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汇率和开放政策对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

　　国际服务外包(Internationa lServiceOut sourcing)是随着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深入发展而快速成长的新兴产业，它涉及软件信息、客户服务、通信、金融和医药等多个领域，能促进一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是构成现代化服务业的重要新型战略产业之一。

　　2012年，全球服务外包总合同金额达到9910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20．85%。全球服务外包产业结构的现状是，产业高端价值链虽然仍由美欧等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EMES)迅速崛起，在国际服务外包承接规模上囊括了前十位，同时自2011年开始，中国持续保持国际服务外包承接国第二位，仅次于印度。据商务部2013年统计数字显示，2008～2012年，我国国际服务外包执行额由46．9亿美元增长至336．4亿美元，年均增幅超过60%;所占全球国际外包市场份额也由2008年的7．7%增长至2012年的27．7%，提高了20个百分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纵观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际服务外包发展过程，不难发现该产业的快速发展与各国政府的扶持政策紧密相连。比如在印度一跃而成为全球最大国际服务外包承接国的20余年中，与软件业尤其是软件出口相关的宽松性关税政策、信贷政策和金融开放政策都给了印度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充分的支持，多家跨国公司在印度设立出口导向型子公司，印度的班加罗尔成为全球软件服务交付中心，开启了经典的“离岸开发中心”模式。中国自2006年开始推行“千百十”工程，实行财政资金扶持、税收政策优惠、外汇流程简化等一系列政策，推动了国际服务外包产业迅猛发展。但是现有文献中，关于经济政策对国际服务外包发展影响的量化分析较少，有的学者集中于税收政策的效应分析，几乎没有学者关注货币政策和开放政策等对国际服务外包的重要影响。本文引入三元悖论模型框架，选取一国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开放政策进行量化，来探究这三大政策对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的影响。

　　二、理论框架与模型设定

　　(一)三元悖论指标体系

　　本文的理论基础来源于Krugman(1998)提出的三元悖论理论，该理论是指:在一个资本完全流动的开放经济体中，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无法共存。即如果将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看作政府可供选择的三大政策目标，则可同时实现其中两个，而无法同时满足三个。这一理论框架被Ajzenman发展成为三元悖论三角，即将这三个政策目标看作一个三角形的三条边，可以同时选择两条边，却无法同时照顾到三条边。

　　Ajzenman还将三元悖论理论进行了量化，建立了三元悖论模型，对三大政策目标用数学公式进行度量。

　　本文沿用该模型并进行适当修正，使之适用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实际情况，用于考察这些政策的实施对这些国家的国际服务外包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1．独立货币政策指数(MonetaryIndependence，MI)

　　一国实行独立货币政策表明该国政府灵活使用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出发点是基于本国实际经济情况，通过自由调节利率来稳定和刺激经济增长，受到大国货币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干扰较少。Daly认为一国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有助于增强公众对政府维持经济平稳运行的信心，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但是近年来，美国为了摆脱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长期维持近乎零的利率，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中国)因为本国利率较高而受到大量流入的国际资本冲击，一些国家无法保持独立货币政策，被迫降低利率，出现通货膨胀。但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较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和持续的金融体制改革，政策公信力加强，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时，这些国家大多通过实行反周期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消除危机影响，使其货币独立性有所增强。

　　笔者用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对全球众多国家货币政策产生影响的基准大国实际利率的相关性来度量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政策受基准国影响的程度，再取相反数来反映其独立性。为使指标可比，将美国作为基准国，实际利率用美国的年实际贷款利率来表示。并且使用相关系数的三年移动平均数来使指标平滑。这一指标数值保持在(0，1)之间，代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相对世界利率以及他国货币政策干扰的独立程度。MI计算公式是:

　　

　　其中，t代表年份，r代表年实际贷款利率，i代表目标新兴市场经济体，j代表美国，corr(x)代表相关系数。

　　2．固定汇率制指数(ExchangeRateStability，ERS)

