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研究到话语研究的演化与认识论分析

　　自20世纪话语研究和批判话语研究相继出现以来，目前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热门而且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源于传统的语言学，但又与之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是进行语言研究还是话语研究，都有必要明确二者的研究对象、范围和特点，在梳理二者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澄清二者之间关联和区别。

　　鉴于“语言”与“话语”两词极具混淆性，这里首先对语言研究即语言学的几个阶段进行梳理，再对话语研究如何从中萌发，进而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进行说明。接下来对人类认识的演化过程进行回顾，藉此探寻从语言研究向话语研究再到批判话语研究演化的深层原因。

　　一、从语言研究到话语研究的演化

　　以概念的方式抽象事物的本质，给其下定义是自西方“科学”思想占据人类思想主流之后人们的一贯做法。用这种方式交待问题简单明了，但需承认：有多细微的地方是很难通过定义来区别的。“语言”与“话语”是两个比较接近的概念，用概念进行区分似乎很难澄清二者的区别，所以这里不并试图一开始就对“语言”和“话语”进行定义，而是从语言研究和话语研究谈起。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话语研究是西方发端的，所以本文对语言研究的论述也是就西方的语言研究而展开。

　　语言研究即语言学（linguistics）是一门传统的学科，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左右，但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是从20世纪初索绪尔开始的，到了20世纪中后期才从语言学中逐渐派生出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和日益超出语言研究范围的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一）语言学的发展脉络

　　语言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传统语法阶段、历史语言学阶段和现代语言学阶段。传统语法阶段的语言研究主要是围绕“服务教学”这一目的展开的，因而呈现出描述性较弱而规定性较强的特点；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侧重于语音和词汇；从研究对象看，从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开始，逐渐延伸到其他语种。这个阶段从公元前60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18世纪，影响十分深远，今天语言研究中的许多术语都是那个阶段的产物。

　　历史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的谱系、变化及规律。注重语言间的比较是这个时期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看，主要是印欧语系中各语种间的历史比较；从时间上看，这个阶段的研究主要是在19世纪展开的。

　　丹麦的拉斯克、德国的格里姆和保普被认为是这个阶段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德国的施莱歇尔以其论著《印欧日耳曼语系语言比较语法纲要》成为中时期的代表人物，这个阶段后期的代表人物是奥斯特霍夫和布鲁克曼等，他们的工作为20世纪的语言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因此19世纪最后20多年通常也被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语法学派”时期。

　　虽然与第一个阶段相比这个阶段持续时间很短，但它在语言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重要意义，因为在此之前的语言研究是依附于别的学科的，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严格意义上语言学正是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开始的。这个阶段的研究使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明确，增进了人们对于有关原始母语的表现形态和使用地区的了解。但必须承认这个时期的研究倾向于强调语言纵向的前后相继关系，对语言间横向的相互影响关系关注不足。

　　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被人们尊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通常认为，现代语言学是从他开始的。自从其《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之后，几乎一切语言学研究都是向着他指出的方向前进的。

　　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到转换生成语法再到伦敦学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影响。

　　索绪尔被认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之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强调语言结构系统性这一基本原则下又分裂为风格不同的三个流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布拉格学派又称“结构-功能学派”，是索绪尔之后最具影响力的语言学流派。其主要思想强调语言是结构和功能的结合体，对语言的分析和评价不仅要着眼于其结构，更要着眼于其功能。雅科布逊、特鲁贝茨柯伊、哈弗阿奈克等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哥本哈根学派的研究以索绪尔的理论为基础，主要关注语言形式，尤其是语言的组合关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该学派把语言理论看成是一个纯演绎系统，因而采用“假设-推理”的方法对语言进行分析，而对语言事实关注较少，也正因为如此，该学派的影响范围很有限。

