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度亚洲经济体竞争力评估总排名及分析

　　一、影响 2013 年度亚洲经济体竞争力的内外经济环境分析

　　2013 年至今，尽管在美国经济企稳向好的带动下，全球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再次出现了背离。与前几年截然相反，这次背离的特征是 ：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经济持续稳定复苏，复苏基础日渐稳固，而新兴经济体仍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全球经济继续保持低速增长的势头，全年增速仅为 3%。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与新兴经济体的增速分别为 1.3% 和 4.7%，两者的差距较 2011 年（4.5%）和 2012 年（3.4%）收窄到 2013 年 3.4%。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和日本的增长较为强劲。

　　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失业率连续下降的推动下，美联储于 2013 年 12 月开始缩减 QE 的规模 ；日本经济在“安倍经济学”的强力刺激下，出现加速增长的势头 ；与此同时，欧元区的经济衰退幅度正在收窄，预计 2014 年将逐渐走出衰退区间。亚太地区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主要地区，2013 年经济增长低位徘徊和增速下行的趋势明显，但各国的差异仍然较大。

　　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是一枝独秀，保持着 7.7% 的稳定增速 ；而且，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它基本没有受到 2013 年新兴市场金融动荡的影响。相反，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其他金砖国家经济增速都在 4%以下。俄罗斯、印度、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新兴经济体一度面临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困境，不仅表现在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上，还体现在汇率、国际收支平衡、金融脆弱性等指标的明显恶化和内部结构的严重失衡上。比如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对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幅度都在 20% 以上，其他一些亚洲新兴经济体，如马来西亚、印尼、泰国、韩国、中国台湾等，都面临着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相似的内外环境和问题，即外债规模较高或中短期外债的比例较高，这些经济体外债与 GDP 的比例都超过 30%，其中后四个经济体的短期外债比例均超过外债总额的 1/3以上，而印尼和韩国的外债总额已经超过各自的外汇储备规模，这说明一旦资本流动出现逆转，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偿债能力堪忧。

　　2013 年岁末，以所谓“脆弱五国”（FragileFive，包括巴西、南非、印度、土耳其和印尼）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继 2013 年年中美联储首次表达削减 QE 意向之后，再次遭受冲击 ：外资撤离、汇率下跌、股债暴跌。新兴经济体出现这一状况，与近年来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这些经济体的信贷扩张密不可分，它加剧了本已潜伏的金融脆弱性。然而，不可否认，与 1997 年相比，亚洲大多数经济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明显的提高。大部分亚洲经济体的外汇储备规模较高，都实行浮动汇率制，汇率的弹性明显增强，这有利于缓解外部冲击带来的影响。

　　二、2013 年度亚洲经济体竞争力评估总排名

　　作为唯一定量描述亚洲经济体竞争力状况的排行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发编制的 2013 年度亚太经济体综合竞争力评估指数排名显示，“亚洲四小龙”继续领跑这一榜单，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分列第 1 ～ 4 位 ；与亚洲经济联系紧密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以及区域内传统发达经济体日本和以色列，分列第 5 ～ 8 位。中国在 37个经济体中的排名较 2012 年度上升一位，排在第 9位 ；其余各经济体的竞争力表现各不相同，呈现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之分化态势（具体见表 1 与图 1）。【表1.图1】

　　三、2013 年度亚洲经济体竞争力评估结果分析

　　本部分从以下几个经济体进行分析。

　　（一）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综合竞争力处于领先地位的仍然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即传统意义上的“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1. 新加坡
　　新加坡始终保持较高的竞争力，2013 年度再次跃居首位。新加坡连续三年保持着亚洲最高效的政府商业服务水平，开办企业所耗费的时间和费用均相当低 ；而作为国际重要的枢纽城市，新加坡无论是交通基础设施还是信息高速公路始终保持国际一流水准 ；2012 年受全球贸易活动趋缓的影响，新加坡经济再次出现滑坡，其经济增速由上年的 4.9%下降至 1.3%，但是其在经济运行风险控制方面保持得比较到位，失业率维持在 2% 的低位，通胀率较上年有所下降，维持在 4.6% 的水平，国民储蓄率维持在 45.6% 的良好水平。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新加坡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达到 111%，债务风险有所提高，总税负也有所上升，促使其整体经济实力出现下降 ；新加坡社会发展保持了上年度水准，但医院服务供给仍未改善。新加坡在教育领域的投入有了些改善，表现在公共教育支出占 GPD 比重较上年提升了 0.3 个百分点，人均国际专利授权量和创意产业出口方面也有了较大提高，这都促使新加坡表现出较强的创新活力（见图 2）。【图2】

