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心理健康促进的意义探究

　　如今，我国社会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总体目标是实现社会现代化，具体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全面提高、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 到 2020 年，我国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因此，从社会建设的视角重新认识社区心理健康促进工作，可以清晰看到其作为社会建设的途径之一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以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作用。

　　一、社区心理健康促进及特征

　　心理健康促进是健康促进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构筑起包括个人、家庭、社区乃至社会政策与结构的多元整合系统，包括制定促进健康水平的相关政策，创建和谐美好的支持性环境，发展个人提升健康、幸福感的技巧等； 通过提升健康水平与幸福感的积极行动与方案的介入，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相关政策与服务的重新定位与改进，从而促进个体生活质量的改善，达到社会的和谐。在实践中，与此接近的概念包括心理健康服务、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卫生服务等，但是相较其他概念，心理健康促进更加强调如何提升个体及社区的健康与幸福感，而行动计划与社区服务不仅针对有心理疾病的个体，也着眼于帮助个体能够维持良好关系、充分享受生活、实现自身潜能等，强调健康既是个体的健康也是社会的健康，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既是个体的需要也是社会和谐的需要； 强调促进心理健康既是个体的权利也是社会的职责。因此，心理健康促进这一概念通过聚焦于群体中的行动方案的介入，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更广泛地促进与提升群体的健康水平； 通过可持续的、整合系统的架构与介入，更具有积极主动性、前瞻性与建设性。

　　社区心理健康促进是以社区为目标场所的活动方案介入和系统架构。虽然从社区理论的创始人德国学者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 开始，围绕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大规模社会变迁，研究者对于社区的理解充满了争议，出现了如社区存活论、社区解放论、社区消失论等各种观点,但是本文从我国话语体系与政府政策实践的惯例表述将社区理解为一种"社会治理的基本地域单元",社区是社会建设的基本单位和行动基础，社会建设的基本任务必须经由社区建设来实现和推动，正如***同志所言，"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的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1].社区心理健康促进就是以社区为目标场所，通过各种行动计划的介入和系统的架构，以增强社区与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幸福感等为具体路径，以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各种社会关系的协调，服务于提升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社会建设目标。

　　二、社区心理健康促进是我国社会建设新阶段的新选择

　　所谓社会建设，是指"通过有目的、有规划、有组织的行动，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增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福祉，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2].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社会建设却还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和进一步发展。尽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进一步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加以努力，但社会建设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行动领域。进入新世纪以后，党和国家开始重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具体的社会建设方面的政策。
　　
　　如，早在2000 年民政部出台的《关于在全国大力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就指出： 城市社区建设要以人为本、服务居民，不断满足社区居民的社会需求，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党的十八大报告也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建设的重要地位，将其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一起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并写入新党章，这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的新阶段。在这一新的阶段里，社会建设的目标是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统筹建设城乡社会标准体系、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等方面的重点行动，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人民享有更好的生活； 通过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与构建起由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 如何评估更好与更和谐。以更好的生活、更和谐的社会为目标的社会建设，意味着个体和群体生活质量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增进等问题将是党和国家始终关注的焦点。十八大报告从基本目标和重点行动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为社会建设的各项具体工作的开展，如社会建设政策的制定、路径的设计、方法的选择等提供了方向，也为社会建设提供了顶层设计、制度安排以及客观评估的指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更进一步指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更好与更和谐的评估，不应该忽略个体的主观体验与认可这一主观维度。诚如康明斯对生活质量的定义"生活质量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每个轴都包括七个领域： 物质福利、健康、生产力、亲密关系、安全、社区和情感幸福。客观领域由客观幸福的相关文化测量构成，主观领域由生活满意度领域和满意度与个体重要性的加权构成"[3]（P. 65）（对生活质量的定义很多，采取康明斯的观点，是因为"在个体层面，最有影响力的生活质量的定义可能是由康明斯（Cummins,1997） 提供的"[3]（P. 65）） .Felce and Per-ry（1996） 提出的生活质量模型也直观地表达了类似观点，在其模型中，评估生活质量涉及对个体客观生活状况、主观幸福、个人价值观和抱负等三个相互影响层面的全面评估，"实践中，绝大多数国家收集幸福数据的政府机构都把客观和主观指标算入社会统计体系"[3]（P. 40）.我们强调将主观体验与认可纳入评估更好更和谐的指标体系，重要的目的是要使政府为构建更好的生活、更和谐的社会，所做顶层设计、制度设计、政策层面、物质提供等方面的努力能够被个体准确感知、把握与认同。

　　基于这些明确的认识，促进更好更和谐社会的形成不仅要注重客观领域的建设，还可以通过某些方式提升个体的主观体验和感知，共同促进社会建设目标的达成。在这一点上，心理健康促进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路径选择，同时也对生活质量所涉及的前述七大领域的健康促进都可以发挥更直接而积极的作用。