　　其代表人物有叶尔姆斯列夫、布龙达尔、乌尔达尔等。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所做的工作多是对语言结构形式的描述，因此该学派又被称作描述语言学派。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是这个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另外弗兰斯·博厄斯（Franz Boas）、萨皮尔（Sapir）等众多语言学家都对该学派做出了贡献。

　　转换生成语法是现代语言学中不同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另外一个重要流派。1957年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出版，标志着该学派的诞生。与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美国结构主义不同，该学派强调对人的语言能力做出解释而不仅仅是对语言行为进行描述，而且就研究方法而言，它强调采用现代数理逻辑方法，即根据有限的公理化系统用演绎的方法生成无限的句子，以此来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很明显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是该学派的哲学基础。

　　伦敦学派也是一个有一定影响的语言学派。其开创者是英国语言学家弗斯，韩礼德继承了其思想并加以发展，提出了系统功能语法。该语法由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两个部分组成，系统语法主要是解释作为系统的语言的内部关系，功能语法则是要说明语言是交际的手段。总之，该学派的基本思想认为语言系统及其各部分都是由其所发挥的功能决定的。

　　（二）关于话语研究

　　对于话语研究，在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之前，很多学者就有所提及。譬如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哲学家巴赫金（1895-1975）就曾在其对话理论基础上论及：“话语是连结我和别人的桥梁，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在别人那里。话语是说话者跟对话者共同的领地。”

　　但由于研究领域所限，巴并未对话语做系统的研究。必须承认：真正对话语进行研究是从语言学中开始的。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斯（Zellig Harris）1952年在《语言》刊物上首次提出“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这一术语，将“话语”置于语境中来考察。但把“话语”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来进行研究则是从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的诞生开始的。尽管这个语言学分支以语言为研究重点，但它的研究已经不局限于语言本身了，而是关注从社会视角理解语言行为，探索语言与社会主体及社会各领域的关系。譬如社会语言学家迈克.斯塔布斯（Michael Stubbs）将“话语”定义为“句子或分句之上的语言”。

　　不难看出，他在把“话语”作为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进行研究时，已经在关注话语所处的社会语境了。

　　（三）批判话语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话语分析主要停留在语言本身之中，但70年代以后，随着对话语研究的深入，一些语言学家开始对之前的语言研究进行反思，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作为一种话语研究方法开始被提出。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梵·迪克（Teun A.Van Dijk）、莫卡斯（McCar-thy）、费尔克劳夫（Fairclough）等，尽管他们主要在语言学范围内展开研究，但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所关注的日益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他们认识到：语言不仅是社会结构和过程的反映，同时也对之具有建构功能，因此语言学研究应该透过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遮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生活过程中重现、诠释或解读话语的真实意义。

　　根据他们的研究，话语使用者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往往会影响语言使用过程中对句子、词汇的选择，意识形态通常会以一种机制化的方式渗透到话语使用以及读者对其的理解、接受过程中。基于此，他们开始把话语与社会、意识形态等联系起来思考问题—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如何？话语怎样反作用于意识形态、话语和意识形态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以及权力关系是如何为之服务的等等都是他们所关注的？譬如，费尔克劳夫认为：

　　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但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罗杰·费勒（Roger Fowler）则更明确地把语言的语境扩大到社会范围，从社会层面上认识“话语”，他认为话语是个人进入意识形态领域、经验世界的工具或手段。到了20世纪80-90年代，“话语”研究已经扩展到国际关系、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学、新闻学的批评等诸多领域。这些领域中的话语概念借用了语言学中话语的“语言的运用”的含义，但是突破了语言学的界限。到今天，这些学科中的话语研究更是方兴未艾，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二、语言与话语差异的认识论基础

　　语言研究和话语研究代表了人类认识活动的不同发展阶段，从关注语言向关注话语的演变深层地反映了人类认识的演变轨迹。只有从哲学角度对人类认识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语言和话语的区别。

