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视角：不可靠的人物眼光之疏远式与契约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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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运用不可靠叙述解读《星期六》 
【绪论】疏远型和契约型叙述在《星期六》中的体现绪论  
【第一章】疏远型叙述的不可靠性：“时远时近”的叙述者与人物 
【第二章】契约型叙述的不可靠性：曲折的“不可靠” 
【第三章】人物视角：不可靠的人物眼光之疏远式与契约式效果 
【结语/参考文献】 《星期六》文本中的深层主题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三、 人物视角：不可靠的人物眼光之疏远式与契约式效果

　　叙事学界通常将“不可靠性”仅仅用于叙述者，不用于人物。然而在第三人称小说中，叙述层上不可靠的人物眼光往往对人物主体意识起着塑造作用，而且可丰富和加强对主题意义的表达。既然运用人物视角研究，就不得不重申视角的定义，选择性全知视角指的是全知叙述者选择限制自己的观察范围，往往仅揭示一位主要人物的内心活动，对其他人物只是“外察”.62在《星期六》中，全知叙述者主要揭示了主人公贝罗安的内心活动以及思想情感，因此属于选择性全知。

　　除了选择性全知视角的运用，麦克尤恩在小说中还频繁地使用了有限人物视角，有限人物视角指的是全知叙述者用人物意识替代自己的意识来聚焦，人物的感知本身构成叙述的“视角”,但是人物自己的视野是有限的。“选择性全知”与“人物有限视角”在文本中交互作用，全知叙述者和故事主人公交替充当观察之眼，取得了特定的主题效果。此章将聚焦于人物视角作用在文本中产生的疏远型和契约型不可靠性，分析其取得的独特效果。

　　（一） 文学的疏离

　　在前文的论述中，已经说明贝罗安是一个文学的门外汉，他对文学毫无兴趣甚至带有深深的偏见，哪怕自己的岳父和女儿都身为诗人，也不能改变他对文学和诗歌的“麻木不仁”.当叙述者在叙述贝罗安对文学的不屑一顾时，常常就是用主人公自己的视角进行感知和表达，多使用自由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带着人物本身强烈的感情色彩，更能体现人物的观点和态度，因此在不可靠叙述的效果上，也更加的直观和强烈。

　　1. 现实主义者的“完美世界”

　　贝罗安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现实主义者，毕竟他身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有这种取向并不难理解。贝罗安极少会对自己的身体抑或是生活有着不可靠的幻想，他清楚自己已经人到中年，体力有所下降，因此每周打壁球也只是量力而为并不会为胜负争个你死我活，另外他也明白随着年纪的增长想要改变现有生活去追寻心底真正渴望的自由也显得不切实际，所以就算并不享受现在的生活状态他也只是夜以继日的“重复”,不愿抛弃身份的“从属”.“像贝罗安这样试图通过修理大脑来拯救思维器官故障的人，注定会尊重现实世界，这世界纵然有其局限性，也绝不可否认它的伟大--思维的力量是伟大的”63,出于这种想法，贝罗安把文学看成是缺乏想象力的东西，他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粗制劣造地模仿，“小说里充斥了人为的弊病，太多的杂乱无章和牵强附会，既没有展现出人类伟大的想象力也没有激起读者对自然无与伦比的创造力的感叹”64,然而我们通读完小说已经得知就在贝罗安一家人受制于巴克斯特的威胁时，黛茜读的诗歌唤醒了巴克斯特心中的美好甚至是重新泛起了对医治自己不治之症的希望，隐含作者做这样的安排也是对贝罗安论断的有力反驳，文学不是他口中的低于现实的下等品，文学拥有超脱现实、医治人心的作用。人物主观色彩的浓厚的论调显然会激起作者的读者对他的疏远。

　　贝罗安固然实际，但是仍然好奇黛茜口中的文学天才是怎么样的，他认为自己应该多了解一些“人们普遍认同”的文学作品，然而他尝试了很多次也依旧不确定自己是否见识过伟大的着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黛茜的指挥之下贝罗安完整地读完了两本世界名着：《安娜 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依然得出了非常贝罗安式的解读，这里叙述者用人物的视角叙述了贝罗安的感受，“为消化那些错综复杂的故事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他的思维变得迟钝，还浪费了他无数个小时的宝贵时间，那么他学到了什么道理呢？无非是通奸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错误的。