　　固定汇率制是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通行的汇率制度，这一制度使得汇率具有相对稳定性，使国际贸易商品成本计算和债务清偿的稳定性得到保障，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外汇投机活动。但是，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则无法及时通过汇率浮动来平衡国际收支，很可能引起外汇储备下降，同时在国际间传导通货膨胀。新兴市场经济体实施浮动汇率制能够避免上述弊端，但这些国家在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下出现了货币升值，浮动汇率制造成的汇率波动将吸引更多的投机资本，从而引发货币升值预期。

　　笔者借鉴Shambaugh(2004)的方法，用新兴市场经济体月度对美元汇率的标准差来表示这些国家年度汇率波动性，再取其相反数表示其每年的固定汇率。

　　指标的值保持在(0，1)之间，表示一国汇率制度的稳定性。ERS的计算公式是:

　　

　　其中，exch_rate代表目标新兴市场经济体月度对美元汇率，(Δln(exch_ratei，t)代表本月与上月汇率对数的差额，stdev(x)代表将每年12个月的汇率对数差额取标准差，i代表国家，t代表年份。

　　3．资本完全流动指数(PerfectCapitalMobility，KAOPEN)资本完全流动对一国经济增长和贸易出口来说是把双刃剑。首先，资本开放是争议很大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一方面，资本完全流动会使一国经济暴露在国际流动投机资本面前，增加经济的波动性风险，干扰资本市场正常机制运作，从而导致一国经济不稳定。诸多全球性经济危机(包括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都印证了这一点。2010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总资本流入数额已经达到此前20年平均流入量的20%。如此大规模国际资本波动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运行带来较大挑战，容易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但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来看，资本开放度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密切相关，当遭遇经济危机时，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只能实施顺周期的货币政策，而资本流动性强的经济体则有能力实行反周期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促进出口。吴卫锋也列出了资本开放分别从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两方面对出口贸易和国民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本文沿用Chinn和Ito(2006)创造的KAOPEN指数。Chinn 和Ito通过设置四类0～1变量来表示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限制政策:k1表示存在多重汇率，k2表示限制现金账户交易，k3表示限制资本账户交易，k4表示存在取消出口的条件。将k1、k2、SHAREk3和k4进行标准化后的主成分取倒数来表示资本完全流动的程度，从而得到KAOPEN指数，其数值介于(0，1)之间。KAOPEN的计算公式是:

　　

　　其中，四类虚拟变量取值均不存在为0，存在为1，F(x)为对4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的函数。

　　(二)其他变量设定

　　1．因变量

　　因变量指标选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际服务外包收入额。由于对国际服务外包的统计数据缺乏，因此本文用其他服务贸易出口额(包括计算机和软件信息、通讯、会计金融、保险、专利和特许权服务等，其统计口径略高于国际服务外包收入额)作为替代变量。

　　2．控制变量

　　笔者选取各新兴市场经济体年广义货币M2数量占本年GDP的百分比(M2)、以1999年为基期的年实际GDP的对数(GDP)、年货物贸易出口额占本年GDP的百分比(Trade)、年国内总储蓄额占本年GDP的百分比(Savings)等四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三)实证模型

　　为了验证在三元悖论框架下的货币政策和开放政策选择对各新兴市场经济体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的影响，笔者设定了以下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按照Aizenman等(2008)的论证，MI、ERS和KAOPEN因彼此有完全相关性，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矩阵中，因此，MRKi代表MI、ERS和KAOPEN三者中的任意两个变量，OSO代表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际服务外包收入额，controls代表控制变量，ε代表残差项。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本文样本是以五大洲(亚洲、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数量为权数，选取全球国际服务外包平均收入额中选取排名前50位的新兴市场经济体(EME)，共计14个国家，这些国家中完全涵盖了金砖五国(即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年度跨度从2000～2010年，总体样本共计154个。本文的数据来源于IMF的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AREAER)以及UNCTAD数据库。

　　(一)数据特征样本数据

　　表明，三大指标的取值范围集中在0．25到0．65之间，表明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政策组合具有一定的共性，差异度并不大。相对而言，新兴市场经济体总体样本的三大指标取值较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和金砖五国来说更大，但平均国际服务外包收入额却是最小的，而金砖五国的平均收入甚至达到平均样本的2倍，其中印度和中国的国际服务外包收入分别占到总体样本的36．07%和32．96%。

