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好恐怖分子》

　　《好恐怖分子》是多丽丝·莱辛后期的一部力作，出版于1985年，曾获得英国布克图书奖提名。评论家哈里特·沃（Harriet Waugh）认为“《好恐怖分子》是标志着莱辛在经历数年的科幻小说写作后，真正重返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一部小说”，在她整个创作生涯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莱辛选择以恐怖分子为题材，其灵感主要来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伦敦哈罗兹百货商场的爆炸案。在小说中，她以其老道的文笔、深邃的思考，对人物心理瞬息微妙的变化有着惊人的捕捉能力，对政治、爱情、女性等问题则更是洞若观火。

　　尽管评论家艾丽森·劳瑞（Alison Lurie）指出该书是“继康拉德《间谍》之后，读到的描述关于革命群体的精神生活和恐怖分子的心理状态的最好的小说之一”。它却并非以书写恐怖分子为目的。作者延续了对女性的一贯关注，塑造了众多性格饱满、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显示出一名女作家对女性生活的犀利透视与深入剖析。其中，让人又怜又恨的女主人公爱丽丝尤其奇妙而复杂，而小说的标题“好恐怖分子”则恰恰暗示了这一点：她既具有“好女人”的一面，又具有恐怖分子的潜质，是个“天使”与“恶魔”的矛盾结合体。她本性善良，却由于成长中爱的缺失，与家人的关系渐渐疏远而迷失自我，跟一群来自不同阶层、貌似有着统一政治理想的反动者在一处废弃的私占屋里鬼混，过着大家庭的生活，最后沦为这群恐怖分子的帮凶。批评家格林（Gayle Greene）也提到：“莱辛笔下的好恐怖分子——爱丽丝分裂成两个完全敌对的自我，而且这种性格上的分裂始终无法治愈。”

　　然而，爱丽丝的人生悲剧并不是个例，其分裂的性格也绝非偶然。鉴于国内目前对该作品研究得较少，且多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进行阐述，本文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出发，结合教育学理论来探讨其性格形成的根本原因，从而完成对该人物形象更为深入而全面的解读。

　　一

　　一提到“好女人”，我们就会联想到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天使”。她们以善良、忠贞、温驯、富于献身精神等为特征，整天忙于操持家务，抚养孩子。萨拉·路易斯早在1839年就写了《妇女的责任》一书，告诫妇女要以忍受痛苦为别人服务为荣，以自我牺牲为快乐。她更指出：“妇女的任务体现在平静、爱和无私中。”

　　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独享的领域，而是一个被许多空隙所标志的性别空间的通道。在这些模糊的空隙中，阶级、资本和性别权力纷纷侵入并相互纠结，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新的阶级形态重建性别关系的地方。

　　越来越多的“新女性”开始迈出家门，参与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中，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无疑与“家庭天使”之间存在极大的矛盾，然而爱丽丝却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36岁的爱丽丝具备一名完美的家庭主妇的美德和潜质。首先，她勤劳能干，持家有道。当众人袖手旁观之际，她几乎凭一己之力将原本肮脏不堪的43号私占屋收拾得焕然一新，不仅设法使它通水、通电、通气，还跟房屋委员会、水电煤管理处、愤怒的邻居甚至警察打交道，摆平各种令人头疼的问题。缺钱的时候，她则会精打细算，买二手生活用具，或是拿旧衣物换钱，更能用有限的食材做出一锅经济实惠的汤。其次，她热情善良，乐于助人。在私占屋内，她扮演着好母亲、好姐姐的角色，把这帮散沙般的乌合之众聚集在一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大家的饮食起居，随时替他们排忧解难。

　　“每当她做这些事，比如做饭、照顾人的时候，都是因为不得不做，是一种责任。”而且，尽管自顾不暇，她还想方设法帮助那些遭遇不公的人和无家可归者。再次，她对“爱情”忠贞不渝，全心全意地付出而不求回报。尽管同性恋男友雅斯培尖酸、刻薄而又无能，她却与之维持着长达15年的恋情，甘愿被利用，还自认为是他的妻子。邻居安德鲁向她示爱，她毫不犹豫地甩开了对方的手；而当身边的朋友劝她离开雅斯培时，她也是竭力替他辩护。如果仅从爱丽丝在私占屋内的日常表现来看，她几乎无可挑剔。

