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的文学区别比较

古希腊文学论文研究热点10篇之第六篇：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的文学区别比较

　　摘要：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是西方悲剧史上两种不同类型的戏剧。从悲剧的主题、情节、人物形象和悲剧效果四个方面比较、阐述两者之间的差异， 从而对这两种戏剧类型提出一种新的认知解读。

　　关键词：古希腊悲剧； 莎士比亚悲剧； 主题； 情节； 人物形象； 悲剧效果；

　　Abstract:

　　Greek tragedy and Shakespeare's tragedy are the most distinctive play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ragedy.In order to offer a new insight into the two kinds of play, this paper compares them from the aspects of theme, plot, character image, and dramatic effect.

　　Keyword:

　　Greek tragedy; Shakespeare's tragedy; theme; plot; character image; dramatic effect;

　　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相隔近20个世纪， 它们都带有各自的历史独特性和精神内涵， 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悲剧风格和悲剧传统， 是悲剧史上最鲜艳夺目的两面旗帜。从文学意义上看， 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最突出的区别在于悲剧主题、悲剧情节、人物形象和悲剧效果四个方面。

　　一、悲剧主题：正义与人性

　　悲剧一定会带有某种寓意， 这种寓意就是悲剧所要表达的主题。主题总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反映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悲剧心理。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状况等差异， 决定了古希腊悲剧主题关注的是正义， 而莎士比亚悲剧关注的是人性。

　　古希腊悲剧主要取材于英雄时代的诗史和神话， 带有浓厚的命运观。不仅人要遵循命运， 神也要服从命运的安排， 遭受磨难， 例如普罗米修斯。命运是不可抗的， 但为什么古希腊悲剧英雄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答案就是为了正义。这与城邦时代 （公元前8-前4世纪） 对民主政治和正义原则的追求是密不可分的。

　　正义的观念在城邦时代经历了由天道转向人道的过程， 即由前苏格拉底的正义是统辖万事万物的宇宙法则观转变成为苏格拉底时期的正义是支配人行为的伦理学原则。在苏格拉底那里， 正义成为美德之一， 是希腊英雄必须具备的品格， 这与城邦精神是一致的。以埃斯库罗斯为代表的三大悲剧家正好生活在城邦时代雅典民主政治形成、发展和衰落的时期， 就其政治倾向而言， 他们都是站在奴隶主民主派和中下层奴隶主的立场上， 反对贵族寡头和专制暴政， 追求民主制， 但与此同时， 他们又同情奴隶阶层， 这种双重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决定了他们在戏剧中所表达的主旨既有维护城邦正义的一面， 也有支持伸张个人正义的主张， 这在他们的作品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最典型的维护个人正义的悲剧莫过于《美狄亚》， 美狄亚为了报复变心的丈夫伊阿宋， 不惜杀死公主和自己的亲生孩子。撇开美狄亚的极端复仇方式， 可以看到她身上代表的正义一面， 即对背叛这种卑劣行为的毫不留情的惩罚与报复， 这就是对个人正义的伸张与维护。而城邦正义主题在古希腊悲剧中则更加普遍和鲜明， 最具代表性的应属《俄狄浦斯王》和《奥瑞思提亚》。俄狄浦斯王虽然无法选择和摆脱弑父娶母的命运安排， 但他勇敢承担自己的过失之罪， 采取了自我惩罚， 所以可以把这个结局看成是对城邦正义的维护---作为一个城邦领袖， 弑父娶母的过错必然受到惩罚， 这样才能维护社会公义和履行领袖职责。在《奥瑞思提亚》三部曲里， 雅典娜关键的一票判定奥瑞思忒斯无罪以及与复仇三女神的和解， 充分突显了命运观开始向代表城邦精神和城邦正义的理性与法律转变。可以说， 古希腊悲剧正是在命运的漩涡中， 向人们展示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的必然性。

