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商业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及其相关启示

　　关于徽商文化的论文第三篇：徽商商业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及其相关启示

　　摘要：通过对明清时期徽商经商文化的剖析，从徽州风俗、徽商商业信念和商业伦理道德三个维度去探究徽商的商业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徽商“勤、义、仁、和、信、诚”的商业精神和文化对“新时代”下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提升企业家精神，践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很好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新时代;经商文化;商业信念;伦理道德;

　　十九大提出中国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长三角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追溯到一百多年前，这里曾活跃着一批杰出的商帮——徽商。徽商，也称“新安商人”，是明清时期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徽商的发展以徽文化为基础，是商业文化的一次革命，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倡导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商业伦理道德，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经商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自信”，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文化本质和文化理想。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今天，文化力已成为强大生产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知识、价值观念、精神动力以及人文环境带来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和创新能力，从而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竞争力。讨论徽商的商业文化，有助于从中借鉴成功经验，在吸收和融合外来优秀商业文化的同时，弘扬和创新我国传统的优秀商业文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而构建有利于“新时代”下经济发展的商业文化。由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剖析徽商的经商文化，研究其对于徽商经济行为、经济效益和经济决策的影响，把徽商的精神、文化转化为地区乃至国家的竞争力，推动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

　　现代学术界对于徽商的研究已有七十余年，傅衣凌（1956)[1]最早对徽州人从商的原因、徽商资本形成的特点、徽商集中从事的行业和其性格特质等方面展开了研究。之后，藤井宏（1959)[2]系统论述了徽商的活动领域和涉及行业，商业资本积累和经营的状况以及徽商的各种社会关系等问题。文革之后，叶显恩（1985)[3]通过大量的文书契约和田野调查资料完善了徽商的研究。此外，唐力行（1997)[4]考察了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周晓光（1998)[5]论述了徽商与明清教育、文化的关系，王世华（2016)[6]从家庭观、教育观、生活观、伦理观、财富观几个角度阐述了徽商的价值观。近年来，学者们还分别从徽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黄彩霞，2007)[7]、对流通业和城市发展的影响（卞利，2011[8]；陈阿兴，2015[9]）等诸多角度对徽商进行了研究。

　　从经济学角度，文化可以基于信念和偏好两种属性进行定义：基于信念属性的文化主要偏重于群体的研究，认为文化是个人信念和社会风俗的结合，两者在社会交往中共同作用，维持一种均衡状态（Greif,1994)[10]。某一群体长时间形成的文化特征在代际间传承，在此过程中，从上一代继承下来的文化也会随着个体自身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变化和更新；基于偏好属性，文化被定义为个人的价值观和偏好（Akerlof&Kranton,2000)[11]，这种价值观和偏好从人本角度作用于个体做出的各种决策。因此，本文主要基于信念属性对于文化的定义，从徽州风俗、徽商商业信念和商业伦理道德三个维度去探究徽商的商业文化对其经济的影响。

　　1 徽商商业文化对经济的影响

　　1.1 徽州风俗对徽商经济行为的影响

　　徽州一府六县：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即现安徽黄山，宣城和江西上饶之地，众山环绕，耕地较少，交通不便，受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徽州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主要包括贾而好儒之风和俭以养德之俗。

