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主体意识推动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兴盛

　　法国艺术家丹纳说: “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①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混乱，经济遭受很大破坏，社会又十分动荡的时代，然而却又是思想上十分解放，艺术十分繁荣，并富有创造精神的时代。书法艺术也不例外，在这一时期，书法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仅楷、草、行各种字体相继问世，而且整个社会都尚好书法。这已是整个时代的特征。欧阳中石在《书法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到: “曹魏之时，文士云蒸，书家鳞萃; 鸿都流风，去之未远; 中郎( 蔡邕) 虽往，法度可寻”。②由此可见，在魏晋时期，人们对书法的崇尚与热爱。魏晋时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的确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书法在这一时期的繁荣程度远远超过历史，尤其是楷书、行书、草书的出现，堪称是一个文字的大爆炸时代。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书法艺术得以迅速崛起，书法家群体相继出现。魏晋时期书法这一空前繁荣的景象，可以从以下记载中略窥一斑。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书林记事》中亦云: 两晋之书法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③北朝的碑志书法，缤纷多彩，隶楷转变，无体不备。就是国势不振的南朝，书法也是盛极一时。而到了北魏时期，书法更是被推倒了一个新的高度，帝王的喜爱，使得书法更加是上行下效，书法学习蔚然成风。在《颜氏家训》中提到魏晋书法时云: “上自天子，下自庶民，互相淘淬，浸成风俗。”

　　④这表明，书法已经在整个社会普及并形成一种文化现象。秦汉虽然也不乏书家，但在书史留名者并不多见，唐宋书家虽多且不俗，但未再生“书圣”。因此，魏晋虽然在政治文化上未能达到汉唐的高度，但在书法艺术的发展上，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为以后书法的发展和演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是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书法家和经典的书法作品，值得后世书家们膜拜学习。因此，我们要研究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空前发展的原因，必然要从其时代的文化背景中去探究。

　　首先，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和门阀政治的实行，使世家大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有着优越的条件从事文化活动。世家大族因势作威作福“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⑤魏晋世家大族在社会文化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社会文化影响巨大。他们中间有很多学识广博的学家，涉及很多领域，比如书、画、文、史等，而且由于他们均处于有闲阶层，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充足的精力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去专心学业，并多有大成者。着名历史学家毛汉光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人历来比较重视的社会价值项目大概有六项，分别为孝悌之品德、文才、礼法、外貌、与礼仪、清谈及应付、艺术，其中艺术类又以书法最受重视。”

　　①台湾知名教育家龚鹏程先生也认为:“书法，在汉魏南北朝间，是新兴的艺术门类，也是当时地位最高的艺术。”

　　②中国人讲究的是百善孝为先，因此要重孝悌之道，而在中国古代，特别是魏晋，文士要想受到社会的尊崇，从而跻身名士阶层，就必定要具备各个方面的才艺，诗、书、琴、画、棋，成为文人，特别是门阀士族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当时南朝史学家、文学家沈约说: “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卿一时将去，可谓不廉也。”

　　③特别是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文人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才情如何，直接关系到他们在当时盛行的人物品藻中的地位，进而影响到他的仕途，家族名誉等等，这就要求他们从这几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跻身于社会名流之列，从而可以光耀门楣，以行孝悌。因此到了刘宋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

　　④《梁书》中记载，宗炳素来有高节，晚学都来讨教，而宗慤独任气好武，不为乡里人所称道。因此，书法受到普遍重视。王僧虔的儿子王彬善篆隶，与其兄长王志齐名，当时人盛赞为: “三真六草，为天下宝”。同时代的刘沆，勤于读书，工于篆隶，美风姿，容止可悦。

　　⑤门阀制度下的书法世家在人物品藻及书法品评风气的影响下，风流相扇。我们且不论他们是真风流还是假风流，是旷达、逍遥、逸世还是因为压抑与苦闷而无奈的发泄，在客观上，他们推动了书法在这一时期开始由自然向自觉的转变，对于书法在魏晋时期的发展和繁荣，始终是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的。

　　其次，文字的发展，为书法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提到书法的发展，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各种字体的相继问世。汉字字体的发展到这时发生了质的变化，各种字体都已出现，已由古文字过渡到今文字阶段，汉字摆脱了象形，更加符号化了。各种字体满足了汉字的实用需求，推动汉字发展的内在动力转化为对汉字本身的造型功能和审美潜质的挖掘，人们以文字应用为手段，去实现自己的审美追求，以及通过这种美去寄托个性、品格和情感。显而易见的，书法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东西，其生存与发展由社会的需要来控制，没有实用的书写也就谈不上书法的产生，书法被视为一种艺术品，也是在实用书法产生之后而出现的。唐时张怀瓘《书断》中云: “然十书之外，乃有龟、蛇、麟、虎、云、龙、虫、鸟之书，既非世要，悉所不取也。”⑥而同时，那些失去实用价值的字体都渐被废除，少数民族聚集地，也“苟获小安即思兴学”⑦。