　　十九世纪的妇女觉得这很难受。例如生活在莫斯科和俄国乡村以及法国城镇的人都曾这样认为”65,这是一段典型的带着贝罗安“有色眼镜”视角的在价值/伦理轴的不可靠叙述，拥有不俗文学品味和文学理解力的隐含作者以及对那两部文学作品有所深入解读的读者都不会认同贝罗安对它们做出的浅薄理解，之后的这段同样来自人物视角的叙述则更加体现了隐含作者对于贝罗安的嘲讽，“如果，果真如黛茜所说的，天才注重的是细节，那他就更不能认同了。书里的细节确实繁多而且严密，但只要你不感情用事，而且有足够的耐心将它们都记载下来，要理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绝不是什么困难的任务。这些作品不过是一个辛勤的作者仔细堆积素材的产物”66,在这段叙述中，贝罗安至少犯了两个轴--知识/感知轴和伦理/判断轴的不充分判断和不充分解读。首先，贝罗安认为读者不感情用事并且具有耐心就可以完全理解作者安排的脉络以及所设的种种细节，这极大地低估了文学创作者在文本中的主导作用，以本篇论文来讲，笔者的工作是保持耐心、竭尽所能的希望靠近隐含作者的主旨以此来破译文本中的种种叙述密码，更多的是在隐含作者的引导下进行这一阐释工作，然而也并非能完全把握住隐含作者的思想，而贝罗安因为其对文学作品较低的理解能力在知识/感知轴上进行了不充分的解读，继而因为其感知上的缺陷导致了在价值/判断轴上的误解--他认为文学作品只是作者堆积素材的产物，那么隐含作者的地位和功能就会被完全遮蔽，毫无疑问按照修辞学派的不可靠叙述理论，文本中的人物否定隐含作者就等于是不可靠叙述。隐含作者在此借由贝罗安在感知上的缺陷，对其进行了嘲讽和揭露，使作者的读者疏远了贝罗安。

　　2. “自由”的矛盾

　　结合上述推断需要重点关注贝罗安不可靠叙述中的其中一个限定语--“他认为自己应该多了解一些人们普遍认同的，以及黛茜口中所谓的文学天才”中的“人们普遍认同的”这一定语，这涉及到一个重要的也是本论文重点揭示的潜藏文本下的主题--自由。在之前的论述中，我们已经部分挖掘了贝罗安性格上的弱点以及其内心的冲突和矛盾，其中就涉及到贝罗安对于自由的渴望。而这份对自由的向往关涉到上述限定语产生的不可靠效果，贝罗安的自由主要有思维的自由和独立思考这两个维度。一方面，贝罗安自始至终都在关注着新闻上对飞机失事的报道、和平示威游行的进程以及全世界各地发生的动态，他拥有着对时事对世界的热情，希望随时都能了解这个世界的变化，另一方面，他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的要知道各种细节的主要动因是当下的世界格局的动荡不安，自美国 911 事件后带给西方民众包括他贝罗安深深的不安和焦虑，然而贝罗安底子里又是一个安于现状，甚至保守到希望能一直保持传统，就像他对自己所居住的广场那十八世纪建筑的赞叹一样，他认为那一方乐土就是辉煌的缩影，“十八世纪的梦想沐浴在现代文明的光芒之中”67,他渴望能一直沐浴在这祥和的光明中。但是世界的动荡迫使他不得不从美妙的徜徉中清醒过来，国际恐怖主义，安全警戒，备战状态，这些竟都已成为生活中稀松平常的必备品，新的进展新的变化才能牵动着贝罗安的神经，然而那些通过媒体传递出来的最新消息也让贝罗安感到烦闷，感觉到自己被别人牵着走，每报道一件新闻的事实就是在否定他之前的猜测，“是他自己被忧虑愚弄了吗？这就是所谓的新生活新秩序所造成的后果，限制了他精神的自由，剥夺了他猜测的权利。不久之前他的思绪还能够罗列出多种可能性……他怀疑自己变成一个易受欺骗的傻瓜，自愿而又盲从地追随着当局施舍给公众的任何一点点新闻素材、观点和推论”68.

