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

　　在 1938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女作家赛珍珠（1892—1973）笔下，中国知识分子是仅次于农民的形象系列。赛珍珠晚年曾经说：“大家都是人，而且我们是生活在中国社会、中国人当中。不过，我们自己是知识分子，和我们亲近的朋友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这有助于我理解今日中国的知识精英在当前的革命之中的境况。”因此，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赛珍珠笔下的这一特殊群体，有助于理解她对中国社会的清醒认知与美好期盼。

　　一

　　赛珍珠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可以大体分为四种类型。

　　其一，自私自利型。在《同胞》（1949）中，赛珍珠借正直的医生刘成之口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原因：“文人、地主、官僚、军阀——这些人都骑在人民头上。这些人现在还有的是，到美国镀金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灵魂，只会为他们欺侮老百姓提供更新更锋利的武器——如果他想这样做的话。”

　　这说明，赛珍珠清醒地意识到，单纯拥有现代知识并不能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如果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往往会“知识越多越反动”。例如书中的康大夫、苏大夫、彭大夫等新式人物对同胞毫无感情，医术一流但却不管病人的死活。在《分家》中，生活于十里洋场的爱兰、王盛等人，彻底忘记了自己的根――大地，他们接受了西方式的生活方式，也抛弃了自身传统中有生命的质素，而《爱国者》中彝范的哥哥彝国对抗战的前途失去了信心，他觉得做一个中国人并没有值得骄傲的，甚至散布亡国论调。

　　其二，清高倨傲型。《同胞》中梁吉姆的父亲、中华学者梁博士恪守儒家文化传统，以弘扬儒家思想为己任，但他既不想回到战乱贫穷的祖国，也不愿承认祖国贫穷落后的现实，表现出强烈的“面子”意识。尤为致命的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深入骨髓，使他瞧不起中国的普通民众，否认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中国的代表。他自命不凡地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有意义的是质量，即有发言权的少数人，学者。像我这样的人当然比农民更能完美地代表中华文明的精神。”

　　赛珍珠在这里分明以学者江亢虎作为塑造该形象的蓝本。江亢虎与赛珍珠的激烈论争的焦点就是关于中国大众地位的。赛珍珠曾质问江亢虎：“在任何国家内，居大多数者不能为代表，则谁复能代表？”

　　她骄傲地宣称：“这一点似为中国知识分子之不能把握者，即他们应以其大多数平民的（为）夸耀，大多数的平民才是中国的生力、中国的光荣。”

　　其三，无私奉献型。这一类型是赛珍珠描写最多的一个系列。王源、彝范、峰镆、露兰、詹姆斯兄妹、杰拉尔德等都可归入此类。他们大多有跨国生活的经历，掌握西方的先进文化知识，都有报效国家和人民的热情和行动，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国家的命运。例如，《同胞》中的梁吉姆（即詹姆斯）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家境优裕的华人家庭，作为医学院的高才生，在安逸、舒适的美国社会中有着辉煌的前途，可他毅然回国献身大众启蒙。当梁吉姆归国之后，为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苦恼时，他也不只一次地回忆起纽约的生活，但是，崇高的使命感阻止他退缩。他看到很多知识者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倍感失望和伤心。他觉得“必须过一种更广更深的生活”，便与志同道合的刘成等人一起深入到社会的底层，致力于造福百姓的事业。梁吉姆等人面对着异常艰难的现实：生活环境的恶劣、老百姓的不解与怀疑、地方恶势力的阻挠……。但他们从修建浴池、开办诊所等细微之处做起，耐心地改变民众的旧观念，最终他们在祖国的土地上深深扎下了根。

　　与梁吉姆始终如一的坚定性不同，《分家》里的王源是个在探索中成长的知识分子形象。作为一个军阀的儿子，王源从小就不爱枪柄爱锄头。在西方世界精神漫游的过程中，面对西方的强盛以及司空见惯的歧视，他坚定了报效祖国的决心。六年磨一剑，饱学知识的他从国外带回许多优良种子和技术，想要改变传统农民千年不变的耕作方式。王源求学的过程，是一个自我扬弃、正视现实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摆脱病态膨胀“爱国心”的过程。在爱情的层面上，王源拒绝了西方姑娘玛莉的热烈爱慕，而与受新思想影响、热爱医学的中国姑娘梅琳结合。这一对新人开始了一种既非传统守旧，又非全部西洋化的新生活。无论从价值理念上，还是从精神状态以及道德面貌上，他们都预示着对前人的超越。