　　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少有作品是脱离实用性而纯粹是欣赏性的。随着艺术的自觉，书法开始有了自身的价值，也慢慢的从文字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蔡邕在论及书法作品时强调书法应取法、表现大自然中各种生动、美好的物象，强调书法艺术应讲求形象美。在《九势》里，首先提出了“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 阴阳既生，形势出矣”⑧的重要思想，揭示了书法美的哲学根据，阐发了汉字结构本身所蕴含的美感因素。至此，书法渐渐进入艺术时代。所以，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不断提高，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就有了其发展的最有力的基础———大众认同感。这种审美价值随着书体的发展而体现着不同的内涵。

　　再次，宗教对书法的影响，也是魏晋书法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所谓“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借艺术为资用”。⑨由于道教为某种意义上的偶像崇拜，兴庙建寺是必然之举，于是到了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普天之下，无处无庙观。而众所周知，一般的宗教，都有阐发教义所依据的经典的需要，道教、佛教也不列外。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魏晋始兴，到南北朝时，佛教的发展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寺院之多，僧尼之众，几不可想象。佛教的传播需要大量善书之人抄经以满足社会对佛经的需求。就佛寺数目看来，“东晋偏安一百余载，立寺乃一千七百六十八，可谓奢盛”，而“自宋迄梁，代有增加。梁时合寺两千八百四十六，而都下乃有七百余寺”。“北魏佛寺也达到 3000，隋近 4000，此皆为大寺，至于私家兰若招提，皆不计其数。”

　　道教产生于东汉，至两晋传遍于天下。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以前，道教之宣传除口头相传以外，还要借助于笔墨的抄写。道经抄写被认为是一种积累公德的行为。道家经典《云笈七签》卷三八○《善劝戒》说: “劝助治写经书，令人世世聪明，博闻妙颐。”另外，“书写精妙。纸墨鲜明，装潢绦轴，烧香礼拜，永劫供养，得福无量，不可思议”。

　　①而抄经者皆为能书之人。道教经典中曾说，如果书法迟拙不清不能抄经，富者可以用金帛雇人，而贫者可以出卖劳动力，请人帮助抄经。因此，雇请善书之人抄经便成为一种风气。

　　②道宣《续高僧传》中曾记载僧慧思言: “我佛法不久应灭，当往何方避此难?

　　③”这说明为防止再遭劫难，使佛法永存，佛教内部产生了相应的护法运动。于是石经就应运而生了。随着道教传播范围及影响的扩大，对抄经的需求越来越大，以至于从事抄经的“善书”之人越来越多，因而书法艺术也随之扩大了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大概总结出魏晋书法自觉出现的几个原因。鲁迅在论及曹丕及其《典论·论文》时说的“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是迄今关于魏晋时期的文艺与美学思潮的权威性论断。宗白华称这一时期为“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李泽厚又进而论之，“所谓‘文的自觉’，是一个美学概念，非单指文学而已。其它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又说: “书法是把这种‘线的艺术’高度集中化纯粹化的艺术，为中国所独有。这也是由魏晋开始自觉的”。结合书法自身的特点来看，我们认为将魏晋定为书法由自然向自觉的转变时期至少有以下几点理由:

　　( 一) 魏晋书法世家的出现。魏晋书法世家的兴盛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在中国书法史中有重要意义。据史书记载，汉代善书法者从帝王皇后到王公大臣，从士大夫阶层到民间知识分子都不乏其人，其总数超过汉以前历代善书者总和，在书法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书家群体。到了东汉中后期，在这个书家群体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 书法在家族间的师承传授渐成风气，家族师承观念开始形成。两晋时期，这种书法的家族师承传统更是发展到了顶峰，出现了卫氏、索氏、陆氏、郗氏、庾氏、谢氏、王氏等书法世家。此外，在司马氏中，从司马懿到司马昱共十一人有书名; 阮籍与侄阮咸皆能书，人称“大小阮”; 王浑与王戎、王济父子，杨肇、杨潭父子，李式( 式也是卫夫人之侄) 与李充兄弟皆能书……至于史籍无载、书名不显者更是不甚枚举。书法从自然转变为自觉，确实与书法世家的出现与兴起密不可分。书法进入自觉时期以后，书法世家虽然再也不会如门阀制度时那么兴盛了，但书法是一门特别重传统、重师承的艺术，所以书法世家的现象在此后的中国书法史中并没有消失，却成为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

　　( 二) 汉字字体的多样化为书法家的书法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且不论甲骨文、钟鼎金文等上古文字，仅以真、行、草、隶、( 小) 篆而言，它们不同笔法的互相渗透，结构造型的不同特点，同一字体中风格的差异以及一些边缘字体( 如章草、古隶、隶楷) 等为书法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使得书法创作语言极为丰富。特别草书，虽也产生于应用之求，但由于与正体文字距离较远，不易识读，渐为书家专用。赵壹《非草书》中已透露出当时习草风气中的审美追求。可以说，书法的自觉首先表现在对草书的追求上。

