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不断发生着变化：国际上，经济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国内，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经济日益成熟。这些因素既构成了研究中国城市群体演变的现实背景，也成为影响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城市影响地域扩大化、城市间互动联系密切化、城市区域主体多元化、城市区域空间系统复杂化，孕育出一种新的区域空间组织形态--城市群。这一城市的群体化现象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正日益成为一种主导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及文化与生态景观表现形态。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镇密集地域的出现与发展，较中国其他区域的城市群发育要更为成熟，拥有雄厚经济技术基础，区域经济网络发育较好，城镇发展水平与工业经济实力都得到较大发展，一方面出现类似西方大都市带的地域空间结构，另一方面又体现出新时代背景兼具中国特色的新现象与变化（图1）。
京津冀地区--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因拥有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受各方关注程度不断提升，随着京津冀一体化于2014年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际城市学界内广泛关注的焦点。
为 更 好 地 掌 握 现 有 基 础 , 明 晰 未 来 方 向 , 笔 者 基 于1979~2014年清华知网期刊文献库与优秀硕博士论文库，对国内外关于首都圈及京津冀区域4000余篇检索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初步归纳出中国首都圈及京津冀一体化相关研究呈现如下特点：一条概念主线的演进、三个研究层面的交织、八个研究维度的切入、两组比较研究的借鉴、四类薄弱研究的制约。
首都圈的提出与京津冀一体化的演进
1982年，在《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首次提出“首都圈”的概念。“首都圈”包括两个圈层：内圈由北京、天津及河北的唐山、廊坊和秦皇岛组成，外圈包括承德、张家口、保定和沧州四市。有学者又称之谓“首都地区”.建议今后北京开展对外区域协作，重点应放在首都地区。在这里建设一批为首都服务的生产基地。有些城市还可分担某些首都的职能，减轻首都的压力。根据各地的条件和特点，可将首都地区划为五个区，分别与北京建立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协作关系。
1986年，王玲在《略论北京“首都圈”的形成与作用》一文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提出，如果研究一下我国都城的历史，首都圈并不是现代才有，它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由于北京特殊的历史地位，在它的周围逐渐形成辅助的城市体系，我们把这个体系称为北京“首都圈”.
1988年，北京与河北环京地区的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六地市组建了环京经济协作区，建立了市长、专员联席会议制度，设立了日常工作机构。协作区以推行（系统）联合为突破口，带动企业间的联合与协作，建立起地区企业间的广泛联系，卓有成效地推进了区域经济合作。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区域协作和区域组织逐步削弱。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会在经历1982~1990年间的七次会议后销声匿迹。环京经济协作区自1994年后也进入了走走停停的状态。
1996年以来，京津冀区域合作开始复兴，合作步伐加快，力度加大，领域拓宽，规模增大，方式增多，层次有所提高。1996年，北京科学委员会制定的《北京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首都经济圈”,范围主要包括天津和河北省北部地区，即以京津为核心，包括河北省的唐山、秦皇岛、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沧州7个市，面积共16.8万平方公里。与此同时，河北省也开始进行此方面研究，提出“外环渤海，内环京津”的两环带动战略。根据冀政办（1995）22号文件要求，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京津都市圈”河北环京津外向带动、加速河北发展的研究，确定了“京津都市圈”河北-京津县（市）的范围。
200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的开题报告《面向新世纪建设“大北京”》中，提出“大北京”地区规划思路，包含京津冀北，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统辖的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以及周边的承德、秦皇岛、张家口、沧州和石家庄等城市部分地区，中心区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0万。“大北京”的界定是基于向“世界城市”目标发展的基础，突破长期以来行政区划的限制，目的是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形成。2002年10月12日，被简称为“大北京规划”的“京津冀北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通过建设部审定，引起了广泛关注。
随后，三地协作关系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京津冀三方洽谈和交流日益频繁，以北京的主动为标志，开始进入沟通合作的层面。2004年2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召集北京、天津、河北省暨秦皇岛、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沧州、唐山等市召开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最后达成了加强区域合作的“廊坊共识”,正式确定“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思路。2004年6月26日，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在廊坊举行，会议达成《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廊坊共识及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是目前京津冀地区区域治理最为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也是迄今为止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而且建立了新型的正式合作机制，签署了正式合作的框架协议。在国家发改委的推动下，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从2004年开始着手编制，2010年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方案上报国务院。
2004年，北京市发改委提出“3+2”首都经济圈，以及“一轴、两核、三区”为框架的京津冀都市圈发展战略构想。所谓“3+2”,是在现有京津冀合作的基础上，加入内蒙古和山东的部分地区，发挥内蒙古、山东在肉菜蛋奶劳动力供应方面的优势，实现技术、信息、人才、资源和市场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
2011年1月，《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未来一个时期是我国大城市群形成的关键时期，以首都为核心的城市群及其广大区域正在成为国内发展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十二五’时期，要更深入广泛地开展与津冀晋蒙及环渤海地区合作，充分发挥首都优势，显着增强服务区域、服务全国的功能，共同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和首都经济圈形成，实现整体发展水平的跃升。”《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加快构筑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推进环首都‘14县（市、区）4区6基地’建设”1.
在提出中国首都圈概念及京津冀一体化的演进过程中，学术研究、规划实践与政策纲领三方给予持续交替推动，众多学者的智慧与成果融入其中，涉及首都经济圈协调发展中对城市群体发展的战略定位，创建首都圈模式的战略构想--形成一个具有世界级城市功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区。谭成文、杨开忠等对中国首都圈的内涵、特性及影响因素进行了阐述。此外，还论述了可达性和辐射、接受能力对首都圈划分的决定作用。基于重力模型和场强模型，提出了首都圈的划分方法和指标。根据首都圈的划分，对首都圈关系进行了重构，提出首都圈内4个新关系域：知识经济域、旅游文化域、工业经济域、出海通道网络。为建设发展4个新关系域，结合现实，提出首都圈发展的三大战略：空间联系网络化战略、职能疏导战略、空间结构发展战略。张召堂通过对日本首都圈建设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介绍，研究了中国首都圈空间范围的界定、发展定位、产业职能分工、空间发展模式、区域治理结构等内容。李国平等对都市圈与首都圈的基本概念进行了区分，引荐了国外大都市圈的发展与规划、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与职能分工的经验，比较了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提出不同空间尺度与功能尺度的狭域、中域与广域首都圈，最后对首都圈蓝图与营建战略提出了建议方案。邵颖萍从“首都圈”到“首位都市圈”的战略定位切入，探索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再建构。刘治彦则分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首都经济圈发展。此外，诸多学者的研究亦着眼于战略构想、思路理念、问题挑战、功能定位、区域竞争力、国际化水平、一体化瓶颈及未来发展路径、区域综合规划等多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