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贸易思想对当今的

　　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 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各地军阀割据混战的风雨飘摇中度过；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国社会经济虽然经过了 10 年时间的正常发展，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刚刚恢复了关税自主权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又很快地被卷入到了长达 8 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和 3 年之久的国内战争之中，因此，中国的对外贸易因为战争而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被捆绑在为战争服务的这辆战车上，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态势。尽管如此，在思想理论界，研究者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理论探索，与民国以前的时代相比，这一时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思想有了更新的发展，达到了对于它的时代来说比较成熟的地步。同时，其对当今的对外贸易活动也有一定的启示。

　　一、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的新发展

　　首先，从理论研究视野的角度来看，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思想理论界的研究者们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他们不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前时代的研究者们涉及到的问题，而且，现代对外贸易理论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如关税政策问题、税率标准问题、汇率问题、对外贸易政策与制度等，在该时期的对外贸易思想研究中都有涉及。特别是关税和汇率这两个问题，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而且有了十分明确地认识，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关税不能自主，税率不是固定而是协定，海关行政权也完全丧失，中国经济惨遭摧残。而在产业落后的国家，关税是抵制外国廉价商品冲击本国市场、保护本国产业发展的重要武器；汇率是一个国家调整对外贸易以达到争夺国外市场、扩大本国商品出口目的的主要手段。思想的发展总是走在历史的前头，在中国关税主权还未恢复之前，他们就旗帜鲜明地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恢复关税主权，当中国关税主权问题即将解决的时候，他们又为关税政策等问题而进行思索。汇率问题在这一时期受到特别重视，这在当时的对外贸易环境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说明当时思想理论界已经认识到科学地利用调整本币与外币的兑换率这一特殊手段，对于扩大本国商品出口和限制外国商品进口都能起到重大的调节作用。
　　其次，从理论探索的认识程度来看，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思想理论界的研究者们的理论探索更加细密、更富有理性思辨色彩，理论认识也更进一步深化和更切合中国实际。譬如对于中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入超问题，堵塞漏卮，减少入超，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问题，而对外贸易入超也确实严重危害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所以，在以往的对外贸易思想中，如何改变对外贸易逆差几乎成了研究者们共同的思想指向。在民国时期，入超问题同样严重存在，并且呈现出一种继续发展的势头，但思想理论界的研究者们对中国入超问题的看法，却不再是持有入超有害论这种一边倒的看法，而是立足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开始以冷静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表现出了更为现实更为辩证的思想方法。再如对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两大贸易政策的讨论，在思想理论界的研究者们那里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仅仅将其视为服务于中国工业化建设目标的手段，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二者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二者都是在不同情况下发展中国民族经济所必需采取的不同手段。政策只是手段，而发展才是目的，无论是自由还是保护，都是要服务于发展中国民族工业这个根本目标的。为了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可根据具体情况，在某些领域开放贸易，在某些领域则实施贸易保护，围绕工业化的原则，灵活运用政策手段实行对外贸易调控。
　　再次，从对外贸易与工业化的关系来看，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思想理论界的研究者们找到了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应有的位置，即不是以工业化为对外贸易服务，而是对外贸易服务于工业化的总体需要。中国工业落后，国民所得以及一般生活水平都极为低下，国家也因贫而弱。要改善中国的经济状况，使国家富强起来，非积极发展工业化不可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虽然在甲午战争之后，对外贸易思想理论界的研究者们就开始提出了以工立国的问题，但是，最初重视工业的思想是围绕对外贸易来谈论工业发展问题，以工业的发展作为对外贸易的强固基础。而到了民国时期“，工业化”是思想理论界的研究者们进行一切对外贸易理论研究的基本归宿，他们普遍为自己的理论研究确立了一个服务于工业化的总体战略目标。高举工业化旗帜，把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作为对外贸易活动的基本宗旨，紧紧围绕着工业化建设需要来进行自己的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因此，不管他们的观点有多大的差异，其思想指向却是共同的，即都围绕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样一个共同的思想目标。