　　2. 韩国
　　2013 年度韩国综合竞争力有所提升，从上年度的第 4 位上升至第 2 位。韩国高强度的公共教育支出和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培训体系，使其创新能力日渐增强，在人均国际专利授权量方面位居亚洲首位 ；韩国改善了交通设施状况，航班座位数和公路密度都有了显着提高，在信息基础设施领域也出现了不小进步，这使其基础设施能力保持较强的竞争力 ；受亚洲经济集体走软的拖累，韩国经济增速也由 2011 年的 3.6% 下降至 2012 年的 2.0%，与此同时，通胀和失业状况得到改善，通胀率由 4% 降至 2%，失业率下滑至 3.2% 左右，且其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维持在 33.7% 的良好记录，总体运行风险并不大（见图 3）。【图3】

　　3. 中国香港
　　作为世界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城市之一，中国香港综合竞争力排名第 3，较前两年有所下降。在基础设施状况和商业行政效率方面，中国香港仍维持亚洲领先的竞争力 ；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中国香港以其成熟的疾病控制、医疗服务和社会治安能力，维持了该方面的竞争力 ；由于创意出口和高科技产品出口出现下降，使中国香港在创新领域的竞争力下滑 ；在整体经济实力方面，中国香港经济增速下滑更为严重，由 2011 年的 5% 下滑至 2012年的 1.5%，但其经济运行没有多大风险，2012 年通胀率为 4.1%，失业率也保持在 3.3% 的低位，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为 32.4%，也不高，这是中国香港竞争力仍能保持在前三位的原因（见图 4）。【图4】

　　4. 中国台湾
　　作为高科技制造业代表的中国台湾，2013 年度综合竞争力较前两年变化幅度不大，位列第 4。中国台湾虽仍保持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但是其公共教育投入占 GDP 比重出现下降，人均国际专利授权量相对减少，这些因素导致其在创新领域的竞争力相对减弱 ；2012 年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速也延续 2011年的下滑态势，由 4% 下降至 1.3% 左右，受此影响拖累整体经济实力出现下滑，但是经济运行环境却得到一定改善，通胀率攀升至 1.9%，失业率也不高，政府债务水平维持在 40.9% 的较低水平 ；受经济增速下滑影响，基础设施投资相对减少，致使基础设施改善幅度不大 ；由于在疾病控制和交通事故管理方面取得较大进步，其社会发展竞争力由前两年的第 10 位攀升至第 8 位 ；近三年来中国台湾的营商环境也在不断改善，竞争力排名不断上升（见图 5）。【图5】

　　（二）传统发达经济体
　　此部分主要从以下几个部分阐述。

　　1. 日本
　　日本综合竞争力由上年度的第 9 位提升至第 7位，这主要归因于经济增速出现改善。2012 年经济保持了近 2% 的正增长，但是政府债务负担仍居高不下，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达到 237.9%，经济运行风险依旧很大 ；日本积累并拥有成熟的社会管理经验，使其社会发展竞争力在亚洲成为佼佼者，连续多年盘踞在该项竞争力排名的首位 ；由于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改善，日本还拥有国际一流的基础设施水平 ；其竞争优势还表现在人力资本投入和创新产出方面，日本政府加大了公共教育支出，企业创新活力也比较强，国际专利授权总量位居亚洲首位，创意产品出口也有所提升 ；由于日本政府在商业行政效率方面没有改善，企业设立的审批程序依旧繁杂，所花费时间和成本仍较多，在该领域的竞争力排名靠后（见图 6）。【图6】