　　（一）哲学视角下人类认识的演变

　　在被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称为西方文明“轴心时代”的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哲学从此发端并一度十分繁盛。但当时人们专注于探讨客观世界的本原问题。

　　“哲学之父”泰勒斯的水本原说、阿那克西曼德的“阿派朗”论、赫拉克利特的“火”与“逻各斯”理论、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水、火土、气）、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说、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质料、形势、目的、动力）等是当时一些代表性观点。自从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人们开始关注对自身的思考，而中世纪哲学则主要探讨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到了近代，哲学自然地发展到把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关注二者的关系问题，所以这个时期的哲学主要是一种认识论哲学。在漫长的中世纪形成的浓厚的信仰氛围中，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研究内容主要是围绕着用上帝来说明宇宙这一中心议题，繁琐晦涩的形而上学特征越来越明显。面对这种情势，近代认识的突破是何以实现的呢？那就是靠怀疑精神应对狂热的信仰，用经验来应对形而上学。因此，怀疑和经验就成为近代西方哲学最引人注目的基本特点，怀疑构成了近代哲学所借助的基本工具，经验则构成了近代哲学由以出发的历史起点。

　　在欧洲大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唯理论的先河，它以自我反省为特点，但实际上并不是脱离经验而是从内在经验出发；在英国，以弗朗西斯·培根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则明确地把经验作为认识的出发点走上了经验论的认识道路。尽管这两种理论追求的最高目标都是为了获得真理性的知识，但就方法而言，英国的经验论强调经验的归纳，而欧洲大陆的唯理论则强调理性的演绎。这两种方法各执一端，分歧在整个近代一直都存在，尽管有不少思想家企图去调和这两种理论，但似乎直到伟大的思想家伊曼纽尔·康德的批判哲学那里，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综合才真正成为哲学认识论所探讨的话题。康德敏锐地抓住了真理性知识应该具备的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内容可以不断扩展、更新；第二，必须具有必然性，不能是偶然的东西。进而他用自己的概念将之表达为“先天综合判断”并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展开了精细的分析和论述。但最后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得出了思维与存在无法同一的结论，他最终也没能够走出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困境。

　　康德哲学的全部内容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第一个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第二个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也即认识论问题。这两个问题其实是紧密关联的，而作为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一问题。后来的费希特、谢林在康德的基础上继续把探讨推向深入，直到黑格尔那里才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比较合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显示的辩证法是极其深刻的，但它毕竟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本末倒置，而且在他那里辩证法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与辩证法的开放精神是相悖的。这些成为黑格尔哲学无法克服的硬伤。他太多地关注了理性和理论体系，而对感性视而不见。正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之后的青年黑格尔派正是从人的“感性”找到了黑格尔哲学的突破口。费尔巴哈开始关注感性的人，但他只是把人看作是一种感性动物，并试图绕过社会实践这一最重要的中介直接从自然本能导出社会意识。因此他的哲学就处于对自然的唯物主义和对社会历史的违心主义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中。

　　但不可否认，他清除了黑格尔式的“醉醺醺的的思辨”，结束了德国古典主义，促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转折。

　　马克思发现人是具体的人、历史的人、社会的人，人的实质在于其实践活动，人在实践中认识世界，在认识的基础上再通过实践改造世界。马克思把人的认识活动划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并对二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从而唯物、辩证地实现了对以往认识论的超越。此外，对于经验与理性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归纳和演绎的表述做了的说明：一切科学研究都遵循两条途径：由认识个别到认识一般，再由认识一般进到认识个别。在个别中发现一般的推理形式、思维方法是归纳；在一般中发现个别的推理形式、思维方式演绎。归纳与演绎的实质表明，它们是两个对立的方面，是两个方向相反的认识方法，它们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至此，人类对认识的理论思考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初开始，一种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潮流所呈现出的认识论视角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文艺复兴理性主义主义认识方式被明确提出以来，随着以其为基础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影响不断扩大，这种认识方式的影响也空前扩大。同样随着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带来负面效应的逐渐显现，理性主义的认识方式也受到了质疑，遭到了批判。后现代主义思潮便是在这种情境下出现的一种典型的认识方式，它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文化批判和理性批判，揭示非理性因素，突出意义问题，强调人的存在。如果说马克思及其之前对认识问题的探讨是倾向理论的延续和螺旋式上升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认识方式则是时代性问题诱发的对认识本身的一种反思。