　　上述观点为社区心理健康促进成为更好与更和谐社会建设的途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行动介入方面，联合国以及各国关于生活质量、国家幸福等类似范畴的相关指标体系、我国关于和谐社区建设的指标体系、心理学对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的研究则为此提供了实践路线。以 2013 年民政部颁发的《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指标体系》（民函[2013]172 号附件） 为例，该指标体系涉及到城市指标、街道指标以及社区指标，这些指标为政府提供了测量更好与更和谐的客观指标。

　　该基本指标体系共设置了 3 个测评项目，分别是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并细化为 12 个二级指标。涉及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低碳的生活方式； 有为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别扶助对象服务的特色项目，从而使独居和空巢老人、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孤残儿童等得到妥善照顾； 以及在社区居民中普及健康知识、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认同感等等。随着和谐楼院、和谐家庭、"邻里节"等活动的定期开展，社区居民家庭和睦幸福，社区内各民族团结友爱，流动人口与本社区居民和谐相处等。对此，心理学方面研究认为，能够促进个体主观幸福感与维持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包括： 生活适应、自我平衡能力强、生活与情感态度积极、认知模式较完善、自尊水平与社会支持度较高等，这既为更好更和谐提供了主观测量方面的参考指标，也为社区心理健康促进工作提供了行动方向。

　　三、当前社会建设的现实背景下社区心理健康促进的价值

　　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发展时期，党和政府高层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即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单纯发展战略和模式转变为"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和模式，在这一新的发展战略方针指引下，增强社会成员的幸福感、促进生活质量提升、"增进人民福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此为背景，结合社区心理健康促进的特点和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我们将社区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在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新的价值概括为： 修通关系、共建美好。

　　（一） 以修通关系为目标，增进个体心理和谐

　　社会建设的实质是和谐关系的建设，是"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建设，"只要人及其相互关系是健康的、和谐的，就意味着社会建设达到了较高的水平"[4].这里的关系主要包括：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自我身心的关系。修通关系就是通过社区心理健康促进行动的介入，增进个体心理和谐，培育积极的社会心态，促进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和谐，促进生活质量提升、增进人民福祉。我国着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郑杭生先生多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社会建设就是通过不断创造和完善新机制、新主体，弥合分歧、缓解社会矛盾、防止和减少社会问题的产生、化解发展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增加和谐因素，从而降低社会发展风险，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5].

　　自中共中央 2006 年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要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促进人的心理和谐，以及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积极方式处理人际关系之后，我国社会一直在探索有效促进各种关系和谐、培育积极社会心态的路径与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一方面由于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各种社会问题错综复杂，正如***同志指出的，"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中，有些是老问题，或者是我们长期努力解决但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或者是有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老问题，但大量的是新出现的问题"[6]; 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对政治、文化、环境的需求不断增强，且这些社会需求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及高级化的倾向。

　　在这样的时期，要促进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谐、社会关系和谐，必须寻求新的突破，探索更有效的路径和更具有活力、更专业的方式，而社区心理健康促进就是这样一种能够化解消极因素、增加和谐因素，有利于实现社会建设目标的新选择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视社区心理健康促进也是"由问题倒逼"而来的一个选择。转型时期的社会特征，必然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出现各种冲突，这些问题的存在使转型期的社会情绪基调表现出心理失衡与不和谐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个体压力感加大，焦虑成为普遍心态； 社会安全感降低； 以被剥夺感、不公平感、挫败感等为主要情绪特征的社会满意度低、幸福感不强等。心理学研究表明： 同样的社会现实，不同的主观感受、认知水平及应对能力，会导致不同的心态。积极的心态能够促进和谐与幸福，拥有和谐心理的个体，能妥善处理各种关系； 能够调节自己的心理期待，更多看到光明与希望； 能够接纳现实，接受生活中的一切合理与不合理的存在； 能够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冲突与矛盾，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能够正确对待发展过程中的公平和正义，并积极有责任心、使命感地去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自觉促进社会有序发展。
　　
　　而心理不和谐的人则相反，他们看到的多是社会的阴暗面，情绪容易激惹并常常采取非正常表达方式以实现利益需求； 他们有更多的抱怨与不满，又欠缺调节自己心理的能力，这些不仅会影响到他们与社会、他人和他们自我的关系，有时甚至会带来破坏性的、极端的行为。因此，在更好更和谐的社会中，促进改善主观认知、提高个体心理应对能力、增进个体心理和谐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目标之一。

　　对此，党的十八大确定了与人民幸福安康密切相关的社会建设的具体任务，包括抓好教育改革、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就业率、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等涉及民生的诸多方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提出，要将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要进一步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需求。