　　2. 以色列
　　以色列综合竞争力由上年度的第 11 位上升至第 8 位，主要归因于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的商业行政效率得到大大改善，尤其是在企业设立所花费时间大大缩短 ；二是仍然保持在社会发展方面的较强竞争力。此外，受叙利亚局部战乱影响，以色列基础设施改善的幅度不大，经济增速出现连续下滑，2012 年经济增速仅为 3.4%，物价上涨的压力得到较好控制，但失业率仍然保持较高水平（见图 7）。【图7】

　　
　　3.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保持了较强的综合竞争力，2013 年度分列第 5 位和第 6 位。两国维持较强综合竞争力的原因在于其长期积累的政府商业行政效率、社会发展水平和持续的创新能力。相比较而言，两国的竞争劣势表现在基础设施水平和整体经济表现方面。澳大利亚失业率仍保持高位，政府负债和总税负均有所上升，资源性产品出口出现疲软，导致经济运行风险加大（见图 8）；而新西兰尽管政府负债也有所增加，但其通胀率保持在 1.1% 的较低水平，经济运行风险尚属可控（见图 9）。【图8-9】

　　（三）亚洲的金砖国家
　　中印两国在整体经济实力、基础设施、社会发展以及政府商业行政效率等方面存在不小差距。从综合竞争力变化看，中国较上年度提升至第 9 位，而印度却由第 30 位下滑至第 33 位。

　　1. 中国
　　中国综合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在于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和社会领域的持续进步。其中，改善较为明显的一个指标是，中国加大了对公共教育的投资力度，且高等教育入学率也提升至 30%，这反映在创新产出方面，引致了人均国际专利授权量大幅增加，激发创意产业出口也有较大提升 ；在社会发展方面，中国政府采取了系列措施来加强疾病控制、解决环境污染、改善住房和医疗环境，且在这些方面的做出的努力已取得了部分效果。因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进展缓慢，污染处理设施不足，导致在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力不升反降。此外，中国的竞争劣势还表现在政府商业行政效率方面，随着新一届政府简政放权措施逐步启动见效，预计未来中国该项竞争力还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见图 10）。【图10】

　　2. 印度
　　印度综合竞争力出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出现恶化。2012 年经济增速下降至 3.2%，通胀率反而提升到 9.3%，使其在整体经济实力方面的竞争力出现大幅下降 ；此外，受经济发展的掣肘，印度基础设施长年失修，事故频发，投入较少，致使公路、航空、电力等基础设施缺少更新成长 ；而且，印度在社会发展和政府商业行政效率方面缺少实质性进步 ；在创新能力方面，公共教育支出投入及创意产业出口有所增加（见图 11）。【图11】

　　（四）东盟新兴经济体
　　受亚洲经济集体减速的影响，除新加坡外，东盟其他成员国竞争力呈现分化态势。马来西亚综合竞争力由上年的第 16 位上升为第 11 位，其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政府商业行政效率、创新能力和整体经济实力。此外，同属“亚洲四小虎”的泰国、菲律宾和印尼却表现欠佳，分列第19位、28位和30位。

　　（五）西亚、中亚资源输出国
　　与上年度表现抢眼不同，受国际油价处于震荡下行通道，经济增长受放缓等因素影响，2013 年度西亚、中亚资源输出国综合竞争力表现趋于平淡。其中，阿联酋竞争力出现较大幅下滑，由上年的第6 位降至第 15 位，而排在其前的西亚国家有巴林（第10 位）、科威特（第 13 位）、卡特尔（第 14 位）和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第 12 位）。

　　四、2014 年亚洲经济体竞争力环境有望明显向好

　　虽然与国际金融危机前和危机期间相比，亚洲经济体面临的国际环境还不见好转，但是，自 2013年起，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金砖国家的发展环境已经显露出向好的迹象，企业的金融环境、消费环境、国际贸易环境也都出现了向好的趋势。虽然亚洲绝大多数经济体经济发展态势不如金砖国家，但金砖国家经济环境的好转，特别是作为亚洲经济龙头的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好转，预示着亚洲经济体整体发展环境的好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大的方面。

　　( 一 ) 亚洲经济体有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经营环境不会突变
　　虽然美联储发出了调整 QE 政策的信号，并开始缩减向市场的注资规模，但不可能如 1997 年那样引发区域金融风暴，不会引发亚洲企业经营环境的突变。亚洲经济体有能力应对由此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