　　就如本论文在第一章第一小节中所提到的“思维的自由”一样，贝罗安受困于各种因世态变化而出现的压迫裹挟，他逃不开社会的影响，哪怕只是想要“重复”每周的行程去打个壁球，也会受街道上示威人群的喧闹声和新闻播报的干扰，哪怕一时的贪欢也会立马被拉回现实的大幕，思维的自由被牢牢的挟持。思维既已不自由，独立的思考也变得格外艰难。“无论他选择哪个阵营，就等于是屈从了一种普遍的观点，形同于随波逐流，已经是被同化了”69,仿佛无论你是支持伊战还是上街参与和平示威，你都是在向其中一种舆论妥协，你希望能有自己独特的有深度的见解，可是你除了不站队就只是在两者之间徘徊，而徘徊又被看作是软弱的表现。人的思维自由和独立思考被社会的主流和世界的巨变无情绑架。明晰了贝罗安对自由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后，我们回到“人们普遍认同的”这一限定语，同样分两个层次来看，第一层，贝罗安并不认可文学，他之所以尝试阅读文学名着是为了了解所谓的“人们普遍认同的”文学天才，这不是一种对文学真诚友好的态度，是带着一种功利化的眼光甚至是屈尊似的“光临寒舍”般地姑且一试，造成了疏远型的不可靠性；第二层，贝罗安相比文学更崇拜爱因斯坦的“概论”,“这些成就超乎你的想象，标志着近乎无情的超人类的完美境界--这才是贝罗安对天才的定义”70,比照阅读文学时会产生的无数不同的见解和阅读感受，爱因斯坦的成就对现实的影响完全是实在的、确凿无疑的，“超人类”暗示着已经摆脱了人类无知浅薄的局限上升到了“非人”的讨论层面上。就像贝罗安只有在自己的手术台上才能精力充沛，就算站十几个小时也仍感到游刃有余，因为手术也同样让他感到确定性与安定。“人们普遍认同的”指的就是在无数的观点到中最被接受的主流的观点，而这正是贝罗安所警惕的，他的内心不愿轻易屈从于任何一种可能性，任何一种“被普遍认同的”都观点都与他的自由主义精神相左，从这个角度讲，人物的视角又与隐含作者相重合了，对于自由的审慎态度正是小说中暗藏的深刻用意。针对同一处叙述，同时表现出了疏远型不可靠性和契约型不可靠性两种效果，笔者认为虽然单一部文本并不具备代表性，但或许值得在某些文学批评的实践中做更系统的关于人物视角之不可靠性的研究。

　　（二） 摇摆的战争态度

　　贝罗安在小说前半段对战争的态度显出一种模糊的暧昧不明，好像支持伊战但又有所保留，而在经历了巴克斯特的突然袭击之后，贝罗安似乎从中得到了某种不可言说的启示，从而对自己的想法有所改观。这其中的转变叙述者也多次使用到了人物视角来展现贝罗安内心的举棋不定，形成一种“进程”中动态的不可靠性。

　　1. “和平主义”的反讽

　　对待战争问题的争议，和平主义者天然地站在道德高地上，在他们看来支持战争的人简直是不可救药，而自己的立场则是坚不可摧。然而正是这份不容置疑往往容易导致和平主义者忽略和平示威的两面性，以及和平运动进行中产生的利弊反差。贝罗安因其向来谨慎的作风，在看待和平者的观点时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清醒和理智。