　　( 三) 审美自觉的出现。汉魏以来，被称为是人性自觉的开始，也是艺术自觉的开始时期。魏晋之人开始着力于研究生命的价值，讲究形神之美和形质之美。形神之美是指人的外表风度，形质之美是指人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等，而这些都是士人应该具备的修养，更是士族身份不可或缺的基本表现。东汉书法家蔡邕在《笔论》里提出“书者，散也”的着名论断④，论述了书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质，以及书家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在其另一篇文章《九势》里，首先提出了“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 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的重要思想，揭示了书法美的哲学根据，阐发了汉字结构本身所蕴含的美感因素。至此，书法渐渐进入艺术时代。求美意识的深化和普及不仅产生了第一批最早觉醒的书法家群体，而且也使书法的欣赏者增加了。书法的赏评和鉴藏渐成社会习尚，表明书法家的艺术价值渐得社会承认。书家个体意识觉醒的同时，书法艺术的欣赏者也以艺术的眼光审视作品，而不仅仅着眼于文字应用了。书法的逐渐自觉必然是建立在广泛深厚的群众审美追求的基础之上。

　　( 四) 书法家族师承关系的出现使得书法的学习不单纯出于实用，更明显于书法艺术的传授。与此相适应，书法教育的目的性也发生了变化。西晋始设书博士，专门教授书法。受以书取仕制度的影响，中国古代书法教育一直不脱功利色彩。魏晋南北朝虽为乱世，但是对文教却极为重视，《晋书·隐逸传》载祈嘉博通经传，教授门生百余人。而张重华，受其业者两千余人。以上记载说明虽然战乱不已，但私学不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长期的分裂及丧乱严重影响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但是中华民族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还是明显的表现了出来。尽管各个政权下的教育形式、内容都有所不同，但书法教习普遍受到重视，甚至将书法列为童子业的必修课。这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成熟有重要的作用。

　　( 五) 书法风格流派的形成是书法真正走向自觉的标志。书法艺术的师承，特别是家族间的师承是书法风格流派形成的基础。卫瓘从小受父亲卫觊书法的薰陶，讲求力度，讲求清劲。他与索靖一起师法张芝的草书，当时人们评价说: “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卫瓘汲取张芝筋强骨胜的艺术特色，又融入自己的家法传统，形成独特风格，成为西晋书法的一面旗帜。其子卫恒书法“纵任轻巧，流转风媚，刚健有余，便媚详雅，谅少俦匹”，既有刚健的特色，又向秀美轻巧有所发展，所以袁昂称其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卫夫人的书法也被人称为“如插花舞女”，与其叔父卫恒书风相似，而传为她所作的《笔阵图》中对“力”和“筋”的强调正是卫氏家风的传续。王导携钟繇《宣示表》过江，对南方书法影响很大，形成与北方卫氏书风相抗衡的一大流派。

　　王导自己“行草尤工，……虽秀有余而实不足”，其子王洽与侄王羲之“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婉转，大行于世”。黄伯思《东观余论》中对羲之几个儿子的书法有一个总的评价: “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皆真帖，逸少七子，上四人与子敬书俱传，惟玄之、肃之遗迹未见，余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是善学逸少书者。……仆今以拟王氏诸子，则逸少之书，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涣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以王献之得父之精髓。他虽然劝父亲曰“大人宜改体”，且其书风更加开张超逸，但他求新求变的精神与王羲之“适我无非新”的艺术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脉相通的。

　　综上所述，书法由自然走向自觉是魏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与书法自身内在发展逻辑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而书法世家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兴起，就与书法由自然转变为自觉结下了不解之缘。

　　结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书法艺术取得高度成就并有突破性发展的时代，此后，书法艺术在中国大地上深根发芽并蓬勃的发展着，魏晋南北朝书法家灿若群星，他们继承了前代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了无愧于前人的优秀作品，也为形成隋唐书法百花竞妍、群星争辉的鼎盛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书法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着，它用自己独特的魅力踩着历史的舞步烘托出社会的背景和时代的声音。它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社会的需要，而社会的需要也就真真实实的反映了一个时代各个方面的特征及人作为主体的意识观念。

　　从书法家族在魏晋时期繁荣的盛况来看，书法的交流融合任然处于主流地位，也正因为有这种交流和融合，才使得新鲜血液源源不断的注入到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灵魂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书法艺术区的高度成就并有突破性发展的时代，魏晋南北朝的书家灿若群星，他们继承了前朝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出无愧前人的优秀作品，也为形成隋唐书法百花竞妍，群星争辉的鼎盛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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