　　这些论述正视问题，提出了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满足人民群众高级化、个性化、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促进社会关系更加和谐的顶层设计； 而社区心理健康促进则通过发挥心理学的学科优势，以社区为平台，通过各种专业化、系统化的社区心理健康促进的具体行动的介入，帮助群众发展维持生活满意度的策略，优化社会认知，提升个体的主观体验和心理感受，使国家和社会的努力、社会的发展能够被最广大的民众所感知； 通过社区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帮助民众提高心理和谐度； 通过对重点人群心理行为问题的监测和干预，促进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从而服务于更好、更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 以共建美好社区为目标，为社会建设提供精神支撑

　　从共建美好社区为社会建设提供精神支撑这个意义来理解社区心理健康促进对于社会建设的价值，基于以下两方面认识： 一方面，社会建设不仅需要物质基础、体制保障，也需要精神支撑，社会建设不仅仅要关注对社会事业、对科教文卫体的投入，还要"转向对社会行为和内心世界的关注，建立一个健康的内心世界，只有这样，和谐社会才能得以实现，人民福祉才能得到提升"[7].另一方面，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各个国家和地区开始秉持以寻求社会质量（Social Quality） 全面提升的发展观，强调应该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向更为综合的社会发展。人口调查的分析也发现： 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具有人类作为生物体的普遍性，即世界上"75% -80% 的人对自己生活感到满意或者说是他的生活质量是在 75 分到80 分之间",康明斯（1995） 、格鲁特（Groot） 和凡登·布林克（Van den Brink） 等人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3]（P. 236 -237）.然而，对不同地区幸福差异的研究则表明： 63%的国别间幸福差异"可以被社会质量的变化解释"[3]（P. 238）.也就是说，人民福祉的提升，更好更和谐的社会还有赖于社会质量的高低，作为一个涉及人们日常生活质量的综合性视角，"社会质量是指民众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程度"[8].以杭州经验与枫桥经验为代表的我国社会建设的经验来看，也证明了只有关注了精神支撑的社会建设，才能够真正带来和谐社区、和谐社会，才能够实现经由社会质量的提升，带来个体生活质量与幸福感的可持续提升②.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精神品质都必须被纳入社会建设的视域，也不是所有的精神支撑的建构都能够通过社区心理健康促进来完成。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如： 在市场经济与陌生人的世界如何建立社会共同体； 在价值观多元的时代如何促进意义共同性的建设； 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势下如何落实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挑战[5].针对这些挑战，全面提升社会质量的视角为社区心理健康促进构筑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提供了行动方向。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社会质量的高低与四个因素密切相关：社会凝聚、社会融合、社会赋权以及社会经济安全，每一个因素均有其内涵与指标体系，它们的相互结合，共同决定着社会质量的方向，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影响着个体的生活质量。

　　下面，我们以社会凝聚为例说明其对社会质量的影响以及社区心理健康促进是如何提升社会凝聚的。社会凝聚要考察社会关系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维系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规范； 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整合个人、群体和社区，保有社会的整体性； 能否最大限度地增加秩序、信任与和谐，减少社会分化与排斥； 一个凝聚型的社会是能够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感受到融入、参与、认同、归属与合法性的社会； 考察社会凝聚度的元素包括信任、价值规范、接纳、社会网络及身份认同等。其中，信任是构成社会凝聚的最基本元素，它能够促进社会整合发展，保证社会互动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是社会高效运行的润滑剂； 价值规范则是培育社会凝聚提升社会质量的关键要素，它通过集体行动和相互合作来提升整体福利，促进社会发展；身份认同是一种心理归属感，它包括： 对国民身份的认同、对城市或乡村身份的认同、对社区身份的认同，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感直接与其社会参与度、社会信任感以及成员之间的互惠行为相关，只有较高的身份认同感才能够产生社会信任，进而促进更多的社会参与，促进社区成员的互惠合作，从而增强社会凝聚，实现社会质量提升。

　　发挥社区心理健康促进的专业优势，以整合社会资源，提供公共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心理社会支持； 通过促进社区参与和沟通，既让大家都有权利、有机会和有积极性去关心身边的公共事务，也提供了增进最广泛信任的机会； 通过增强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提升民众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共同体意识； 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民众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和良好的社会心态等多种路径介入、多种行动选择，使社区心理健康促进成为更有效的、更容易为社区居民接纳的、能够促进社区社会质量提升的路径选择。

　　如果说着眼于修通关系而开展社区心理健康促进行动，是"由问题倒逼而来",旨在解决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发展问题，"是矫正那个时代的社会痼疾和其他许多弊端的极其重要的解毒剂"[9]的话，以共建美好社区为目标，通过社区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实现价值引领、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认同，为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精神支撑，推动社会质量全面提升的选择，则更加凸显了提升人民福祉的民生为本的中国社会建设的特色，即社会建设不仅要着眼于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而且还要通过积极、主动、富有建设性的举措，积极引导与干预社会发展过程，预防社会发展风险，从而建设更好更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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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丁元竹﹒社会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N]. 学习时报，2012 -11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