”之言所构成，其中包含了几层意思： 其一，追述文王、武王创立周邦的丰功伟业，指出其所以受到上天庇佑，原因便在于勤于政事，不耽于酒； 这与商朝上下嗜酒成风，导致最终丧失民心形成了鲜明对比。故而君臣皆须效法先王德行，敬畏天威，认真行王事。这是康王对盂的道德训示，令他从根本上端正执政的态度。其二，告诫盂应效法祖父南公，勤勉地处理政务，以辅佐康王治理好天下。这是从实际行动上对盂提出的执政要求。其三，列举了对盂的一系列赏赐，并强调勿违背康王的训诫。可见，康王之言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并且，以先王和先祖为榜样，使训诫变得既严肃又神圣，口吻之中体现出不可违抗的权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