　　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 正由封建宗法制向开放的商业社会过渡， 社会处于转型时期， 随之而来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大的转变， 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宗教教条主义正日趋衰落， 个性解放是大势所趋， 人的天性逐渐显现出来， 人性的复杂性也越来越清晰。人性的解放， 将人之恶无限放大， 这是由作家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决定的。莎士比亚经历了伊丽莎白时期的繁荣与衰落、后期疯狂的圈地运动、资本积累、海外掠夺， 使利己主义泛滥， 而政治上王权与封建贵族的相互勾结、唯利是图， 更使整个社会堕落腐化。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莎士比亚， 从前期的理想主义者变成现实主义者， 他深感人性的复杂与沉沦， 因而在他中晚期的作品中， 特别是在他的伟大悲剧作品中， 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 都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可以说， 莎士比亚悲剧中总是充满了强烈的人性对比， 既有品质高尚的人物与行径卑鄙的人物对比， 例如《李尔王》中的考狄利娅与高纳里尔；也有主人公自身性格上的善与恶的对立， 例如奥赛罗和麦克白。但最引人深思的则是《雅典的泰门》。乐善好施的雅典贵族泰门在散尽千金后， 他的朋友们纷纷离他远去， 并认为他是一个大傻瓜， 拒绝帮助他， 泰门想拯救人们， 但被认为是疯子， 他不得不躲到森林里与野兽一起生活， 但神让他发现了一笔金子， 闻讯而来的人们又开始接近他， 想要骗取他的金子， 被泰门拒绝。泰门在生前备好的墓碑上刻上了他对人性的诅咒与深深的凄凉， 在对人性的绝望中孤独死去。这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悲剧， 此时的莎士比亚思想成熟， 对社会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他终于明白人文主义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实现的， 因为他深知金钱的诱惑已使人性扭曲到极点。在这里， 人们看到了想要独善其身的泰门和这个混沌的世界是互不相容的， 因而他的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 但他的高贵品质却越发显得出污泥而不染， 而世俗之人则越发显得卑劣不堪。

　　无论是古希腊悲剧家还是莎士比亚， 他们的悲剧主题都来源于自身所处的时代， 正是因为他们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 才能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伟大作品。

　　二、人物形象：伟大崇高与真实自然

　　主题的不同， 决定了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各不相同。黑格尔认为， 文艺中的人物不应当做孤立的个人看待， 而是社会历史环境的产品， 人物行动的推动力不是个人的幻想和癖性， 而是每个时代的社会力量。就时代特点而言， 古希腊时期， 民主政体和城邦制兴起， 又被称为"英雄时代", 悲剧主人公多半是"维护正义与公道的战士， 具有完备的独立自主的能力和精力， 为实现正义与公道， 他出于自己意愿的自由选择， 承担了无数辛苦的工作"[1]260.从黑格尔的这段话可以看出， 首先， 古希腊悲剧英雄身担不可推卸的道义和责任， 这是他们所处的地位和身份决定的， 也是他们与众不同的个性和英雄气概决定的。俄狄浦斯作为忒拜城国王， 他的使命就是找出杀害前国王的凶手使忒拜城免除瘟疫之苦， 保护城里的百姓， 而他的这一责任担当也直接导致了其最后的悲惨命运。同样， 安提戈涅背负着家庭伦理的道德责任， 执意违抗国王的禁令为兄收尸， 厄运也随之降临到她身上。因此， 不顾生命危险、冒死维护正义和公道， 是古希腊英雄最基本的特征。其次， 古希腊悲剧英雄是独立而自由的个体， 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在古希腊社会， 法律还没有最终形成， 一切以英雄们的个人意志和道德标准为行事基础， 由于英雄们多半都是城邦的缔造者和管理者， 所以他们的个人意识和自由意识反映着城邦的意志， 代表城邦利益。另外， 由于这种英雄气息在民间得以推崇和赞赏， 即便是中下层阶级的人物， 也会效仿他们的这种风格， 为个人的正义而战斗， 因而个人与自由是构成古希腊悲剧的重要因素。最后， 英雄们最显性的特征就是力量， 这种力量主要是指英雄们在行动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物理力量和智慧。精神力量可以是品格上的， 也可以是意志上的， 例如普罗米修斯和安提戈涅；物理力量则主要体现了英雄们孔武有力、善于战斗， 一般是与生俱来的， 例如英勇善战， 如同"凶猛的鹰鹫"的阿伽门农；智慧有时是英雄人物完成使命的关键， 例如美狄亚利用计谋杀死了公主和她的父亲， 俄狄浦斯被祭司称为"经验丰富， 总能拿出最好的主意"的人， 具有"智慧的美名".

　　由此可见， 古希腊悲剧英雄人物的形象是责任、自由和力量的结合体， 他们极具美感和震撼力， 给人的整体感觉是伟大崇高， 即使他们身上带有常人所具有的各种缺陷和不足， 但瑕不掩瑜， 他们身上的光芒足以让人忽视这一切。受时代限制， 古希腊悲剧主人公的人物形象虽然鲜明高大， 却过于单一化和概念化， 与普通大众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须仰视才能见， 因此少了几分真实和亲切。