　　不过，“天使”的光环并不能掩盖爱丽丝性格中的缺陷。

　　她愚蠢而幼稚，面对爱情缺乏理性，认为“没有雅斯培，她是不完整的”。对方偶尔有所企图的小恩小惠则会让她幸福洋溢。她的生活完全在围绕着雅斯培转，不仅供养他，一厢情愿地付出，甚至摇尾乞怜，越陷越深。为了他，她不顾亲友的劝告，毅然与父母决裂并离家出走。尽管拥有大学学历，她却拒绝工作，成天和一群盲目冲动、有各种人格缺陷的人在私占屋内一起瞎混，以拯救时代的革命者自居。为博取雅斯培的好感，也为了养活这群对当时英国的政治情形一无所知、却一心想摧毁腐败的政府的人，她更是多次打着革命的幌子向家人下手，以偷窃、争吵、暴力等手段索取钱财，而且一旦遭拒便会大发雷霆。父亲或哥哥不愿为她作担保，爱丽丝的心里立刻充满了仇恨，“我要把他们的房子推倒……我要杀了他们”。当母亲被逼得要卖掉大房子，她也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造成的伤害，只会一味地责怪，认为自己遭到了背叛。久而久之，亲友们纷纷对她侧目，母亲失去了宽敞、舒适的住所，而父亲的公司也陷入危机。随着母女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一向宽容的母亲再也不避讳自己对女儿的厌恶，不仅不想见到她，还扬言要扭断她的脖子。而从父亲卧室的口袋里偷钱后，眼见对方痛心不已的惨状，爱丽丝竟然“感到一丝胜利感，之后又觉得他有些可怜。她很高兴有机会能这样打量他”。可见她的冷漠无情，人性尽丧。看到人们在文具店买杂志，还有漂亮的贺卡，上面印着：给我特别的朋友，在你生日之际，或者是我思念你……她的反应却是“都是狗屎垃圾”，则更反映她的思想已非常偏激，随时都有可能偏离正轨。

　　另一方面，爱丽丝对政治既热情又糊涂。刚开始，她在私占屋内还只是个家庭主妇的形象，为其他人忙前忙后，张罗生活。在大伙高谈阔论革命的时候，她会煮上一锅热气腾腾的浓汤。可内心浮躁的她显然不会满足于此，为了得到肯定，实现自我价值，她更渴望加入专业的恐怖组织。晚上在公共场所喷漆写标语，让她感到无与伦比的“刺激”，而想着即将制造爆炸，一种熟悉的冲动则会将她占据，原先像毒药一样的黯淡的麻木感也随之消失。“爱丽丝撒开双腿狂奔起来，她有过度的能量需要发泄……。”

　　她甚至难以入睡，“带着期望，兴奋得发抖”。尽管有时候也想生个孩子，可是她马上又会想，“不，不，真正有责任感的革命者不能要孩子”。随即把这一切念头从脑海中赶走。不仅如此，她对于未来过分盲目乐观，认为“总有那么一天——因为有了爱丽丝，还有她的那些同志们的努力——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终于，她无力自拔地被卷进了这场恐怖袭击中，伤害无辜民众的性命，成为一名真正的恐怖分子。

　　令人叹息的是，爱丽丝不自省，不自知，还始终以好人自居。当小公寓里的伍德夫人邀请爱丽丝进屋喝茶，她心里却有一个声音在说：“你知道你在干吗？就这样随随便便让人进来，如果我是强盗该怎么办。”

　　而在特雷萨阿姨家，当她想偷东西时，“心想：我要是拿走一个小小的饰品，然后赶快离开，他们应该会认为是那个西班牙女人干的”。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人格上的堕落——比起强盗和小偷有过之而无不及，则令其悲剧色彩也更显浓烈。

　　二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珍·皮克林（Jean Pickering）曾有评论：“富裕的中产阶级虽然拥有大笔财富，但是他们却无暇好好享受，而爱丽丝这一代人是社会上滋生的一类‘新有闲’阶层”。或者可以认为，爱丽丝性格上的缺陷来源于对“个人的即政治的”这句话的错误理解。