　　1.1.1 贾而好儒之风

　　西晋时就有关于徽州人从商的记载，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二十六所录《知新录》：“徽郡好离家，动经数十年不归。读晋司马曦传，有云‘曦未败时，宴会，使娟妓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甚悲’。后曦果徙新安，则知此风自晋已然。盖新安居万山之中，土少人稠，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至南宋年间，都城南迁，给徽州人带来了更多的商机，从商者不断增加，明朝中后期，徽州重商之风达到鼎盛，“徽州俗例，人到十六就要出门做生意”[12]，这种重贾崇商的习俗，从近代徽州一些人口资料中也可以找到若干证明。据《歙县志》记载，同治八年（1869）歙县所报户口实数为309604人，到宣统元年（1911年）歙县的人口只有30万，在这几十年间，没有发生特别严重的瘟疫、灾荒和战争等抑制人口的灾难性事件，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县志作者对此的解释为：“盖自光绪以来，东，北，西三乡，因生计关系，迁徙、死亡，户口有减无增，虽南乡一乡日见繁盛，究难补三乡之不足，较之同治八年调查时，未能增多。”这里所说的“因生计关系”而进行的迁徙，就是外出从商谋生路了。外出谋生的徽州人以同乡，同族关系形成了徽州商帮，其中实力较大的徽商作为引路人，带领了更多的徽州人从商，共同构筑了规模庞大的徽商网络，促进了农村人口的转移。

　　在重贾崇商的同时，徽州也充满了浓厚的读书之风。万历《休宁县志舆地·风俗》描述：徽州人“喜读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早期徽州人多从中原迁徙而来，将其崇文重书的良好风俗带入徽州，并世代继承。在徽州的风俗中，读书应试入仕乃是光宗耀祖一等大事，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山区，才能出人头地。据地方志记载，“向科举未停，应童子试者，常至千数百人”[13]，与此同时，徽州的状元在明清之际也是层出不穷，如今徽州境内着名的牌坊群，大半为“高爵甲科”牌坊，反应出曾经的读书之风。

　　徽商生长在这样的风俗环境下，自然承袭了重教育的理念，即使长大后需要背井离乡外出从商，但这种习俗在他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在以后的生活中始终保持读书的好习惯，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在经商过程中能够识别商品的优劣，保持敏锐的市场嗅觉，深知市场规则，预测市场走向；同时，在学习过程中深谙为人处世之道，使徽商不仅具备较高的智商，还练就了情商，财商，在各种环境中进退自如，游刃有余，成就了“贾而好儒”这一大特色。此外，徽商的宗族观非常强烈，在世代经商过程中，他们不断传承故乡习俗，强化同族的学习能力，增强内部凝聚力和对外竞争力，这种亦商亦儒的文化自觉性代代相传，使得徽商能够从众多商帮中脱颖而出。

　　1.1.2 俭以养德之俗

　　徽州素有勤俭之风，由于地处山区耕地有限，粮食产量往往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徽州人必须勤俭持家。即使在徽商外出从商致富之后，这种民风依然保持不变，康熙年间，歙县有一大盐商江演，家财万贯，平日热心社会公益，赈灾济贫，“捐千万缗无所吝”，自己却“处家至俭，一布袍屡浣不易，一茧被数十年不更制，非筵宴，尝蔬茹，无脓鲜之奉，有齐晏子风”[14]。徽州人多把勤俭载入族规家规，世代相传。《武口王氏统宗世谱》族规一部分记载道：“天下之事，莫不以勤而兴，以怠而废。”《休宁宣仁王氏族谱》家规中也写到：“士农工商，所业虽别，是皆本职。惰则职惰，勤则职修。”徽州人因节俭积累了从商的本钱，以勤劳不断鞭策自身，并在其商业经营中不断传承这一道德规范，教育后人。

　　1.2 徽商商业信念对其经济行为的影响

　　徽商的商业理念可以用“忠”“信”“善”三个字来概括，即：忠厚传家，诚信继世，友善广道。

　　1.2.1 忠厚传家

　　明嘉靖年间，休宁人程锁在溧水从商，“其俗，春出母钱货下户，秋倍收子钱。长公（程锁）居息市中，终岁不过什一，佃民称便，争赴长公。癸卯年，谷贱伤农，诸贾人持价不予。长公独予评价，囤积之，明年大饥，谷踊贵，长公出谷市诸下户，价如往年平。境内争德长公，莫不多其长者，长工乃部署门下客，分地而居息吴越间。当是时，长公已累数万金矣。”程锁放贷，利息一年不超过十分之一，所以佃民都争相找长公借贷。丰年时，谷贱伤农，他按往年价格收购粮食；饥年时，谷价上涨，他却仍能按往年平价购得。这种宅心仁厚的儒商，老百姓们都很爱戴，因此“累数万金”[15]。

