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森堡的“积累中的危机”论及其演进(2)

　　3. 保留可变资本总值不变的假定且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剩余价值的实现困难。
　　
　　斯威齐认为：“她（指罗莎·卢森堡 引者注）有一个错误特别突出：在讨论扩大再生产时，她暗中保留简单再生产的假定。工人们的消费不能实现剩余价值，这是她从未加以怀疑的教条，这个教条意味着，可变资本的总值 因而也就是工人们的消费 必须同简单再生产中一样，永远保持不变。实际上，典型的积累包含可变资本的追加，而当这个追加的可变资本为工人们所花掉时，它就实现了一部分具有消费品实物形态的剩余价值……罗莎·卢森堡思想中其他缺点和混乱，比起这个涉及对再生产表示误解与滥用的基本错误来，都是次要的。”
　　
　　为了要把技术进步的因素考虑进去，卢森堡修改了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中的数字，从而“证明”了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条件下，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图式中会出现剩余价值实现上的困难。其实，如果这里剩余价值的实现有困难，那么非资本主义领域的“第三市场”同样解决不了问题。既然在商品交换中有卖必须有买，又怎么能只向非资本主义领域销售而不购买呢？按照卢森堡的逻辑，“第三市场”理论不过是把剩余价值的实现困难从资本主义领域转移到非资本主义领域中，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卢森堡似乎忘记了她在《资本积累论》里说过的一段话：“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我们不能发现那些体现剩余价值的积累部分的商品的任何买主。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没有考虑到，即对外贸易。但把对外贸易看作任何不能在再生产过程中找到一个适当地位的商品的方便之门，这种看法有许多可以反对之处。求助于对外贸易实际上只是以未决的问题作为论据的诡辩：分析中所包含的困难只是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去，而没有解决。”
　　
　　4. 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按照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而是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上剩余的非资本主义领域的政策表现。有学者指出，卢森堡是在企图回避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经济基础、基本矛盾的情况下，直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历史界限和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的。这无疑是错误的。
　　
　　她以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侵蚀来描述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认为这是一种本质的联系，因而就构成了世界体系。这一观点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挑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上继起的经济形态或社会形态，从前一种形态中产生以后就独自存在，不以其他的经济形态或社会形态的存在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
　　
　　5. 卢森堡的“第三市场”理论抹煞了劳资双方的差别，把二者共同置于对非资本主义领域进行剥夺的剥削者的位置。
　　
　　如果非资本主义市场对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这意味着卢森堡改变了马克思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分析的整个基础。卢森堡把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从剩余劳动更改为一种从外部来源吸取营养的过程，把对“第三市场”的剥削而不是把对工资劳动的剥削作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推动力。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们不再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而是与资本家一起变成了联合的剥削者。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也就没有革命的必要性。资本主义要么被“第三世界”袭击而崩溃，要么在这个市场中由于不能实现剩余价值而自我崩溃。这样看来，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崩溃”的过程中只是起到一种被动的作用，甚至可能与资产阶级一起共同击退“第三世界”的袭击。布哈林就曾经批评卢森堡，指出她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和剥削问题分割开来了。卢森堡的经济危机理论原本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她阐述积累中的危机的初衷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的崩溃”,但是“第三市场”理论却把她不知不觉地带入了“资本主义协调论”的阵营。
　　