　　她身上兼具两种看似不可共存的性格特征，以及她从善良能干的“家庭天使”堕落为蛮横又冷血的恐怖分子这种转变，显然与中产阶级家庭成长环境脱不了干系。她一步步走上歧途，并最终害人害己，其实也是早有征兆。

　　随着父亲的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一家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从小公寓搬进一栋漂亮的大房子。于是，父母变成了社交的中心，很多著名的人物来这里高谈阔论，“来来去去，漂亮的厨房里摆着气派的餐桌，宴席久久不散”。然而，这种热闹场面并没有给幼小的爱丽丝带来片刻欢愉。童年时期她也曾是听话的好女儿，经常用一种取悦母亲的微笑以求博得喜爱与关注，可由于母亲把精力都放在准备聚会上，她变成了妈妈眼中的“隐形人”。而且，“房子里的每个角落都睡着人，她不敢打开任何一扇门，害怕看到自己不该看的”。为躲避尴尬，也为了摆脱不被需要的失落感，她只好躲进厨房里。一般而言，厨房是压榨女性时光和精力的地方，是艰辛劳作的空间，但在爱丽丝的眼里却成了寻找安定和生活平衡点的港湾。正是在这里，她力图拓展自己的内心空间，以抗衡各种形式的压迫。她通过不停地工作来忘却烦恼和悲伤，而且随着年纪渐长，她看到自己的价值，并希望成为一个像母亲那样的家庭主妇，从而得到认可。她原本就很羡慕母亲具有的母性力量：经常在家里举办盛大宴会，姿态优雅地招待客人，并精心照顾着家人的生活。而且，当时的中产阶级父母都用“家庭天使”形象来塑造自己女儿，或是提高她们自身的魅力，或是培养她们含蓄、谨慎的气质和贞洁、节俭的作风；使她们既能成为家庭主妇，又能在充任这一角色时举止端庄。

　　因此，爱丽丝终于也变成了“家庭天使”。

　　然而，这种被动的、非自愿的性格形成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变数，也为日后的逃离埋下了伏笔。

　　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人的本我是遵循快乐原则运行着，不受外界的影响也不考虑外部的因素。可当外部原因使个人的本我无法满足、受到压抑时，人的内心便会产生各种问题和矛盾。尽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光鲜亮丽，却直接造成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隔阂和分离。父母由于忙着社交而顾不上关心她，让她倍感忽视。为了给客人腾房间，她被迫与父母同居一室时，却无意间发现了父母隐秘压抑的性行为，也加剧了自己被排斥、被抛弃的感觉。而被赶去邻居家借宿，则更是让她觉得“那根本就不是她的家，她无权在那里拥有自己的空间，而她的父母随时可以轻轻松松把她踢出门去”。因为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上大学后她很少再回来，与家庭成员之间日渐疏远，甚至忘记自己还有个哥哥。

　　难怪多年后她会说出“对父亲的遗弃，她没有感觉到疼痛，她感觉自己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抛弃了”之类的话。青少年需要通过与父母沟通和交流来释放不良情绪，并缓解各方面的压力。长期被忽视的青少年则很容易形成孤僻的性格和极端的心理，从而产生失范行为，甚至一部分人成为社会闲散人员和犯罪分子拉拢并利用的对象，走上犯罪的道路。

　　正是由于一直得不到父母的关爱，爱丽丝才逐渐磨练出很强的自我认同感，大胆地与家人决裂并出走。

　　与此同时，婚姻冲突的消极后果会“外溢”到亲子关系中，破坏正常的亲子交往模式。由于父母之间彼此不忠，吵闹、分居，并最终离婚，不仅给爱丽丝的内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更严重地动摇了她对于爱情和婚姻的信心。成年后，爱丽丝迟迟不肯结婚，甚至不敢去谈一场正儿八经的恋爱，不能不说与家庭影响有关。尽管眼见安东尼对特雷萨阿姨的温情和体贴，“爱丽丝感觉心里有点凉凉的疼——嫉妒，但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看到穆丽尔与安德鲁之间的暧昧“，一股冰凉的疼痛滑过全身，爱丽丝不愿承认，那是嫉妒”。

