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疏是古代重要的应用写作文体，其作品多出自精英之手，值得重视和研究。下面由学术堂为大家整理出一篇题目为“奏疏的几项基本内容及其举例”的文体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原标题：古代奏疏之文体
奏疏是古代重要的应用写作文体，其作品多出自精英之手，值得重视和研究。古人虽没有“应用写作”之名，但有应用写作之实。只是古、今应用写作的形式和内容会有些差异，但基本要素并没有改变。因此研究古代的应用写作，显然具有借鉴意义。这里主要谈谈古代奏疏的文体，知其文体才好认知其他。
奏疏即臣子向帝王呈递的意见书。因中国历史悠久，此类文体名称最为繁复，如：书、奏、疏、表、章、谏、议、策、启、状、弹文、封事、条事、书对、劄子、笏记、本等，都是臣子向帝王进言的文体。古人习惯上统称为“奏疏”或“奏章”.如唐·杜佑《通典·职官》：“唐中舍人二员，掌侍从、令书、奏疏。”《宋史》卷二百九十三：“五年再掌银台，览天下奏章。”
一、秦汉以前相关文体名称及其应用
古代向皇帝进言称“上书”,其陈述的书面意见称“书”.然而古时亲友间的往来书信也称“书”.秦初改上书为奏，或称表、表奏，而亲友间的书信仍称书。这样，奏事与书信的名称便有了分工。元·吴讷曰：“按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
其所以称“上书”,刘勰说：“按扬雄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可见矣，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也。”（见《文心雕龙》卷五，下同）因为书是心声的文字表述，把心里话告诉给皇上，故称“上书”.
上书起源于三代以前的尧舜时代，那时称为“敷奏”,但只限于四方诸侯定期来朝陈述各自的治国情况。言之善者从之，有功者赐车服。《尚书·舜典》：“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汉·孔安国传：“敷，陈；奏，进也。诸候四朝各使陈进治理之言。”唐·李善《文选注》卷三十七“表”下曰：“三王已前谓之敷奏。”可见尧舜时代的敷奏已有明确的制度。
三代时“敷奏”“上书”之称兼而有之，七国时则多用“上书”.周代职官完备，有专官掌管各级奏疏。于朝廷面对皇帝奏事称“复”,自下而上呈递上书称“逆”.《周礼·天官》：“宰夫之职，掌……诸臣之复、万民之逆。”汉·郑玄注：“复之言报也、反也，反报于王，谓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谓上书。”又《周礼·夏官》：“太仆……掌诸候之复、逆。”郑玄注引郑司农曰：“复谓奏事也，逆谓受下奏。”又“御仆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复。”郑玄注：“群吏，府吏以下。”这些说明周代的上书制度比较完善，各级都可以上书，直达天听。曾有日本学者惊叹中国周代官制的成熟和完备，据此可见其一斑。相传《周礼》一书为周公旦所作，说明其制度产生于周初。“复、逆”之称为周人所用，后世少有继承。
三代时的上书文献有不少存于世。吴讷曰：“按唐虞禹臯陈谟之后，至伊尹、周公，遂有《伊训》《无逸》等篇，此文辞告君之始也。”但据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八所说，《尚书》的《大禹》《臯陶》《益稷》《仲虺之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高宗肜日》《旅獒》《召诰》《立政》等篇，也都是上书谏议之辞，学者所当取法。明·贺复征说《左传》魏绛《上晋候书》、魏无忌《上魏王书》，《春秋内外传》中所记谏诤论说之词，都值得研究。
二、秦汉开启中国“奏疏”的文体名称及其文化传统
秦并天下改上书为“奏”,实为古制“敷奏”之省。自此以后，凡向天子进言多称“奏”,一直沿用至清末。刘勰曰：“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僭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唐·李善《文选注》卷三十七“表”下曰：“六国及秦汉兼谓上书。”汉魏以后，“上书”的古制依然流行不废。如：汉·徐乐《论土崩瓦解书》、魏·曹植《上文帝书》、宋·欧阳修《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等，此类甚多。
自汉文帝广开上书言路，进言的人日益增多，形式也有所改变，名称相应增多。于是“奏”常冠于疏、对、议、启、状、劄等字之前，组成双音词，用于表示奏言的不同形式，如奏疏、奏对、奏议、奏启、奏状、奏劄等，同时用以区别臣民间的往来对答文字。吴讷曰：“汉高、惠时，未闻有以书陈事者。迨乎孝文广开言路，于是贾山献《至言》，贾谊上《政事疏》。厥后进言日众，或曰上疏，或曰上书，或曰奏劄，或曰奏状，或曰封事，或曰弹文，考之于史可见矣。”徐师曾曰：“疏、对、议、启、状、劄六者又皆以‘奏’字冠之，以别于臣下私相往来对答之辞也。”
汉文帝广开上书言路一事，的确值得大书一笔，因为这为后世树立了文明楷式。上书虽起于三代之前，管子还说过黄帝立有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于朝、汤有总街之廷、武王有灵台之囿，都是天子下听于民的壮举，而周代的上书制度也较完备，但真正作为帝王广开言路的国策，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则始于汉文帝。
汉文帝二年（公元前 178 年），诏举直言极谏。于是贾山上《至言》，论治乱之道，以秦为例，大抵谓圣主以和颜受谏而兴，秦以不闻过失而亡。贾谊上《政事疏》，谓“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要有忧患意识，因献长治久安之策。贡禹上《言风俗书》，以图改变当时法度不严、弃本务末、朝迁暮改的朝政。这些均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笔者认为，上古先王虽有敷陈以奏，但只是听取诸侯汇报而已。禹立谏鼓于朝，也只为备于诉讼。诸如此类，又因时代久远，传闻大于实证，令人信服的东西少。先王的举措草创，都不如汉文帝这么彻底地将朝政交与臣子们议论评说，直言极谏。汉文帝与大臣们可谓是同心同德，肝胆相照。
而经历了春秋战国的战乱与思想大讨论，又经历了秦王朝的骤变，历史的龟鉴作用，使汉人们的思想也相对成熟，能讲出见识非凡的肺腑之言，提出一些警钟长鸣性的问题，并且文字都存于世。这些都是亘古未有的，影响自然很大。
尤其贾谊，屡上奏疏陈政事（见《本传》），这不仅在其内容上，其文体“疏”和语言亦影响后世。“疏”有分陈之意，后世凡以书面向皇帝进言多称疏。所以刘勰说：“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既踵，殊采可观。”正是说贾谊上疏的影响所在。其后如：王吉《言得失疏》、贡禹《谏节俭疏》、刘向《请兴礼乐疏》、谷永《论梁王淫乱疏》、王嘉《择贤疏》、匡衡《上政治得失疏》，等等，不胜枚举。于是“奏疏”一词便逐渐成为群臣论谏的总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