　　卢森堡“积累中的危机”论虽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她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问题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她的理论推进了我们在该问题上的认识。卢森堡的积累理论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她关注剩余价值实现上的困难，对引发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危机的直接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提出拓展“第三市场”是转嫁危机的主要手段之一，为我们认识世界市场和帝国主义现象提供了理论工具。虽然马克思没有系统地对经济危机作过专门的分析，但散见于他各时期着作中的有关论述，却是异常丰富的。然而，这种在不同地方不同角度所做的分析，又容易造成这样一个印象：马克思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这些零散而且角度不同的说法，被后人所发展、引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各种不同的危机理论。危机理论不是描述危机的现象，而是要探究危机的原因。一些人认为是原因的，可能被另一些人认为是更深层次原因的结果，各种不同的危机理论也就应运而起。卢森堡的经济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必须来自于消费需求的增加，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不是额外的需求、而是不顾市场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势这一事实。这本质上同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样，不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而是从外部寻求危机产生的根源，将危机解释为偶然现象，背离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正统。
　　
　　二、崩溃论：反击伯恩斯坦取消危机的协调论。
　　
　　1898年卢森堡决定去德国，当时那里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人数众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活的化身。卢森堡来到德国时，关于修正主义的辩论刚刚开始。伯恩斯坦打着恩格斯遗嘱执行人的旗号，试图把德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修正为渐进的改良主义政党的纲领。卢森堡投身到这场辩论中来，在她的着作《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对伯恩斯坦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一）卢森堡对伯恩斯坦的批判。
　　
　　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将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卢森堡认为这是以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后果为依据的：“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增长着的无政府状态，这使它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第二是生产过程的迈着大步走向社会化，这替未来的社会制度创造了确实的出发点，第三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和阶级觉悟，这是就要来到的变革的积极因素。”
　　
　　而伯恩斯坦认为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诸多适应性使得崩溃越来越不可能发生，这种“适应性”具体表现在：第一，由于信用制度、企业主组织和交通通讯工具的发展，普遍性的危机消失了；第二，由于生产部门不断分化，也由于无产阶级中有一大批人提高到中间阶层的地位，中间阶层表现出顽强性；第三，由于工会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提高了。
　　
　　卢森堡对伯恩斯坦指出的“适应性”工具进行了反驳。伯恩斯坦指出了信用所具有的两个功能：把许多私人资本融合成一个资本 股份公司，并让一个资本家能够支配别人的工业资本。在他看来，商业信用加速了商品交换，使资本更快地回到生产，加速了生产过程的整个循环。卢森堡则指出，危机时从生产的扩张能力、扩张趋势同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产生，而信用恰恰是使得这种矛盾尽可能经常爆发的特殊手段。信用把生产的扩张能力提高到极大，造成促使生产不断超越市场界限的内在动力。信用是推动一个资本家肆无忌惮地用别人资本进行大胆投机的刺激，只用最低限度的金属货币作为现实的基础，因而很小的刺激就会引发混乱。卢森堡指出：“如果有一个手段使它（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发展到极顶的话，这个手段恰恰就是信用。”
　　
　　卢森堡关于信用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
　　
　　伯恩斯坦认为企业主的联合组织通过管理生产的办法结束了无政府状态，从而防止了危机的发生。卢森堡反驳道，只有当卡特尔、托拉斯等变成近乎包罗一切、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形式的时候，才能通过企业主的联合组织防止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但卡特尔本身的性质是与这一目标相矛盾的。企业主联合组织最终的经济目标，是在一个部门内部禁止争夺市场、分配利润方面的竞争，以便提高这个工业部门在世界市场上所得到的份额。但是这种企业联合组织要提高本部分的利润率，又必须以牺牲别的部分为条件。由于存在这一逻辑上的矛盾，所以卡特尔不可能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组织。卢森堡认为，生产合作社是在资本主义交换条件下的一种小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
　　
　　伯恩斯坦还认为，由于股票的扩大发行和工会的斗争，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有所提高。伯恩斯坦将小股票的大量推广作为社会财富“降之于细民”的证明，认为越来越多的工人变成了资本家。于是，他根据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达不到人口多数的事实，得出了社会主义没有前途的结论。对此，卢森堡指出，发行股票把许多小的货币资本联合成一个生产资本，并使生产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这在两重意义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仍然站在资本主义的基地上。伯恩斯坦理解的资本家不是一个生产的范畴，而是一个所有权的范畴，不是一个经济单位，而是一个纳税单位。他理解的资本，不是一个生产整体，而是一个简单的货币财产。卢森堡指出：“当伯恩斯坦把资本家这个概念从生产关系搬进财产关系中去，‘不谈企业主而谈人们'的时候，他也就把社会主义从生产范围搬进了财产关系范围，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搬进了贫者与富者的关系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