　　充分暴露出了她内心深处的需求，可因为从小觉得性是一件很肮脏的事情，她的反感由来已久，只好压抑着自己作为女性的基本生理需求及特征。因此，她选择与雅斯培维持一段没有婚姻、也没有性爱的畸形恋，逐渐偏离正常人的生活，并且热衷于所谓的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也就不足为奇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爱丽丝对资产阶级充满仇视，不仅扬言要推翻一切，而且“竭力想从这冰冷的水中重生，洗净一切污垢，不再是母亲的女儿……”。她的决裂却并不彻底。一方面，她对本阶级的人恨得咬牙切齿，认为他们“斤斤计较”、“脑子里只有省钱、算计、省钱”，把他们称作“狗屎”，可另一方面，可没钱的时候她却一次又一次向他们下手。而且，见母亲搬到一栋简陋而又破旧的小公寓，她完全不能理解，觉得“如果她妈妈愿意住在这种地方，她一定是疯了”。说明她根本无法越出这个资产阶级的圈子，更无法打破物质主义套在自己身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当她偷偷溜进父亲新家时，气派的餐桌上摆着鲜花和水果让她觉得“这是幸福的象征”，则彻底暴露了她内心的真实想法。因此我们几乎可以断定，爱丽丝对家人和亲友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报复之前遭到的忽视，只是一种不成熟的情感发泄，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即便是和家人决裂，住进私占屋并参与恐怖活动，她也只是在寻找一种家的感觉，为了赢得关注而已。

　　三

　　爱丽丝的悲剧源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而这个家庭的命运变迁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资产阶级自身固有的问题。从19 世纪以来，英国中产阶级开始崇尚甜蜜的家庭生活，“家庭幸福”成了这类人的座右铭，“生活得像个贵族”更是他们向往的目标。物质生活方式非常讲究和追求体面，娱乐生活方式上则追求文雅、注重社交，这些都构成了19 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独特的家庭文化。

　　然而，社会变革给英国中上层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是多重的，而且也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情感结构与精神需求。一方面，深人骨髓的旧观念日渐被新的思想取代。而另一方面，随着物质商品的不断丰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变得越来越冷漠。

　　资产阶级生产的基本观念和动机就是利润最大化。“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发财。”

　　而且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也认为，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精神状况常常意味着“本质的人性降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作为功能化的肉体存在的生命力，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早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就已经将闲暇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身份的象征加以建构。随着物质条件有了很大改善，闲暇更是成为时髦和地位的象征。爱丽丝的父亲曾经喜欢妻子举办的聚会，并以她为荣，只因这些聚会恰恰是有钱人炫耀财富和权力的地方。“那个黄金时代，一切都那么轻松愉快。朋友、工作、机会、金钱，一切都得来容易。人们来来去去，漂亮的厨房里摆着气派的餐桌，宴席久久不散。”

　　人们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虚荣心，不断地追求奢侈的物质享受。这在一定维度上的确填补人们内心的空洞与贫瘠。然而，物质的不断丰富也带来了道德的变异和思想的匮乏。

　　每当提到作为自己衣食来源的文具店，父亲总会说：“贺卡！就是这类玩意儿。当然了，还有甜食、巧克力，所有这一类垃圾。”

　　就连多萝西也曾暗示丈夫的钱“来历不明”，可见资产阶级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又不择手段的特点。而通过爱丽丝叙说父亲的回忆：“他小时候整天过得高高兴兴，他自己也说，那是他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

　　我们更能洞悉资产阶级日渐沦落的精神状况，即：随着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人们的自我精神价值反而越来越低。

　　由于深陷于物的包围之中，随着经济条件改善，不仅爱丽丝的父母二人互相背叛，“很多当年在梅灵斯的大房子里寻欢作乐的夫妇都分道扬镳了。偶尔有一对没有离婚，在一起也都是回忆曾经的好时光。”

　　显然，在商品货币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财产与权力往往比爱情、亲情的砝码重得多。而即便是爱丽丝的父母的婚姻出了问题，闹起了分居，可家中的访客丝毫没有减少，人们照样来吃吃喝喝，直到最后父亲有了新欢搬出去同居。此时，与之前高朋满座的热闹景象构成强烈的反差，“一切随风而逝：好时光、轻松的工作、成就、朋友、爱、金钱。”