　　其四，报国受难型。《北京来信》（1957）和《梁夫人的三个女儿》（1969）塑造了一组国家威权之下受难的知识分子形象。《北京来信》里的杰拉尔德是跨国婚姻的结晶，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中国人。杰拉尔德在美国完成学业并娶了一位美国妻子。在日本侵华前几年，他和妻子来到中国，先做教师，后任校长，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有用人才。新中国成立后，杰拉尔德专心教书，过了几天平静的日子。他每周都给妻子写信，表达对妻儿的思念。然而，从 1950 年秋起，他妻子很长时间收不到丈夫的来信。后来杰拉尔德夫妇的朋友从北京来信说，因为中国反美情绪高涨，杰拉尔德被当作美帝国主义的特务关押起来。在狱中，杰拉尔德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但他不能理解那种政策，他更加思念远在美国的妻儿。为了从这种双重精神重压下解脱出来，他企图出逃，但在逃跑时被打死了。朋友们把他葬在了北京。

　　《梁夫人的三个女儿》与《同胞》可谓姊妹篇。两部作品里的主人公均为梁姓，而且都具有跨国的视野与丰富的学识，自然让人联想到“国家栋梁”。但是梁夫人及其女儿的遭遇却没有《同胞》中梁家兄妹幸运。梁夫人是官宦之女，被父亲送往法国留学，在那里结识她的丈夫梁成。她的丈夫追随孙中山，后来做了一个偏远省份的省长。因为她生育了三个女儿，丈夫便纳了小妾。三个女儿 Grace（体面）、Mercy（怜悯）Joy（快乐）都被送到美国读书，个个学有所成，其中两个女儿回国效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梁夫人被红卫兵打死，而她的女儿也遭遇坎坷。

　　二

　　赛珍珠一直关注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用她的艺术之笔勾画着传统中国的未来趋向。她准确把握了《同胞》中梁吉姆、玛丽兄妹等正面知识分子的作用，把他们塑造成走向民间的知识传播者。他们不听令于任何政治集团，也未采取急风暴雨的激进方式，而是从修建浴池、开办诊所等细微之处做起，耐心地等待民众逐步自觉地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最终引导他们从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中走出来。

　　在没有较多政治力量尤其是体制力量干预的情况下，梁吉姆、玛丽兄妹的事业喜剧性地获得回报。这种乐观主义很快从《北京来信》和《梁夫人的三个女儿》中销声匿迹了。

　　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过于依赖阶级血统来确定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忠诚，造成了许多自毁长城的悲剧，令人痛心！

　　请注意，赛珍珠笔下的四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中国现代社会中的不同时期都存在着。赛珍珠的确如她声称的那样，对政治不感兴趣，所关心的只是人们思想的变化，因此，她的这些知识分子形象大多没有明确的政治身份，几乎不和任何党派发生联系，即使发生接触也是被动的。这种“自由”状态多少游离于生活之外。实际上，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和政治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诸多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立场本身就是构成自身价值观的重要部分。郑也夫指出：“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然而政治上的出路仍然困扰着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似乎只有积极地投入政治，具体说，走做官的道路——以知识分子干部代替非知识分子的干部——才能推动社会的现代化，实现个人的理想。另一方面，一旦投入到一架政治机器中，首先被改造的往往是自身。……要达到目的，先要找到手段；在求得手段的过程中，目的竟已变形——这是古今多少志士仁人的悲剧啊！它仍然在折磨着当代的人们。”

　　因此，赛珍珠的知识分子形象，没有身处政治漩涡中的内心起伏，缺少心灵的拷问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总体而言较为苍白和平面化，有时沦为一个个抽象概念的替身，正如她那些 Grace（体面）、Mercy（怜悯）Joy（快乐）的命名。

　　美国学者格里德尔承认，“‘知识分子’是一个宽泛而难以分析界定的概念，它既不是一个社会的或经济的阶级，也不是那些严格意义上以学术为业的人，而是一系列有思想、能作出反应和表达的个人。”。萨义德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达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班达则预设了一个“道德”前提：“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

　　可以这样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达到人类知识或道德的某种高度，他们在社会进程实际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是宣传新思想，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重要的转变，从而带动社会现实的转变。

　　1941 年《分家》的译者唐长儒先生在其译评中说：“（三部曲）表面上虽只单纯地描写王氏家族的三代史，实则反映着中华民族由古老帝国，经过军阀割据，而抵达现代中国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这一部伟构，可以当它做纯文艺小说读，也可以当它做错综复杂的社会史来研究。”

　　这用以评价赛珍珠的所有作品也恰如其分。南宋诗人于石有诗云：“吾道废兴时否泰，人才进退国安危。”赛珍珠通过描写中国知识分子在构建现代国家中的付出与牺牲，其过程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相比，虽算不上悲壮，却同样惊心动魄，是一场观念的“革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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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美]杰罗姆 B. 格里德尔 . 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6] 爱德华·W·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