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研究(2)

　　3 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增长协调关系
　　
　　3.1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弹性分析
　　
　　从整体来看，京津冀地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比较协调，经济增长的同时人口规模也适度增长.2000-2014 年，京津冀地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45%,GDP年均增长率为14.94%,人口-经济增长弹性系数为0.10,即京津冀地区经济每增长1%,人口相应增长0.10%.具体到每个年份，按照变动趋势可以将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划分为2个时期：2000-2005年，人口-经济增长弹性不断下降；2005-2014年，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处于波动上升的状态；只有2012年人口-经济增长弹性有明显的下降。
　　
　　分城市来看，北京、天津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的作用大于河北各城市。2000-2014年，北京、天津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31%和3.01%,GDP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6.62%和 17.53%,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分别为0.20和0.17.表明北京、天津经济每增长1%,人口相应增长0.20%、0.17%,即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了大量人口的增长，尤其是外来人口的流入，给资源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需要通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减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投入，以此提高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而河北各城市人口和GDP的年均增长率都比北京、天津低，其中，只有廊坊和石家庄的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1.00%,分别为1.19%和1.00%;只 有 唐 山 的 经 济 年 均 增 长 率 超 过 15.00%（16.25%）。河北各城市的人口-经济增长弹性比较小，都在0.10以下。与北京、天津相比，河北各城市的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小。
　　
　　3.2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关系
　　
　　本文在以经济增长为前提的人口规模调控目标导向下，选取经济增长率和人口-经济增长弹性指标共同衡量京津冀地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关系（李国平等， 2016）。利用自然断裂分类法将经济增长率和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分为2类，并据此划分为4个象限（表3）：第一象限经济增长率较高，但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太大，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保持经济增长，此类城市有北京和天津；第二象限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最高，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人口增速较低，此类城市有沧州、唐山和承德；第三象限经济增速较低，经济增长带来的人口吸纳效应也不强，需要鼓励引进人才拉动经济增长，此类城市有石家庄、秦皇岛、邯郸、保定、衡水和张家口；第四象限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最低，不仅经济增速较低，而且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很高，此类城市仅有廊坊。
　　
　　4 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协调关系

    4.1 人口地理集中度与经济地理集中度
　　
　　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北部低、中南部高的格局，但人口、经济的集中区域和集聚程度有所差异。根据式（2）计算出2014年京津冀地区各城市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并依据其值划分为5个等级。从人口地理中度来看，中部的北京、天津处于第一等级，显着高于其他城市；石家庄、邯郸、廊坊处于第二等级；邢台、唐山、沧州、保定和衡水处于第三等级；东北部秦皇岛处于第四等级；北部的张家口、承德最低。
　　
　　从经济地理集中度来看，中部的北京、天津最高，处于第一等级；唐山、石家庄和廊坊处于第二等级；邯郸和沧州处于第三等级；秦皇岛、保定、邢台和衡水处于第四等级；北部的张家口、承德最低。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京津冀地区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有一定的关联性，例如，北京、天津2项指标都较高，张家口、承德2项指标都较低。但2项指标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人口地理集中度最高的北京是最低的承德的15倍，经济地理集中度最高的天津是最低的承德的39倍。此外，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也存在一定的偏差性，各城市的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并不能一一对应，例如，唐山的经济地理集中度较高，但人口地理集中度却相对较低，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不一致。