　　二、民国对外贸易思想对当今的启示

　　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思想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资料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其不少思想成果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当代对外贸易活动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要始终扞卫国家的主权
　　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一环。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主要是通过对外贸易的方式反映出来。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被套上了不平等条约与协定关税的枷锁，关税不能自主，外国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有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这造成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以外国人为主动，中国反居于被动的地位。对外贸易关系表现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进入民国时期，不平等条约与协定关税依然存在，严重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的发展。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开始通过外交上的努力，希望能够谋求中国关税自主的恢复。到了 1930 年，中国的关税主权表面上似乎已经能够独立自主，但是在事实上，却仍然要处处照顾到西方人的利益，因此，中国仍然不能实施主动的国税政策，入超年年增加；而国内市场上衣食住行所需，几乎无一不仰给于海外市场；国内产业，几乎濒于崩溃破产的境地。要帝国主义自动地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而当时的中国又不可能通过武力斗争向发达国家宣战讨回已失利权，只能通过外交上的努力。而已失利权首先就表现在作为国家主权象征的关税主权上，所以，在政府为挽回已失利权努力的同时，对外贸易思想理论界的研究者们深感当时经济危机的严重，满腔热忱为中华民族关税主权的恢复而倡言疾呼，他们着书立说，纷纷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恢复中国的对外贸易主权。如朱进撰写《中国关税问题》的专着，揭露了丧失海关主权给中国所造成的种种危害。孙中山发出了要夺回海关主权的呐喊。马寅初从关税与实业之间的关系来阐述中国必须要收回关税自主权，他指出，我国关税因受人束缚，毫无自由可言，严重阻碍了中国实业的发展“，关税权不收回，中国实业永无发达之望。进言之，中国非收回已失利权，绝无发展之可能也。”穆藕初在“太平洋商务会议”上严正提出恢复税权的要求；漆树芬把丧失关税主权看作是比失去台湾、割掉香港更为严重的危害，呼吁人们必须将改订税约、要求关税自主当作是我国四万万人的第一应尽的天职等。
　　虽然不平等条约与恢复关税主权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利用思想武器扞卫国家主权的精神却是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的。

　　2、总体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目标要非常明确
　　从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思想发展历程来看，总体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紧紧围绕如何实现中国工业化建设需要这一总体目标来进行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工业化是思想理论界的研究者们进行研究的理论归宿。因此，尽管他们的观点各异，然而殊途同归，寻求中国社会民族经济的发展、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他们思想的共同指向。历史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丝毫不亚于当年。今天，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业化程度还要进一步提高。所以，就今天的发展目标来说，当前我国不仅仍然有一个如何工业化的问题，还面临着一个“包容与可持续的工业发展”问题，且这个问题正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重大紧迫问题。要实现包容和可持续的工业发展，重点是提高工业化水平、改善人民生活，使更多人减贫；同时必须走新型工业化之路，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发挥人力资源作用、管理创新与技术进步，努力实现转型发展、绿色发展，使工业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所以，就我们国家而言，我们仍然需要民国时期思想理论界研究者们那种紧迫的危机感，以旗帜鲜明的“包容与可持续的工业发展”为目标，继续坚持发展和民生优先，进一步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施创新驱动，优化产业结构，使对外贸易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围绕工业化而且是新型工业化的需要来安排和部署，使对外贸易真正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3、正确认识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对外贸易政策
　　任何时代的对外贸易理论研究都必须从本国的国情实际出发。从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思想中可以得出，在关于对外贸易政策的主张中，主张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是一条主线，贯串了整个民国时期。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贸易政策只适用于经济发达国家，而即使是经济发达国家，也未必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至于如何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以及保护的程度如何等，各人的具体主张仍不尽相同。但是在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两大贸易政策的讨论中，他们的认识达到了充分理性化的成熟的地步，即仅仅将对外贸易政策视为服务于工业化建设目标的手段。如马寅初虽然主张保护关税、国家统制经济政策，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自由贸易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带来的积极意义。张毓珊批评在对外贸易政策抉择上盲目照搬西方贸易理论的行为，将其称作是“奴隶们的学问”，是“舶来品的经济学”，要求人们在看待问题上应该有自己的正确立场，应该从中国还是一个落后国家的现实情况出发来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对外贸易政策。朱伯康认为“自由贸易，实为各民族经济最高之理想”，它虽然可以促进国际分工、经济发展以及各国的生产专业化，但是“自由贸易最大之缺点，在只顾到先进国家输出贸易之利益，而忽略各民族经济状况之参差，及各民族自求独立发展之权利”，工业落后国家只有经过一定时期的贸易保护才能发展民族工业，最终达到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的水平，“故保护关税为达到自由贸易所必经之阶段”。所以，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二者都是在不同情况下发展民族经济“所必需采取之不同手段”。这些思想对今天仍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为了一国经济的发展，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政策手段实行对外贸易调控。政策只是手段，而发展才是目的，不管是哪种政策，都要围绕工业化的原则服务于工业化这一目标。