　　与之相比， 莎士比亚的悲剧主人公们则更具有现实性和批判性。莎士比亚所描绘的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典型环境论认为， 客观环境对人物的思想性格和行为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强调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就是要求作家从时代生活中把握人物性格， 展现特定环境中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必然性[2].莎士比亚自己也曾说过， 他的作品就是"给自然照一面镜子， 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目， 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 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 这无疑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典型环境论不谋而合的。仔细分析莎士比亚悲剧， 可以发现他的悲剧作品中的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和人物生活的个人环境与人物性格特点极其吻合。莎士比亚悲剧的主人公虽然和古希腊英雄一样有显赫的声名和地位， 但他们更多地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 越来越世俗化， 因而更加真实可靠。奥赛罗多疑善妒的性情并非天性使然， 也绝非偶然， 而是他所在的社会情境决定的。奥赛罗是一位黑皮肤的摩尔人， 在白人统治的威尼斯， 他是一个异邦人和流浪汉， 如若不是他英勇善战、功勋卓绝， 他可能早就被人们公开鄙视了。威尼斯人在背地里称他为"老黑羊""丑恶黑鬼", 说他是"充满贪淫"的粗野之人， 就连他自己也否定自己、看低自己。他怀疑苔丝狄蒙娜之所以背叛自己是因为"我生的黑丑， 缺少那些绅士们所具有的温柔风雅的谈吐", 并且觉得娶苔丝狄蒙娜是"自取其辱， 那么只好割断对她这一段痴情".就是这样一种充满种族歧视的社会环境， 造就了奥赛罗自卑的心理， 而恰恰是自卑导致他敏感多疑的性格， 最终犯下大错。这样的例子在《李尔王》中也可见。当李尔王高高在上的时候， 他刚愎自用、冷酷无情， 喜爱听奉承的话， 而不愿听真话；当他失去一切权势、流离失所时， 在暴风雨中突然意识到了穷人的不幸和可怜， 心生怜悯之情， 这种性情的转变是随着主人公生活环境和身份的改变而改变的， 这种改变使得人物更加真实自然、丰满生动、鲜活立体。与古希腊悲剧英雄相比， 他们更平易近人， 更具永恒的魅力和生命力。

　　三、情节推动力：事件与性格

　　对于戏剧作品来说， 情节是核心， 决定着戏剧的总体效果。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悲剧艺术的目的在于组织情节……悲剧中没有情节 （行动） , 则不成悲剧， 但没有'性格'仍不失为悲剧";在悲剧的六大要素里， "最重要的是情节， 即事件的安排"[3]31.亚里士多德认为， 戏剧就是模仿"行动中的人", 而情节就是人的行动；反过来说， 行动 （事件） 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情节的推崇， 根植于他对古希腊悲剧的解读和总结。《俄狄浦斯》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古希腊悲剧， 主要原因是因为故事情节的惊心动魄。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上， 索福克勒斯巧妙利用了突转、发现和苦难三大叙事手法：为了解除忒拜城的瘟疫就必须查出杀害国王的真凶， 在追查过程中， 那位前来报信的人道破了俄狄浦斯的身世， 以安慰他害怕弑父娶母的恐惧心理， 并请来牧羊人作证， 谁知牧羊人的到来不但没有消除俄狄浦斯的恐惧心理， 反而证实了他的身世和罪行。在这里突转和发现同时发生， 主人公由顺境转为逆境， 结局即苦难也随即发生。这种情节上的安排， 完全是由事件发展的顺序和因果关系来决定的， 情节的每一步发展都有一个客观事物的因果连环， 以客观逻辑为依据， 以事件推移为因果来组织剧本， 人物的性格、心理往往被复杂的事物联系所掩盖， 成为见"事"不见"人"的纯情节作品， 人物的性格只在其行动中展现出来。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说， 剧中人物"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 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因此， 古希腊悲剧艺术的目的在于组织情节， 在一切事物中， "目的是最重要的".

　　古希腊悲剧把情节视为悲剧、而把性格视为次于情节的观点， 在西方戏剧史上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莎士比亚悲剧出现， 这种情形才开始出现变化。由于莎士比亚所处的现实社会生活日趋复杂， 人们生存、斗争的形式越来越尖锐化和多样化， 导致了人的性格、心态的复杂化， 这种情形也必然反映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古希腊悲剧的主人公来源于神话和诗史， 有着较为固定的性格和形象， 因此性格的刻画较少。而文艺复兴时期， 悲剧人物都是围绕"对人的重新发现"[4]17这个主旨进行的， 要通过人来揭示真实的社会， 所以莎士比亚非常重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揭示， 使其尽量具有真实性、代表性；情节发展的逻辑不再遵循事件发展的客观逻辑， 而是人物思想情感发展的必然逻辑， 人物性格发展构成戏剧段落， 情节与人物性格合二为一， 各种戏剧场面的出现都和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哈姆雷特》中， 哈姆雷特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 原本对人类怀有无限的赞美与钦羡， 他大声赞颂："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5]19正是因为他对人类充满了爱和期盼， 所以他迟迟不肯报仇， 甚至错过了最佳时机， 内心在"生存与死亡"的抉择中煎熬徘徊。在漫长的装疯、试探、求证后， 他在与雷欧提斯的决斗中终于杀死了奸王， 自己也毒发身亡。哈姆雷特延期报仇并非是这件事本身的难度造成的， 而是哈姆雷特身上的人文性格特点决定的---对人类的肯定使他身陷两难的矛盾中， 做事优柔寡断、犹豫不决， 因而导致报仇行动延滞不前， 整个故事情节也随之进展缓慢。因而， 这部戏剧的情节是由人物性格带动的， 性格决定行动， 行动的发生顺序不是作家有意为之， 而是哈姆雷特的性格使然， 正因如此， 情节也显得更加细腻生动、真实感人。