　　“街道上传来的喇叭吹奏…总是以一段高亢的尖细曲调结束…高尔街上那令人不快的葬礼似的游行队伍已经改头换面了。想要成千上万人挤在一起蜿蜒几百码并保持严肃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现在那里传来了此起彼伏的掌声和欢呼声，大部队里形成了好几个小的方阵”71,本应是庄严肃穆的和平示威运动，但是因为人群的集中总是难以避免地表现出集体狂欢似的迷醉，喇叭、音乐、喧闹、呐喊，就好像人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庆祝某一个盛大的节日。当和平示威者沉浸在他们反战的热情难以自拔时，“背对着人群迎面朝贝罗安走来的是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清洁工……他好像很想把工作干得出色，用扫帚的一端使劲地捅着马路的缝隙，想把里面的残余物清扫干净。他的用心和专注让人看着很不舒服，仿佛在对周六发出无声的抗议。还有什么比这更徒劳的呢--眼看着一个工资微薄的清洁工如此卖力地工作，而与此同时就在不远的街道的尽头，游行的人群正肆意地将纸壳箱子和喝水的纸杯丢在脚下”72,和平示威者为了行使一个称职的公民应有的权利或者义务正在街道上不遗余力地抗争，而在他们进行这一伟大事业的同时却在给自己的城市增添更多的难题，但他们不会在意这么一个小小的不和谐，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代表着自由和公正--多么的讽刺。

　　在和平示威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贝罗安当时正和三个街头混混在临近的街道上进行对峙，巴克斯特对贝罗安表达他对和平示威的意见：“一群可恶的乌合之众，居然还要为他们憎恨的国家说好话”73,巴克斯特因为自己的身世和境遇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怨恨与不满，因此他的叙述属于不可靠的判断，并不是和平示威者憎恨国家，而是即将被社会抛弃的这个可怜人的主观看法。尽管巴克斯特的判断并不准确，但他同贝罗安在街道上的较量则加强了对和平主义的反讽，“传统的骨子里的好斗成性成就了多少五花八门的故事角色。每一幕或许着装各有不同，但游戏规则就像凡尔赛宫的礼仪一样不容更改。以此次为例，他们双方都绝不可以承认事情纯属偶然，而且暗含着浓厚的讽刺意味：就在不远处，和平鼓吹者的踏步声和部落仪式般的鼓声不绝于耳”74.和平示威者为了离自己万里之外可能发生的战争忧心忡忡并为此召集了浩浩荡荡的示威人群，而对于即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冲突毫不知晓、充耳不闻，对于向巴克斯特这类人的悲惨遭遇视而不见、视若无睹，示威的绝大多数人群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遭受过伊拉克政府的折磨，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也没有，甚至他们对政府即将要进军的那个地方一点也不了解，他们只是“突然地”就觉得自己应该深切关注伊拉克人民的境遇，当然也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他们担忧因为进军会激怒基地组织并招致极端恐怖分子对西方国家的报复，为了自身利益无可厚非，但“那些反战示威者自信只有西方的民众才具备道德的识别力”75,这无非是发达国家民众的优越感作祟，自认为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然而他们在游行中表现出的兴奋却同和平示威的宗旨格格不入，成千上万的陌生人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聚集在一起时，最终剩下的往往是活动本身的表演性质，实质性的意义却在群众的号子声中黯然褪色，不得不令人重新反思和平主义的意义何在。对于和平主义的静观主要是建立在贝罗安理性的透视之下，基本是属于可靠的叙述，然而这些富有理性的论断是为了其在支持战争的不可靠性上作铺叙，所以也可看作是不可靠叙述的一部分。下面将着重分析另一个立场--站在战争角度的贝罗安的不可靠叙述。

　　2. “自由主义”的反思

　　贝罗安认为任何一种观点的形成都具有偶然性，正如他在战争立场上的态度一样，如果不是他偶然结识了来自伊拉克的特勒伯教授并听说了他在伊拉克遭受的惨无人道的折磨，他或许早就加入到了和平示威游行的队伍中。巧合自然是一部分原因，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贝罗安本人的自由主义观念以及对失去自由的强烈恐惧引导他做出了支持伊拉克战争的选择，当然这个选择有其片面性，隐含作者透过人物视角上的眼光和感知带领他的读者回到对战争立场更为审慎的态度中去。