　　1.2.2 诚信继世

　　说文解字中说：“诚，信也”。“诚”和“信”相互联系，“诚”是信的底蕴和根基，是“信”得以履行的前提，商业活动中的“诚”通过“信”来检验，没有信用，“诚”就是虚情假意。明清时期的徽商将诚信视为立业之本，在长期的商业经营中形成了公平交易、诚实无欺、重诺守信的经营之道和商业信念。

　　徽商中经营药材者甚多，他们认为药材质量关乎人之性命，所以他们严把药材质量关，绝不以次充好，坑骗顾客。明万历休宁药商汪一龙在芜湖创立正田药房，“慎选药材，虞制丸散，四方争购之，对症取服，应效神速。每外番入贡者，多取道于芜湖，市药而归”[16]。徽州药商正是凭借这种以诚经营的思想成就了新安医学的辉煌。同时，济民救生也是徽商实现自我价值的一大途径。

　　徽州人重承诺，守信用。焦竑《澹园文集》记载：“嘉善顾九槐以金五百属公而息之，会倭变作，公避归，而顾随殁。明年以其子母还其家，诸子愕然曰：无此金也。相让久之乃受。”顾九槐曾委托五百本金给一商人，但顾家其他人却不知道，后来顾九槐去世，死无对证，但受委托之人却信守承诺，将五百金连本带息送到了顾家儿子手中。类似的例子在徽州志中还有很多。

　　1.2.3 友善广道

　　徽州宗族将“行善”作为宗法制度记录在册，规范宗族成员的行为。歙县东门许氏宗族《许氏家规》中彰善瘅恶条写到：“立彰善、瘅恶二匾于祠，善可书也，从而书诸彰善之匾；恶可书也，从而书诸瘅恶之匾”[17]。而所谓“善”即：“恤寡怜贫而周急，救灾拯难而资扶，居家孝悌而温和，处事仁慈而宽恕，凡济人利物之事皆是也”[18]。徽人乐善好施、济危助邻、抚孤恤寡，认为积德行善不仅有利于其结交友人、发家致富，还涉及子孙延绵、家道昌盛等方面，所以彰善瘅恶成为他们做人行事的一贯准则。

　　徽商的“忠”“信”“善”理念是儒家思想对其经济活动影响的自然呈现。忠厚，诚信，友善让他们自然能够拥有客户的信任，在市场竞争中，无疑是一种无形的品牌营销，铸就了徽商的金字招牌，扩大了其商业影响力并保证了自身的长远利益。

　　1.3 徽商商业伦理道德对其经济效益的影响

　　徽商的商业伦理道德指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调整相互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和道德标准。徽商惯以儒商闻名，自然沿袭了儒家伦理中“义”“和”二大核心伦理道德。作为“贾而好儒”的一大商派，徽商在经济生活中始终尊崇“义为上”“和为贵”。

　　1.3.1 义为上

　　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谋求利益，徽商自然也不例外，作为一般“经济人”，他们的“逐利”价值取向与他们所受教并崇尚的朱熹“重义”的伦理道德观有所矛盾，因此，如何在利和义这两者间找到矛盾的平衡点，是徽商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不断追寻的目标，同时也是决定他们事业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明代着名婺源商人李大嵩曾这样传授其经商之道：“财自道生，利缘义取，陶朱公、秦清等数辈何在？”李大嵩认为经商谋利要遵道义而行，取财有道，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不仅能够在贸易中获得更大的利润，还能提升商人的社会地位，获得尊重。这种思想被众多徽商接纳并重视。如休宁人程琼“虽居市井，而轻财重义”[19]，而其生意却蒸蒸日上，绩溪人江通“赋胜质直，随父服贾，以义获利”[20]。

