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姜夔书论思想的核心“风神”

　　姜夔( 1163—1203，一说约1155—约1221) ，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江西鄱阳人，屡试不第，故一生未仕，以布衣终其身。早年随父宦游江、汉一带，中年以后往来于苏、杭间。他是当时著名的词人，精通音律，亦工书法，宋代谢采说他: “书法得魏、晋古法，运笔遒劲，波澜老成”，有《保母帖题跋》墨迹传世。并著有《白石道人诗集》、《词集》、《诗说》等。书论著作主要有《续书谱》及《绛帖平》，但后者主要为考释潘师旦《绛帖》，多辨正释文，少理论阐述，故其书学思想主要见于《续书谱》。

　　名为《续书谱》，自然为孙过庭《书谱》之续文。学书者皆知，唐孙过庭之《书谱》乃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千古名篇，姜夔为之书论著作取名《续书谱》，意在补充孙过庭《书谱》中语焉未详的内容。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却也似乎具有想与《书谱》一较高下的意味。《续书谱》分为总论、分论。总论部分乃为概说，分论部分言及书体则有“真书”章、“行书”章、“草书”章; 于技法则有“用笔”、“用墨”、“临摹”; 于审美则有“情性”、“血脉”、“疏密”、“风神”等等。从其较之《书谱》更加平易通俗的语言来看，已不输之。再加上颇多取自实践体会的甘苦之言，亦足可以与《书谱》相媲美，故历来为后世学书者所重。

　　姜夔书论思想的核心旨在标举“风神”，故他在《续书谱》中专列“风神”一节。

　　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笔纸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自然长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泽之癯，肥者如贵游之子，劲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贤士。

　　所谓“风神”者，在姜夔看来，就是指书法的风采神韵。一幅书法作品要具有风采神韵，能夺人心魄，主要取决于书家的人品、修养以及创作的客观条件。所以，他认为，首先必须书家的人品高雅，这是最根本的要求; 其次必须取法古人，学书初期要做到“先与古人和”; 再次则须纸笔佳美，这里其实是在强调书写时优良的客观条件，也即是孙过庭所谓的“五乖五合”中“三合”之“纸墨相发”。荀子亦云: “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四须字形挺拔有力，筋骨劲健; 五须书家具备高超的技艺; 六须墨相滋润光泽; 五、六两点结合起来，再加上精良的纸笔搭配，才能表现出作品的美感，使观者有愉悦的美感体验。七须结体向背得宜，即要求结字工稳，无偃卧之态，无倾倒之势; 八须时出新意，这是要求书家须表现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具有明显的辨识度，所谓“再与古人离”。只有具备这样的八个条件，创作出来的书法作品才能长的如俊秀严整之士，短的如精强勇猛之徒，瘦的如山野之清矍儒者，肥的如显贵者之子弟，强健的如赳赳武夫，妩媚的如纤纤美女，倾斜不正有如醉中八仙，端正则刚直如贤良之士。这八个必须中的第三、第六点要求书写工具精良，这主要是指客观条件，其他则主要考虑书家的主观因素。书法艺术中的三要素———用笔、结字、章法以及其灵魂———抒情性，在姜夔这里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论证，可见“风神”说是涵盖了书法创作中主客观双方及技法等因素在内的一种综合的审美祈尚。这些观点，是姜夔在借鉴了孙过庭在《书谱》中所提出的“五乖五合”之说的基础上，加以个人看法而成。所以，姜夔的书法思想有根蒂，但又能“时出新意”。同时，从姜夔对于“风神”说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是以人喻书、由书及人、人书并举。首先，他用不同的人物形象来比喻各种书法风格，故有“秀整之士”、“精悍之徒”、“山泽之癯”、“贵游之子”、“武夫”、“美女”、“醉仙”、“贤士”之喻。其次，他在论述具体的笔法笔势时更以人体的各个部件喻之，如他在论述“永字八法”时即云: “点者，字之眉目，全藉顾盼精神，有向有背，随字异形; 横、“直画者，字之体骨，欲其坚正匀静，有起有止，所贵长短合宜，结束坚实; ノ、者，字之手足，伸缩异度，变化多端，要如鱼翼鸟翅，有翩翩自得之状; し、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实。晋人挑剔或带斜拂，或横引向外，至颜、柳始正锋为之，正锋则无飘逸之气。”