　　可见，虽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表面上光鲜亮丽，实则空虚寂寞难耐，而且这种浮华的背后暗流涌动，随时都会从天堂跌落地狱。在小说的最后，小公寓里劳工阶层出身的伍德夫人尚且有个儿子每周日过来探望，而爱丽丝的资产阶级母亲却无人问津，孤独终老，这不能不令人嗟叹。可以说，她也是商品社会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受害者，她的物质人生不仅暴露了“贵族阶层和中产阶级的道德腐朽”，也反映了“把金钱和财产看作人际关系基础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

　　说到子女教育问题，早在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还有着强烈的童年意识，让孩子们在家中拥有真正的童年。而小说的家庭妇女多萝西却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母亲，宁可将大部分精力花在准备各种聚会上，也不愿满足女儿的情感需求。

　　美国夏威夷大学医学院教授曾文星认为，家庭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满足彼此的心理需要，“全家人应建立起共识，使每个人都有相属感和安全感。平时能经常沟通交往，交流彼此的感受，传达所知所感的事情，使家人能分享愉悦、分担痛苦，获得心理上的稳定感”。由于彼此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理解，爱丽丝对于母亲拒绝给予或是不愿满足她的要求心怀不满；而在多萝西眼里，女儿就像一个自私的恶魔，一直在吞噬着长期受苦、受到压抑的母亲的生命。两人之间的矛盾终于变得不可调和。对于资产阶级代际关系问题，我们很难判定谁对谁错。不过，多萝西曾向爱丽丝抱怨“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只要获得同意就可以……你们都被宠坏了，无可救药，还有佐伊的孩子也是一样”。可当前夫劝她将爱丽丝和雅思培赶出家门，她却又哀叹自己做不到。由此可见，在爱丽丝异化并堕落这件事上，做父母的也难辞其咎。正是他们一方面放任不管，另一方面又姑息、袒护，才让爱丽丝养成了懒惰、任性、无情、蛮横、自私和好逸恶劳等不良行为习惯。

　　他们忽视了子女的早期教育，在爱丽丝长大后需要帮助时，又采取断然拒绝、不闻不问的方式，这便导致了爱丽丝走向极端，先是被逼偷窃，最后更是参与恐怖活动。

　　因此归根结底，是中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令他们无法摆脱各种问题。关于父亲，“曾几何时，塞德里克·梅灵斯是丑小鸭家族里走出的白天鹅——他的兄弟姐妹还有谁能过上这样奢华的生活？——现在，他又被打回了丑小鸭的原形”。

　　而母亲最后也搬进了简陋、破旧又狭小的公寓，不再有高朋满座的聚会，更没有了丰衣足食，“桌上摆着一只盘子，里面有一个苹果和一根香蕉。爱丽丝惊叹一声，跑到小冰箱那里——它放在被称为厨房的一个小小的凹室里。冰箱里有一瓶牛奶、几片奶酪、四枚鸡蛋，还有半条面包”。然而她却说，“越简单越好，我现在想，以前那些年过得实在太过分了”。

　　这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但似乎更是代表中产阶级的忏悔。

　　作为没落中产阶级的一员，她显然更有发言权。

　　四

　　富裕是另一种更高级的教育资源，西方人的经验是：“阶层是会遗传的。”但是，高级的教育资源需要有更高级的教育艺术，如果没有高超的教育艺术，富裕的家庭反而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灾难。作为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典型代表，爱丽丝身上反映出当时动荡的英国社会里年轻人的自我放纵。而她始终无法独立于母亲，对母亲物质和精神上的依赖，则象征着动荡不安的伦敦以及英国权力的衰退，极有可能演变为民族文化的道德沦丧。

　　莱辛为展示冲突的意识形态而刻画了这样一位具有分裂性格的女主人公，表达了对英国中产阶级生存和精神状态的担忧，在剖析了多组二元对立的矛盾后，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即“自由”和“爱”。这种观点贯穿于整部小说，似乎在告诫麻木、伪善的英国中产阶级“人类除了自由的愿望之外，还有另一种愿望，这就是爱的愿望，两者的结合，或许会带来某种东西的诞生”。这不仅对于当时的英国中产阶级有着警醒和启示的作用，还将对整个人类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因为“自由”与“爱”是永恒的主题，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持久动力。

　　不能否认爱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但必须理解爱是一种理想，真正得到满足的很少，家庭的爱只是一个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