　　重视学习的徽商深谙商品买卖中的价值规律和经济原则，并善于观察市场，运用供求关系贱买贵卖，他们经常从物产丰富的地域“贱买”商品，然后运输到其他物品匮乏的地区“贵卖”，在自身获取利润的同时，也促进了流通业的发展，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推动了市镇的兴起和发展，可谓利己，利民，利国。而当利和义发生矛盾，不能两全时，徽商会选择“舍利取义”，根据光绪《婺源县志》记载：有一年，自然灾害连发以致当地青黄不接，徽州商人詹元甲受当地太守之托去异地采办粮食，夜宿一旅店，旅店主人告之：“此地买米，例有抽息，自数百两至千万两，息之数，今君携巨资可得数千金，此故例，无伤廉。”面对如此巨额利润，詹元甲说：“今饥鸿载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钱，彼即少一勺，瘠人肥己，吾不忍为”[21]。詹元甲认为采购粮食是为解救饥民，因此从中抽取利息乃是不义之举，不可取。

　　徽商面对不义之财，坚决舍利取义，并且在致富后能乐善好施，仗义疏财。例如，捐款办书院和学校，资助文人和文化事业以及投入慈善公益（修路架桥，赈济灾民等）。通过这些投资，徽商在实现自我利益的同时，对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做出了大的贡献。自幼在宗族家规中长大的徽商将“仁义之术”用于之后的经济活动中，不仅获得了经济利益，为社会奉献了财富，还提高了徽商知名度，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加强了与统治阶级的政治关系，从而使其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和庇护，为实现更大的经济利润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后盾。他们将“大义”作为“厚利”的奠基石和进阶石，善于舍小利谋大利，真正做到了“利”与“义”的完美结合，以勤劳和智慧获得了“义贾”的美誉，实现了“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追求。

　　1.3.2 和为贵

　　“和为贵”一词出自《论语》：“礼之用，和为贵。”礼之利用，贵在能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把“人和”置于天时地利之上，更集中表达了对人与人和谐关系的追求。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是徽商调理各种经济关系的基础，保障了各种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徽商和谐处世思想有其独特之处：一方面，徽商和谐处世观特别重视人与人关系的处理；另一方面，徽商对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有着独特的理解。徽商的“和”不仅在于其商派内部的和谐，还在于外部环境的和谐，即良好地处理与其经济活动有影响的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主要包括政府、客户、竞争者、文人名士等[22]。

　　徽商内部和谐主要通过宗族伦理认同来实现。众所周知，徽商是以宗族血缘而结群的商人群体。他们尊崇朱熹的理学，并对宗族有着深厚的认同感和归宿感。这种以群体为单位的行为意识渗透于徽商的经营活动中，使他们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极强的竞争力。他们通过大建祠堂，广修宗谱来增强群体间的同源意识从而促成彼此间互帮互助，形成精诚团结的同族经商网络。徽商的起家资本除了来源于其自身的勤俭节约，更多的是来自其同宗族其他商人的资助。日本学者藤井宏将徽商资本来源归纳为七大类，分别为：共同资本、委托资本、援助资本、婚姻资本、遗产资本、劳动资本和官僚资本。除了劳动资本外，其余六大类资本都与宗族有关。此外，徽商还热衷于修建会馆，各地的徽商聚集在会馆共享商业信息，更好地预测市场供求。在商会的管理和协调下，徽商之间互帮互济，并在共同的道德规范约束下，实现商帮的和谐共赢。

　　徽商对“和”的伦理价值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商帮内部，还体现在其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上。凭借高超的待人处事之道，上至朝廷官员、文人名士，下至布衣百姓、三教九流，徽商都能平和交往，和气生财。通过与朝廷官员的交往，徽商保证了与政府间的和谐关系，获得了一些稀有资源，例如盐业等特殊商品的垄断权，从而获得了巨额利润；通过与文人雅士的交往，徽商提升了自己的文化素养；通过热情温和得与客户相处，徽商建立起了广泛的顾客基础；通过与竞争对手的和气竞争，徽商达到了“双赢”的终极目标。