　　在这里，他把点画喻为人之眉目，要于顾盼之间精气神足，必须“随字异形”; 横画被喻为人之体骨，要求“长短合宜”，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 撇画、捺画被他喻为人之手足，要求“伸缩异度，变化多端”; 钩画、挑画、剔画被喻为人之步履，要想步履坚实，须如晋人之“或带斜拂，或横引向外”。可以看出，他对笔法笔势的要求即是在着重强调笔画的灵活多变，因字而异，意在追求飘逸变幻之美。他认为只有运用富于变化的笔法才能体现出精神，也才能达到风神萧散的效果。在他看来，颜真卿、柳公权都以正锋笔法为之，则失去了飘逸的气韵。运用这样形象的比喻，使得高深的理论浅显化，更易使人接受。可以说，“这种风神，在人为风采、神态，在书则是神韵，一个与艺术个性紧相连的美学概念。”

　　因此上文说，不管从其平易通俗的语言，还是从其取自实践经验的用心体会，《续书谱》都堪与《书谱》比肩。

　　在《续书谱》的其他章节，“风神”说也时见纸端，如在论“草书”一节，姜夔即说: “若使风神萧散，下笔便当过人”。所以，要想下笔过人，首先必须神情潇洒，所谓“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在论“行书”一节中也说: “所贵乎秾纤间出，血脉相连，筋骨老健，风神洒落，姿态备具”。行书创作重要的是丰腴与瘦劲相间出现，脉络相连贯，字体骨架老健，风格神韵洒脱。只有这样，才能“真有真之态度，行有行之态度，草有草之态度”。在论“临摹”中说: “字书全以风神超迈为主。”在论“疏密”中说: “书以疏为风神”。由此可见，“风神”一说是贯穿《续书谱》之始终的。

　　由于姜夔论书标举“风神”之说，专注“萧散”之态，可以得出他的书法思想是取法魏晋的结论。因为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恰恰是“风神萧散”，于书法魏、晋之人又“尚韵”，这正与姜夔书学思想相契合。关于这一点在《续书谱》各章中姜夔屡有涉及。如他在《续书谱·真书》一条即云: 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锺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 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

　　姜夔以为世俗所认为的真书应以平正为善的论断，恰恰是唐人的失误所在。在他看来，古今真书的神奇巧妙，没有能超过锺繇和王羲之的。因为锺繇、王羲之的字不囿于规矩所限，能顺乎自然，潇洒纵横，不拘束于平正，最能得书之神韵，故学习真书应以他们为取法对象。而因唐代以书法和文理取士，故唐人之书有科举习气，下笔循规蹈矩，没有了魏、晋飘逸的气韵，也就失去了“风神”。由此可以看出，姜夔意欲提倡“尚韵”之魏、晋书风潇洒飘逸的情趣，而不满唐人因“尚法”而表现出来的平正划一的书风。这种审美祈尚还表现在他对字形结体的具体要求中: 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齐，孰能一之? 谓如“東”字之长，“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疏，“萬”字之密，画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

　　在这里姜夔认为文字本身长短大小的不同，斜正、疏密各异，这种字形的不同是天然的，因此不能要求任何字都整齐划一。所以，笔画多的字结体应该瘦，笔画少的字结体应该肥。魏、晋书法的高妙之处就在于不刻意求工，能顺乎字体的本身规律而得自然真趣，也才能各尽字的天然风貌。而唐人墨守于间架结体的规范，“当疏不疏，反为寒气; 当密不密，必至雕疏”。故“太巧、太密是唐人之病也”，从而导致了唐人书法缺乏变化，呆如算子。在姜夔看来“与其工也，宁拙; 与其弱也，宁劲; 与其钝也，宁速。然极须淘洗俗姿，则妙处自见矣”，从而鲜明地表现了他论书主风神，求变化，力倡抒发作者的艺术个性的书法审美理想。这种说法启发了清代傅山“宁丑毋媚”的论书思想，在书法美学上有相当深远的意义。

　　总之，姜夔的《续书谱》强调了寓风神萧散于变化灵动之中的论书宗旨，集中体现了宋人尚意的书法美学思想，是一部于书法各个方面均有涉猎的完备的书法论著。而其标举的“风神”一说，则上承魏晋书论源流，下启明清后学辙迹，在中国书法思想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