　　（二）从语言到话语演变的认识论视角分析

　　语言学内部的几个阶段的变化以及从语言研究到话语研究的演变不是简单的话题转换，而是人类认识轨迹演变的集中体现。语言学研究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在主客二分的思想下展开的。“语言是思考和交流的工具”是很久以来对语言本质的表述，既然是工具，那必然是处于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

　　就具体的研究内容而言，语言体系及其表象一直是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传统语言学侧重于研究语音和词汇；历史语言学对语言的谱系、变化和规律进行梳理和探讨；从索绪尔开始的现代语言学则把语言结构当作一个研究重点；后来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韩礼德提出的系统功能语法也把解释语言内部关系作为主要研究任务之一。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语言本质的分歧逐渐出现，这集中反映在三个问题上：第一，语言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第二，语言是形式的还是功能的?第三，语言是反映客观世界的还是客观世界作用和塑造语言?不难看出，这三个问题对“语言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终极追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同认识论向形而上学方向的发展的轨迹是相契合的，只是在滞后的时间反映了认识论的变化而已。而且基于认识论的演变，研究特点和研究方法来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从语法研究规定性较强到历史研究着手探究语言一般意义上的谱系和规律，突出反映了人类认识过程中追求“真理性知识”的倾向；哥本哈根学派把语言看成是纯演绎系统，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注重对语言的描述而转换生成语法则强调采用数理逻辑演绎的方法来解释人类语言能力。

　　这种变化是在主客二分这一大的思想框架下，“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差异在语言学研究领域的表现。到目前为止，从认识论角度看，对语言的理解可以归纳为两条主线：以逻辑、心智、规定、规则的理想化为一主线；以现实、文化、描述、动态的不确定性为另一主线。前者是语言形式，后者是功能。

　　从现实、文化、描述等不确定方面关注语言深层地反映了认识论的变化倾向—突破主客二分的思维、弥合理性与经验。这是肇始于康德的古典哲学认识论的典型特征。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是庞大而且精细的，但作为认识论来讲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到了马克思那里，认识论走出了黑格尔式的思辨，转向从现实的人出发，唯物地、辩证地、历史地认识客观世界和人本身。而在语言研究领域，人们认识到：语言不仅是社会结构和过程的反映，同时也对之具有建构功能。因此，语言研究也有了相应的变化：语言研究逐渐向话语研究和批判话语研究转变。这与哲学领域认识论的转变是不无关联的。确切地说，是哲学为语言研究提供了认识论方法。

　　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反映的认识方式则更直接地为话语研究，尤其是批判话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或者说后者是前者在一个领域内的集中体现。从时间上来看，话语研究与批判话语研究的出现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是几近同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认识方式促成了从语言研究到话语研究再到批判话语研究的转变。

　　语言通常被理解为传递信息、荷载文化和人类交流的工具。这实际上是以假定语言主体不受其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影响为潜在前提的。而在现实中，这些方面的差异是不容忽视的，它们机制化地渗透在现实语言使用过程中。简而言之，如果说语言是在客观、公正地反映现实，那话语就是其主体采用加工、选择的方式把带有霸权的意识形态渗入其中，进而影响受众。仅仅把话语理解为语言的应用是远远不够的，从认识演变的角度深入把握从语言到话语演变过程，真正把握这一转变的思想轨迹和深层原因，明确它们之间的区别，才能把握这些研究的范围、内涵和本质，把研究推向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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