　　关于贝罗安本人的自由主义观点笔者之前已经做了较多的阐述，其中重要的尚未论及的关于其对失去自由的恐惧来自于贝罗安的母亲。贝罗安从小和母亲长大，自然对她有着更深的依恋和感情，母亲上了年纪之后患上了阿兹海默综合症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按照贝罗安从医学专业出发的解释，他母亲患有的这种疾病是由于大脑中毛细血管渐渐堵塞造成的。日积月累，这种阻塞便会影响到神经组织从而导致认知障碍。她或许能慢慢恢复过来，然而目前她已经丧失了礼物的概念，更别提体会随之而来的乐趣。甚至母亲不记得贝罗安，不具备感觉寂寞的功能，贝罗安每一次去探望她只是听到毫无章法地絮絮叨叨，因为母亲很快就会忘记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种病症无疑给贝罗安造成双重的痛苦，第一重，自己熟悉的亲近的母亲不记得他这个儿子了，虽然这份关系不会有任何改变，然而情感的另一端已经失去了解读维系它的功能，自己对母亲的爱将从此得不到任何回应；另一重则是贝罗安想到自己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也会变成母亲那样，所拥有的一切都被剥夺，丧失了全部能力，变成了一个萎缩的老朽，在自己的儿子和女儿面前罗嗦个不停，而子女们则和现在的他一样想着回到他再也无法理解的生活中去--因为他已经精神死亡。面对丧失思维的自由的恐惧，贝罗安告诉自己要追求绝对的健康，为自己以后的一日三餐制定了苛刻的膳食谱。由于母亲的病症带给贝罗安本人的巨大冲击，由此他也强化了对失去思维自由的恐惧感，以及扞卫自由的决心，在听到特勒伯教授对伊拉克的恐怖主义政策描述后，贝罗安轻易地被说服了。

　　特勒伯教授在伊拉克曾经因为不知名的原因被捕入狱，身心都遭受了严酷的拷打，他是这么告诉贝罗安的：“人人都憎恨这样的生活”,“是恐惧将这个国家维系在一起，整个体制都是依靠恐惧而运转，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制止这种局面，现在美国人来了，也许动机不纯，但至少可以赶走萨达姆和他的社会复兴主义者们”76.特勒伯教授身为萨达姆恐怖政策下的受害者以及幸存者，自然他的说辞非常具有煽动性，再看看他身上似乎是用荆棘条子抽打的疤痕，想象着无数的无辜的平民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饱受鞭打、电击、鸡奸、溺水等等非人的折磨，没有一个善良之人不会动恻隐之心。贝罗安就是其中一个被打动的人，因此他义无反顾站到了支持伊战的阵营中，只有发动战争才能让伊拉克平民获得民主和自由。对于贝罗安战争观念形成的关键问题首先出在特勒伯教授的说辞上，理由在于特勒伯教授尽管是经历过伊拉克政府残暴统治的幸存者，然而在描述他自己被捕的理由是模棱两可，“在伊拉克他没有参与过政治，甚至可以说毫无兴趣，所以拒绝加入社会复兴党。这可能正是他被捕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要不就是……也有可能……再有一个可能……”77,我们无法从教授的话中判断他究竟是因为哪种不可言说的原因被捕入狱，从阴谋论的角度出发甚至教授可能是与伊拉克政府相抗衡的敌对分子之一甚或是某一个国家的间谍也未可知，假如有了这层的不确定性，教授的不幸的遭遇不免要打上问号。