　　自2003年以后，MI、ERS和KAOPEN三大指标的变化趋势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首先，2003～2006年间，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全球流动性充足，美国开始实施低利率货币政策，新兴市场国家因此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制约;MI指数下降，2004年达到最低点;资本价格较低，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利率较高，吸引了大量私人资本流入，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所以这些国家不约而同地加强了资本流动管制，KAOPEN指数略有下降。其次，2007～2008年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资本扩张链条中断，全球流动性突然枯竭，发达国家面临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使得新兴市场经济体受到波及，国际资本外流，引起外汇储备下降和汇率波动，固定汇率制受到极大冲击，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选择牺牲汇率稳定来平抑货币价格波动，使ERS下降，但相比新兴市场经济体总体样本和金砖五国，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稳定性较高。同时这些国家纷纷下调资本管制力度，呈现逆市开放趋势，KAOPEN指数上升。最后，在2009年至今的后危机时代，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复苏，而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利差的扩大使得国际资本又开始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经济体转移，造成通货膨胀压力，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渐意识到本国正在为美国的债务买单，便纷纷制定摆脱美国束缚的货币政策，实行刺激经济的反周期政策，使MI上升，同时这些国家又加大资本管制力度，使KAOPEN指数上升。

　　(二)实证分析

　　笔者在对面板数据进行最小二乘回归之后，将三类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回归结果显示如下表。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样本结果中可以发现，固定汇率制(ERS)对国际服务外包收入额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说明新兴市场经济体实施浮动汇率制会促使国际服务外包收入持续增长。但遗憾的是，另外两个指标即独立货币政策(MI)和资本完全流动(KAOPEN)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样本结果中，独立货币政策对国际服务外包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一结果证实了Coulibaly(2012)的结论，即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良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和持续几十年的金融改革，得以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时实施独立的反周期货币政策，从而保证了经济增长和稳定的贸易出口收入。

　　在金砖五国样本结果中，固定汇率制的影响与总体样本相同，但出人意料的是，资本完全流动指标(KAOPEN)却与这些国家的国际外包服务收入显著负相关。其原因可能是，金砖五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完善，风险防御机制不够健全，如果盲目放开资本流动管制，不仅不能提高国际服务外包收入，反而会暴露在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之下，从而造成经济增长和贸易收入的波动。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一，总体来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独立货币政策对国际服务外包收入增长无显著影响，但是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独立货币政策对国际服务外包收入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汇率波动有助于提高国际服务外包收入，这说明浮动汇率制对国际服务外包收入增长有积极影响。相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总体来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中国)由于普遍具有良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且受益于持续的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获得了较好的政策公信力，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提高，得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成功实施反周期货币政策，对产出及服务外包出口额具有显著刺激作用。

　　第二，在总体样本和亚洲国家样本中，资本完全流动对国际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没有显著影响，但对金砖五国有显著消极影响，这说明对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由于国内金融市场制度尚未健全和完全有效运行，因此盲目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提高资本完全流动程度来发展国际服务外包可能收效甚微，同时可能会受到世界市场投机性资本的冲击，引发经济波动的风险。

　　第三，对于中国来说，作为长期处于贸易顺差但金融市场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的大国，可以谨慎选择独立货币政策，同时稳健实施浮动汇率制并逐步有序地放开资本流动，将会极大地促进国际服务外包收入的增长。中国的金融市场品种少，债券市场功能尚不够发达，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充分发挥利率传导机制的作用，因此在能够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前提下，需要更多的货币政策工具诸如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与利率政策配套执行，以达到促进国际服务外包等贸易出口的目的。同时，与完全开放的国家相比，我国目前汇率传导机制的作用是局部的，原因就是中国资本市场是逐步开放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海外与中国的资本市场隔离，盯住美元而美元贬值的消极作用并没有传导过来，对国内金融市场具有保护作用。但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发展，如果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不能同步发展的话，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的状态将持续下去。因此，中国应当审慎而坚定地逐步有序地开放资本市场，通过全球资本市场化配置手段，扭转人民币价值高估的状态，以促进中国国际服务外包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13［R］．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3．
　　［2］贾峭羽．完善我国服务外包税收政策的建议［J］．税务研究，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