　　一是亚洲经济体已经具备应对类似金融危机的经验，并建立了相应的国际合作机制。面对当前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亚洲经济体大体都准备好了应对之策。充足的风险防御心理和预案，为亚洲经济体应对当前可能的危机提供了良好的支持。

　　二是亚洲经济体之间建立了相对完备的金融危机国际协助机制。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区域经济体通过《清迈协议》建立了规模巨大的危机应对基金，为应对可能的金融危机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基础。同时，相对完备的金融危机联防机制，也为防止类似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强大的“防火墙”。

　　三是相对充足的外汇储备也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了相对较强的危机应对实力。通过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很多亚洲经济体都积累起了相对较多的外汇资产。这为亚洲经济体应对跨境流动型金融危机提供了较强的实力。

　　四是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温和性也为亚洲经济体依靠国家的力量应对可能的金融危机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来之不易的世界经济复苏状况是世界各经济体都力图维护的共同利益，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也充分考虑了全球经济复苏的需要，他们采取的是渐进式退出策略。以美联储为例，其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是分两次各减少100 亿美元的购买额度，然后视经济复苏的状况决定退出的力度，而且把完全退出的时间定在 2015年中期。而且，只要失业率在 6.5% 以上，未来一、二年的通胀预期不超过 2.5%，美联储就会维持现有接近于零的超低利率水平。这一切先决条件决定了，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是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完成的。这意味着，亚洲经济体应对的是缓慢回流的国际资本，而不是短时间、大规模的资本流动。

　　五是对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监测手段的提高，也为亚洲经济体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型金融风险提供了支持。通过监测，亚洲经济体能够提前感知风险，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所有这些意味着，发达经济体启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政策，确实增加了引发亚洲经济体资本跨境流动型金融风险的可能，但在当前条件下亚洲经济体有能力应对这种风险的实际发生，不会引发亚洲经济体发展环境的突变。

　　（二）亚洲经济体互联互通为企业提供了持续发展的空间
　　亚洲经济体互联互通能够解决国际市场扩容和替代问题，指明了国际投资和贸易的方向，为企业提供了持续发展的空间。从亚洲经济体市场开拓的角度看，亚洲经济体有能力通过加强合作、开发新兴经济体市场和自身市场实现对发达经济体损失部分的替代，为亚洲企业商品寻找到充足的市场。

　　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亚洲经济体已经开始了通过合作开发彼此市场的进程，并建立起了有利于加强彼此合作的货币互换机制、自由贸易区机制。这些机制的设计使新兴经济体尽最大可能地摆脱了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影响，保证了区域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更顺畅地发挥作用，促进彼此的市场合作。

　　当前，中国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宏大计划，推出了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加快了亚洲经济通过陆上和海上贸易通道的整合，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亚洲经济体及其关联经济体间实体经济的整合和一体化进程。这必然也带动亚洲经济体虚拟经济的整合，有力地推动了亚洲全面一体化。

　　这些新的动向不仅有利于企业包括亚洲企业提供广阔的投资市场，而且新的体制机制建设有利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优化企业经营环境。这些合作机制的产生和市场空间的创造，意味着亚洲经济体企业的国际市场空间会继续快速扩大。

　　（三）亚洲经济体扩大内需的努力，也将开启亚洲市场扩容的新时代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发达经济体市场的快速萎缩以及自身产能过剩问题的突出，亚洲经济体普遍采取了扩大内需的应对策略。因此，亚洲经济体自身内需市场开始扩大，人均购买力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特别是，在扩大内需政策的推动下，中国成为内需扩大最快的国家之一。新兴经济体市场自身市场的快速扩大，为新兴经济体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空间，足以抵消由于发达市场萎缩造成的损失。

　　正因如此，亚洲经济体能够守住风险底线，为未来发展打下了可持续的基础。经营亚欧大陆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新兴经济体自身内需市场扩容的启动，补偿了大规模新技术革命迟迟难以到来对市场空间扩展的压制，通过盘活存量市场和建立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新机制，给亚洲经济体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可以预见，2014 年世界大发展的窗口期已经临近。中国有句老话，近水楼台先得月，通过投入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亚洲经济体的发展环境会进一步优化，必将迎来大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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