　　另一方面，教授自己是亲历过伊拉克国内恐怖主义统治的，但是他有幸成功从那个黑暗的地方逃离了。为什么他能逃脱？因为他是伦敦大学的哲学博士，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有更多的资本和渠道逃到一个能保障他安全的西方国家，而那些留在伊拉克的普通难民呢？他们该怎么办？是继续留在国内遭受非人的折磨，还是等着代表正义的英美联军来拯救他们顺便炸毁他们的家园？特勒伯教授支持战争的观点由此反映出了代表他个人阶级利益的自私以及对他的同胞的麻木不仁。好在贝罗安的谨慎在经历过巴克斯特事件之后终于有所回转，他回忆起当初和黛茜在战争问题上的激烈对抗，他曾经确信的要为自由而战的理由如今看来不过是争论的过程，“贝罗安被一个伊拉克教授的故事蒙蔽了双眼”78.战争或许有建立和平和制止屠杀的可能，但“可能”这个词不够好。在文中有一处细节，叙述者说在贝罗安家中普遍有一种观点：“喂鸽子的人”就是弱智的代名词。也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在西方国家尤其是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因为现代的人文关怀所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广，很多小动物包括鸽子都受到了保护被禁止肆意捕捉或屠杀，鸽子失去天敌之后疯狂繁殖，导致很多城市景观受到来自鸽子粪便的蚕食，而环卫工人也因此承担了更重的清扫负担。为缩减鸽子的数量，西方国家大多采用温和的不伤害鸽子的办法比如说给鸽子节育。所以实际上喂鸽子是一种完全没有必要的行为，城市的食物足够满足鸽子小小的胃口。另一层：对待鸽子对待动物尚且如此充满耐心充满人文关怀，为何对同类却一定要诉诸武力诉诸战争来解决争端？出兵有可能会给伊拉克带去民主和自由，那同样也有可能通过不是暴力的手段温和化解，“可能”都是人创造的，执意用战争这一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只能证明野蛮和无知。所以，所谓的和平示威游行，所谓的“喂鸽子的人”更多的一种作秀，却没有在真诚地寻找一切“可能”,更多的只是彰显态度和抱团行为。贝罗安在“和平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谨慎考量、认真思考，终于迎来了作者的读者对其人格的欣赏和靠拢，当然也符合了隐含作者的重要审美和伦理标准。

　　（三） 忏悔与救赎

　　星期六的这天注定是不同凡响的一天，短短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贝罗安历经了自由的反思，家庭的危机以及人性的洗礼，从而使自己走上了一条寻求宽恕与救赎的道路。可以说最后一章从人物视角出发的言论基本上属于可靠性的判断和评价，文中大量充斥的或疏远型或契约型不可靠叙述都在为最后一章的复归精心筹备。对待文学，对待战争，对待巴克斯代表的普通大众以及对待自己的信仰，贝罗安都做了新的思考。“但只要有科学家，还有研究在进行，他们定能给出一个关于意识的无可辩驳的真理。研究从未停止过，就在离手术室不远的实验室里就正在进行，探索之旅终会抵达目的地，贝罗安坚信这一点。这是他唯一的信仰。

　　这就是生命的庄严和伟大”79,由始至终，贝罗安都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虔诚信徒，但在这一信仰中，贝罗安也学会了去辩证地看待，“但现实和神经外科一样有局限性：面对着这些无法破译的密码，这些密密麻麻、纷繁复杂的血脉和经络，贝罗安和他的同事们所能做的只有锲而不舍地疏通阻塞”,体现了贝罗安对现实客观理性的理解以及做好了与之长期抗争的准备。

　　“他们（白领）和坐在长凳上的落魄一族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其中的差异不能简单地归结与阶层的优越感或机遇的不平等，工作不过是一种外在的体现。酒鬼和瘾君子也来自不同的社会层次，就像这些白领一样出身也不尽相同。生活最潦倒的人中不乏贵族学校的毕业生”80,如此人性、客观的评价和之前贝罗安认为扫大街的人只是运气不好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甚至他不再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冷冷的对不幸之人进行外察，他主张要怜悯他们，有时候可以帮助他们摆脱病因，但更多的时候唯一能做的是尽可能让他们少遭受一些痛苦，尽力而为而非雪上加霜。

　　黛茜的诗歌仿佛是给巴克斯特施了魔咒，巴克斯特被触动了心灵并在瞬间改善了他的情绪，这是被黛茜调教文学素养多年却依旧毫无起色的贝罗安从来不曾拥有的体验，这让贝罗安十分感动，自己向来轻视的文学或许真的有某种治愈人心的魔力，他愿意去相信，除了自己的现实主义信仰，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未被发掘的医治人心的良方，只是需要尽力而为！尽管之前他认为巴克斯特的病已经没与任何医治的可能，然而星期六所经历的所有这一切让他重新鼓起了希望和勇气--绝不能就此放弃。贝罗安为自己之前没能为巴克斯特做的感到由衷地忏悔，他愿意用自己信奉的手术刀来救治巴克斯特，也是救治他自己同这个世界同人类的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