　　
　　进一步计算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度的不一致指数，可将京津冀地区城市分为3种类型：一类地区人口集聚滞后于经济集聚，二类地区人口集聚与经济聚集协调，三类地区人口集聚超前于经济集聚。2000 年，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和秦皇岛等5个城市属于一类地区，廊坊、衡水、沧州、保定、邯郸等5个城市属于二类地区，张家口、邢台和承德等3个城市属于三类地区。2014年，一类地区减少2 个，二类地区增加 1 个，三类地区增加 1 个，其中：
　　
　　北京、天津、唐山始终为一类地区，经济集聚作用大于人口集聚作用；廊坊、衡水、邯郸始终为二类地区，人口集聚与经济聚集相对协调；邢台和张家口始终为三类地区，经济集聚作用小于人口集聚作用；而石家庄、秦皇岛由一类地区转变为二类地区，承德由三类地区转变为二类地区，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趋于协调；保定和衡水受到经济集聚作用强化的影响，由二类地区转变为一类地区。总体看来，北京、天津经济地理集中度高于人口地理集中度，河北多数城市人口地理集中度高于经济地理集中度。
　　
　　4.2 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空间变迁。
　　
　　基于京津冀区（县）空间单元2000年和2010年的地理数据和属性数据，运用重心分析法测算出京津冀地区2000-2010年期间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空间变迁。
　　
　　从整体来看，京津冀地区人口重心、经济重心都呈现出远离几何重心、朝着东北方向偏移的趋势，但经济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人口重心，且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的偏离程度不断加大。京津冀地区几何重心的地理坐标为（115.989°E, 38.806°N），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的东南部。人口重心2000和2010年的地理坐标分别为116.118°E、38.858°N和116.158°E、38.908°N,主要集中在河北省沧州市所辖的任丘市的北部，对比来看人口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了6.55 km.经济重心2000年的地理坐标为116.227°E、39.000°N,位于河北省廊坊市所辖的文安县西部，2010年的地理坐标为116.550°E、38.190°N,位于河北省廊坊市所辖的永清县南部。对比来看经济重心主要在河北省廊坊市内移动，且向东北方向移动了42.62 km.
　　
　　通过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对比可知，京津冀地区的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都分布在几何重心的东北方向。主要是由于北京、天津位于几何重心东北方向，这2个城市经济相对发达，就业机会多，能够吸引大量外来人口迁入，是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经济活跃区和人口集聚区。同时也可发现，京津冀地区的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在空间上有一定的关联性，两者都是朝着东北方向移动。但是经济重心的移动幅度（42.62 km）明显大于人口重心的移动幅度（6.55 km），两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具体表现为2000年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偏离距离为10.45 km,2010 年偏离距离拉大到 46.08 km,与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影响因子有关。农业社会时期，经济活动和人口集聚受自然条件（土地、资源等）影响较大，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高度重合；进入工业社会时期，经济活动受到原材料、劳动力成本、交通、市场等因素综合影响，影响因素多元化后，经济活动区位选择不完全取决于劳动力，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离；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技术是影响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对劳动力的依赖度大大降低，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偏离程度加大（林思宇等， 2014）。
　　
　　分城市来看，2000-2010年，京津冀地区各城市人口重心移动距离较小，保持在5 km范围内移动，但各城市经济重心移动距离分异较大，其中，天津经济重心移动距离超过20 km,由北辰区向东南方向移动22.68 km到东丽区，主要是受天津东南部滨海新区的经济拉力作用；而石家庄经济重心移动距离在1 km以内，主要是由于石家庄的经济重心位于其市辖区内，具有中心化倾向，比较稳定。此外，京津冀地区除秦皇岛、石家庄外，其余城市的经济重心的移动距离都大于人口重心的移动距离。
　　
　　通过各城市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对比可以发现，京津冀地区各城市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呈现不同程度的偏离，其中，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偏离距离越来越大的城市有天津、承德、邢台、邯郸、唐山、沧州和廊坊，越来越小的城市有石家庄、衡水、北京、秦皇岛、保定和张家口。具体来看，2000 年京津冀地区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偏离距离超过10 km的城市有秦皇岛、廊坊和邯郸，偏离距离在5~10 km的城市有保定、承德、张家口和沧州，偏离距离在5 km以内的城市有衡水、北京、邢台、石家庄、天津和唐山。与2000年相比，2010年京津冀地区偏离距离超过10 km的城市新增了承德、天津和邢台；偏离距离在5~10 km的城市缩减为2个，即沧州和保定；偏离距离在5 km以内的城市新增了张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