　　古希腊悲剧的冲突主要是人与外在环境的冲突， 作家着力于描绘人与神、人与命运的外在形态冲突；而莎士比亚的戏剧兼具人与外在环境的冲突和人的内心冲突即理智与情感的冲突， 前者触发后者， 后者推动前者， 外在与内在交织， 互促前进。

　　四、悲剧效果：悲壮与悲凉

　　亚里士多德认为， 悲剧的作用是为了净化哀怜和恐惧这两种情绪， 他反对悲剧用善恶报应的圆满收场， 而是情节的转变必须由顺境转入逆境。纵观古希腊悲剧， 其结局无一不是以主人公的悲惨遭遇收场：普罗米修斯最终陷入地狱最深处；阿伽门农死于妻子的复仇之剑；俄狄浦斯自刺双目， 放逐外邦；即便是美狄亚， 虽然她复仇成功， 但却是以牺牲自己孩子的性命为代价的， 虽胜尤败。从表面上看， 这些结局都是毁灭性的， 都是以悲剧主人公的死亡或生活毁灭来结束的， 但是这毁灭的背后， 却是对正义、人性尊严和力量的推崇和赞赏， 使得悲剧本身带上一种崇高和伟大的风格。从悲剧命运观来看， 人永远都在反抗命运的不公， 即使他们深知这种反抗是徒劳、无望的， 是悲剧性的， 但人不能放弃这种反抗， 在这种反抗中， 人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立意志， 散发出强烈的人性尊严之光。古希腊悲剧虽带给人悲伤的感觉， 但同时也让人产生希望和力量， 这种悲哀和力量的结合就是古希腊悲剧精神， 也只有古希腊悲剧才能把恐惧和力量、哀怜和崇高、悲剧结局和英雄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可以说， 古希腊悲剧毁灭的是人物， 但人物所代表的精神和理想却永远不会消失， 反而因人物的毁灭而变得更加清晰和厚实。

　　而莎士比亚的悲剧， 主人公的结局同样的悲惨：李尔王的疯癫死亡；奥赛罗的悔恨自杀；泰门的孤独而死；麦克白的尸首分离……他们的遭遇让人唏嘘不已， 心生怜悯， 置他们于死地的不是不可抗拒的命运， 而是人性中的欲望、偏执、贪婪和虚伪等。作为莎士比亚理想悲剧人物的哈姆雷特喊出了对人性的赞美， 也痛斥了人的天性中的丑恶和缺陷， 这些邪恶的东西"冲破了理智的封锁和防卫", "害得人声名狼藉", 造成了"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让哈姆雷特痛苦、愤怒， 他别无选择， 只能与敌人一起毁灭。

　　同样， 泰门也对人痛恨得无以复加， 在金钱主宰的社会， 他宁愿与兽为伍、被海水吞噬生命， 也不愿回到人间。这些悲剧人物都说明了莎士比亚对人性和社会的彻底绝望， 于是其悲剧结局往往是善与恶的同归于尽---不仅是人物的毁灭， 也是人性美好理想的毁灭。正是通过这种毁灭， 莎士比亚希望重新唤醒人们心中已经消失的正义和理智。

　　如果说古希腊悲剧的悲壮给人以崇高之感， 让人心生敬意， 那么莎士比亚悲剧则让人产生悲凉之感， 让人对自身以及世界的不完美充满了强烈的失望与否定， 但与此同时， 却又让人反躬自省， 为自身的精神家园寻找出路。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2]朱光潜。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典型的五封信[J].外国文学研究， 1978 （2） :4-10.
　　[3]亚里斯多德。诗学[M].罗念生， 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6.
　　[4]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5]莎士比亚。哈姆雷特[M].朱生豪，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