　　4、要重视对外贸易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
　　对外贸易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经济活动，作为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它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部分，是在国内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乃至国际环境的大系统中进行运作的。所以，国际国内环境的制约或者促进，在任何时代都是对外贸易衰败或者繁荣的重要因素。民国时期有不少的研究者，非常重视对外贸易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国际环境方面，马寅初强调对外贸易竞争应在中外商人权利、地位平等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进行并获取效益，他大声疾呼要求政府改变“袒洋抑华”的倾斜政策，改变中国商界由于不平等条约而造成的被动、不利地位；穆藕初在国际会议上特别呼吁与会诸国，希望共同致力于创造和平、友谊、平等、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国内的经济环境方面，有不少的研究者们提出过交通运输问题、税则问题、币制问题、对外银行问题、保险问题等等，要求整个社会经济环境要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如朱进认为，国内交通不便、运输阻滞、税则繁琐、币制紊乱、银行不发达等都严重地遏止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他要求政府致力于这些方面的改革；穆藕初提出了要改变国内经济环境的要求，他从货币制度、对外银行、对外航路、国内交通方面指出了影响对外商务发展的四个障碍，对于这些障碍必须加以除去和改进；武育干指出，我国对外贸易不振在经济上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产业不兴”，而造成产业不兴的原因就在于“我国经济组织及制度之不良”，诸如交通机关不完备、关税制度不良、国外汇兑危险、货币制度紊乱、金融机构不健全、劳动能力薄弱等。在国内的政治环境方面，穆藕初在太平洋商务会议上提出“，中国年来政治多故，实为发展商务之第一障碍。”后来，穆藕初在上海商科大学对学生演讲商务问题时，又再次提出“内政之纷乱为发展商务最大阻力之一”。只有改良政治，商务发展的前途才能“渐臻佳境”。武育干感叹道，“国内政治之不清明，足以阻碍我国贸易之发展。”。尽管当时的研究者们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重视对外贸易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思想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重视对外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仍然需要在改造对外贸易环境上下功夫。

　　5、要以大无畏的勇气迎接世界经济的挑战
　　工业落后国家，在参与世界经济竞争过程中，难免一时处于被动的不利的局面。处在此种情况下，是关闭国门还是以大无畏的勇气迎接挑战？对此问题，民国时期思想理论界的研究者们的态度非常明朗，他们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因此都要求以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经济潮流，以期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争得一席之地。如朱进认为，尽管中国处于对外贸易不利的地位，但通商不仅对外人有利，对己国也有利，所以政府应该完全扫去“知目前而不顾将来”、通商“于外人则有利，而于己国则有损”的通病狭陋之思想，“忍目前之痛苦，以求发达于将来”；马寅初主张开放贸易，反对一味使用高额关税的保护政策，他相信“外国商人竞争之压迫，将促进实业蜕变和急进”。穆藕初说“：一国对于国际间之关系，适如个人对于社会，不能遗世而独立。”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离开国际经济环境而“遗世独立”，任何一国的经济发展，都必须汇入到世界经济的潮流之中；闭关锁国，离群索居，是民族经济进步之最大障碍。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严重入超的情况下，相当一些人主张要救中国“不必注重国际贸易”，甚至企图关闭国门自我发展，顾翊群则指出：“这一派的主张，便是锁国经济的采取和世界经济的放弃”；“苟我们不需要利用外资，或对于国际贸易不愿意注重，完全恢复闭关自守的状况，则入超当然没有。但中国经济因此将更加恶化。”宁肯一时承受些损失，也不能关闭国门而放弃在世界经济总趋势中求得发展的机遇。这些认识，对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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