　　2 相关启示

　　“述往事，只为来者”，徽商的商业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古徽商历史，立足新时代当下，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2.1 秉承徽商重学习和尚节俭的优良品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第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秉承历史，与时俱进。在网络化和信息化的今天，企业家要像徽商一样，创造一切条件，从更多的渠道中汲取知识，在孜孜不倦的学习中增长能力，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努力创业，永葆百折不挠的“徽骆驼”精神。同时，建立人才可持续发展机制，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和良好的企业文化，不拘一格录用人才，拓宽社会网络结构，获得高质量的经营信息和建议。

　　徽商崇尚节俭。绩溪《华阳邵氏宗谱?家规》中写道“业精于勤，荒于嬉，耕读男子职也，移于游读而男作荒，纺饪女子职也，移于艳冶而妇作荒矣。”这些祖训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应注重培养全民健康文明的消费观，节约资源，保护生态，适度消费，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 弘扬传统诚信文化，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

　　自古以来，“忠义礼智信”都是人们大力提倡的行为准则，在尚不发达的农耕经济条件下，“忠”“信”更多的是依靠自律来约束，市场经济发展后，“忠”“信”的道德理念也被赋予了很多的物质内容。长远的看，诚实守信者必然获利，不忠不信者必将亏本。“忠”“信”形成的品牌效应是一种无形资产，给企业带来长期稳定的客户和源源不断的利润。

　　新时代是体制机制更加完善的时代，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项体制、机制都处于建立健全、不断完善的阶段。要发扬徽商精神，以文化、道德为基础载体，着力构建新时代下“系统完备、科学有效、运行规范”的现代社会信用体系，推动经济良性发展。将“忠，信”的道德理念转变为现代信用体系，把信用相关的信息加工成信用产品，由信用服务公司出售给需要这种产品的企业和个人。将个人对他人的失信，对一个企业的失信转变为对全社会的失信，从而付出包括受法律制裁、受舆论批评、受行业封杀的成本。政府要加大监管力度防止造假、严惩造假，同时明确监管部门的责任，发挥舆论监督和公众评价等多方面作用。

　　2.3 鼓励企业践履社会责任，培育和提升企业家精神，实现徽商传统商业文化和现代企业文化的融合

　　徽商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主动赈灾济贫、支援国家建设、承担社会责任。现代经商文化，也要倡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在相关的商贸规则中列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新时代下，政府、企业和民众都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政府层面来看，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产业结构由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增长效益也由高成本、低效益向低成本、高效益转变，由高污染、高排放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在政府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主体，也需要融入到新的发展战略之中，履行其新的社会责任。首先，高质量的发展要求企业必须保证产品质量。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立足之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最基本的表现就是以诚信为本，将产品质量视为生命。其次，企业要主动投入大量经费用于产品的创新和科技研发，坚持“干中学”，承担起国家和行业在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方面的研发责任。最后，企业的发展也决不能以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而是应该积极响应政府的绿色发展理念，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价值观，制定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规范污染治理工作。

　　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自身不应单纯追求利润，而应在此基础上添加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包括切实保证员工的工作安全和环境健康，依法保障员工的劳动权益，提供员工培训教育机会，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在“经济人假设”“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员工和企业的共同成长。

　　从民众层面来看，企业要热心社会公益，支持慈善事业。现代企业家要继承徽商的“社会公民”意识，在盈利的同时，帮助弱势群体，协助政府扶持贫困地区的发展。

　　总之，徽商的核心价值观契合新时代核心价值观，而这种核心价值观又能进而转化为经济行为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回顾徽商的商业文化，我们能够滤掉浮躁，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审视中国的现代经济发展，从而明确政府、企业和个人各自相应的责任，共同推进“新时代”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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