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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疏的几项基本内容及其举例

来源:未知 作者:原来是喵
发布于:2016-11-29 共4971字
  奏疏是古代重要的应用写作文体,其作品多出自精英之手,值得重视和研究。下面由学术堂为大家整理出一篇题目为“奏疏的几项基本内容及其举例”的文体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奏疏的几项基本内容及其举例

  原标题:古代奏疏之文体
  
  奏疏是古代重要的应用写作文体,其作品多出自精英之手,值得重视和研究。古人虽没有“应用写作”之名,但有应用写作之实。只是古、今应用写作的形式和内容会有些差异,但基本要素并没有改变。因此研究古代的应用写作,显然具有借鉴意义。这里主要谈谈古代奏疏的文体,知其文体才好认知其他。
  
  奏疏即臣子向帝王呈递的意见书。因中国历史悠久,此类文体名称最为繁复,如:书、奏、疏、表、章、谏、议、策、启、状、弹文、封事、条事、书对、劄子、笏记、本等,都是臣子向帝王进言的文体。古人习惯上统称为“奏疏”或“奏章”.如唐·杜佑《通典·职官》:“唐中舍人二员,掌侍从、令书、奏疏。”《宋史》卷二百九十三:“五年再掌银台,览天下奏章。”
  
  一、秦汉以前相关文体名称及其应用
  
  古代向皇帝进言称“上书”,其陈述的书面意见称“书”.然而古时亲友间的往来书信也称“书”.秦初改上书为奏,或称表、表奏,而亲友间的书信仍称书。这样,奏事与书信的名称便有了分工。元·吴讷曰:“按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
  
  其所以称“上书”,刘勰说:“按扬雄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可见矣,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也。”(见《文心雕龙》卷五,下同)因为书是心声的文字表述,把心里话告诉给皇上,故称“上书”.
  
  上书起源于三代以前的尧舜时代,那时称为“敷奏”,但只限于四方诸侯定期来朝陈述各自的治国情况。言之善者从之,有功者赐车服。《尚书·舜典》:“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汉·孔安国传:“敷,陈;奏,进也。诸候四朝各使陈进治理之言。”唐·李善《文选注》卷三十七“表”下曰:“三王已前谓之敷奏。”可见尧舜时代的敷奏已有明确的制度。
  
  三代时“敷奏”“上书”之称兼而有之,七国时则多用“上书”.周代职官完备,有专官掌管各级奏疏。于朝廷面对皇帝奏事称“复”,自下而上呈递上书称“逆”.《周礼·天官》:“宰夫之职,掌……诸臣之复、万民之逆。”汉·郑玄注:“复之言报也、反也,反报于王,谓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谓上书。”又《周礼·夏官》:“太仆……掌诸候之复、逆。”郑玄注引郑司农曰:“复谓奏事也,逆谓受下奏。”又“御仆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复。”郑玄注:“群吏,府吏以下。”这些说明周代的上书制度比较完善,各级都可以上书,直达天听。曾有日本学者惊叹中国周代官制的成熟和完备,据此可见其一斑。相传《周礼》一书为周公旦所作,说明其制度产生于周初。“复、逆”之称为周人所用,后世少有继承。
  
  三代时的上书文献有不少存于世。吴讷曰:“按唐虞禹臯陈谟之后,至伊尹、周公,遂有《伊训》《无逸》等篇,此文辞告君之始也。”但据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八所说,《尚书》的《大禹》《臯陶》《益稷》《仲虺之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高宗肜日》《旅獒》《召诰》《立政》等篇,也都是上书谏议之辞,学者所当取法。明·贺复征说《左传》魏绛《上晋候书》、魏无忌《上魏王书》,《春秋内外传》中所记谏诤论说之词,都值得研究。
  
  二、秦汉开启中国“奏疏”的文体名称及其文化传统
  
  秦并天下改上书为“奏”,实为古制“敷奏”之省。自此以后,凡向天子进言多称“奏”,一直沿用至清末。刘勰曰:“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僭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唐·李善《文选注》卷三十七“表”下曰:“六国及秦汉兼谓上书。”汉魏以后,“上书”的古制依然流行不废。如:汉·徐乐《论土崩瓦解书》、魏·曹植《上文帝书》、宋·欧阳修《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等,此类甚多。
  
  自汉文帝广开上书言路,进言的人日益增多,形式也有所改变,名称相应增多。于是“奏”常冠于疏、对、议、启、状、劄等字之前,组成双音词,用于表示奏言的不同形式,如奏疏、奏对、奏议、奏启、奏状、奏劄等,同时用以区别臣民间的往来对答文字。吴讷曰:“汉高、惠时,未闻有以书陈事者。迨乎孝文广开言路,于是贾山献《至言》,贾谊上《政事疏》。厥后进言日众,或曰上疏,或曰上书,或曰奏劄,或曰奏状,或曰封事,或曰弹文,考之于史可见矣。”徐师曾曰:“疏、对、议、启、状、劄六者又皆以‘奏’字冠之,以别于臣下私相往来对答之辞也。”
  
  汉文帝广开上书言路一事,的确值得大书一笔,因为这为后世树立了文明楷式。上书虽起于三代之前,管子还说过黄帝立有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于朝、汤有总街之廷、武王有灵台之囿,都是天子下听于民的壮举,而周代的上书制度也较完备,但真正作为帝王广开言路的国策,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则始于汉文帝。
  
  汉文帝二年(公元前 178 年),诏举直言极谏。于是贾山上《至言》,论治乱之道,以秦为例,大抵谓圣主以和颜受谏而兴,秦以不闻过失而亡。贾谊上《政事疏》,谓“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要有忧患意识,因献长治久安之策。贡禹上《言风俗书》,以图改变当时法度不严、弃本务末、朝迁暮改的朝政。这些均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笔者认为,上古先王虽有敷陈以奏,但只是听取诸侯汇报而已。禹立谏鼓于朝,也只为备于诉讼。诸如此类,又因时代久远,传闻大于实证,令人信服的东西少。先王的举措草创,都不如汉文帝这么彻底地将朝政交与臣子们议论评说,直言极谏。汉文帝与大臣们可谓是同心同德,肝胆相照。
  
  而经历了春秋战国的战乱与思想大讨论,又经历了秦王朝的骤变,历史的龟鉴作用,使汉人们的思想也相对成熟,能讲出见识非凡的肺腑之言,提出一些警钟长鸣性的问题,并且文字都存于世。这些都是亘古未有的,影响自然很大。
  
  尤其贾谊,屡上奏疏陈政事(见《本传》),这不仅在其内容上,其文体“疏”和语言亦影响后世。“疏”有分陈之意,后世凡以书面向皇帝进言多称疏。所以刘勰说:“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既踵,殊采可观。”正是说贾谊上疏的影响所在。其后如:王吉《言得失疏》、贡禹《谏节俭疏》、刘向《请兴礼乐疏》、谷永《论梁王淫乱疏》、王嘉《择贤疏》、匡衡《上政治得失疏》,等等,不胜枚举。于是“奏疏”一词便逐渐成为群臣论谏的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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