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当前，中国经济学教研中盛行着一股强盛的计量实证拜物教，这可从各高校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计、选课状况和主流经济学刊物所登论文中窥见一斑：没有计量分析的经济学论文根本难以发表在那些权威经济学刊物上，以致经济学院学生的全部本硕博时间和精力几乎都用于计量工具的学习和训练上；而且，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乃至青年学者，似乎除了数据处理之外就没有其他分析能力，甚至对社会经济问题不再有多少认识。问题是，计量实证果真有如此功效吗？一般地，实证分析引入经济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提高解释、预测和指导实践的能力。而且，这三者往往被认为是一致的：解释仅仅是倒写的预言，而预言的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提出社会政策。那么，流行的应用计量经济学果真实现了这三大目的吗？本文就此作一相对系统而全面的剖析。
二、事件预测不可信
作为一门致用之学，预测能力是检验经济理论的重要标准。证伪主义大师波普尔曾写道：“如果我们有一种可独立检验而又为真的理论，它就会为我们提供成功的预测（并且仅仅提供成功的预测）。”[1]同时，社会政策的有效性也是建立在合理预测的基础之上。正因如此，计量分析的预测功能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强调和推崇，现代经济学为此发展出了日益精密的计量工具，构设了日益复杂的计量模型，大量的计量分析充斥于报刊杂志。问题是，流行的计量分析果真具有可信的预测能力吗？本文首先从预测能力着手来解析应用计量分析的合理性。
事实上，自波普尔证伪主义提出以来，主流经济学就赋予预测在经济理论的检验中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科学假说的评价完全在于它所包含的预测，而预言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验证科学理论。例如，弗里德曼就强调，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的科学，其任务在于提供一套一般化体系以对环境的任何变化所导致的结果作出准确推测，同时通过衡量它推测的精确度、范围和一致性来评估其表现。按照弗里德曼的看法，实证经济学是由语言与实质性假说这两部分构成的混合体。语言旨在促进“系统而有组织的推理方法”,并提供判断实证科学是否合理的逻辑与事实标准。其中，形式逻辑标准可以判断某种特定语言的完备性和一致性，即这一语言中的命题是正确还是错误；事实标准则可以说明“分析的文件归档系统”中的类别是否具有有意义的经验对应物，即它们是否能被用于分析具体问题中的某个特殊种类。实质性假说旨在“从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并提供实证科学的终极目的以及检验标准。弗里德曼写道：“理论应当通过其意在加以‘解释’的那类现象的推测力来加以判断。只有事实证据可以表明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可以被暂时’接受‘为有效的，还是应被’拒绝‘的；也即是终极目标是推测，而唯一合意的检验标准则是将推测与经验相对照。”[2]
尤其是，自基于假设-推导的数理分析模式遭到挑战后，现代经济学就快速转向了实证研究，试图通过对数据之间的统计和回归分析来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提供经验支持，并由此来为其政策主张服务，而政策主张又与其预测功能有关。其中的最大推手是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指出，“任何政策结论都必然基于对’做某事而不做另一事‘所导致的结果的推测，而推测则必然或隐或显地基于实证经济学。当然，在政策结论与实证经济学的结论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其中涉及价值判断问题；尽管如此，“在当前的西方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无偏见的公民之间存在的有关公共政策的分歧，主要根源于对行动导致的积极结果的不同推测；从原则上说，通过实证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就能消除这些分歧”,例如，“一个明显的而并非不重要的例子就是最低工资立法。……意见的分歧主要源于人们在推测方面的或隐或显的分析，这些推测的分歧主要涉及’最低工资立法‘这个特定手段在实现人民一致同意的目标的功效如何。支持者们相信，法定最低工资能够提高那些工资在最低工资线以下的工人的收入，同时提高某些工资在最低工资线以上的工人们的收入，而不会引起完全失业人口的增加或就业条件的恶化等消极作用，因此可以消除贫困。而反对者们则相信，法定最低工资将使失业人数增加，就业条件恶化，抵消了这项立法带来的就业者工资增加的有益影响，使贫困情况更加严重”[3].显然，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通过实证分析的预测，这种分歧就会消失；因此，经济学的科学特征在于预测经济的未来，这也是经济学属于实证科学的必然属性。
然而，就迄今为止的记录而言，应用计量经济学的预测并不成功。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几乎没有一个预见到了经济危机的出现。事实上，在 2008 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还认为，经济学家们在认知上已取得了广泛趋同，并能够控制一切现实经济问题。200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就职致辞中宣称，预防萧条这一中心问题已经被解决。2004 年，美联储行长委员会委员伯南克宣称，在过去大约 20 年的时间里，经济景观最显着的变化就是宏观经济波动的显着下滑，并将之归功于经济制定政策的改进。针对不断高涨的房价，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 2004 年声称：全国性的严重的价格扭曲是极端不可能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伯南克在 2005 年则说，房产价格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强劲的经济基本面。
那么，应用计量经济学的预测能力为何如此不理想呢？
首先，从计量模型所依据的数据基础看。
计量经济学的统计回归分析往往建立在历史数据基础之上，即使它正确地解释了过去的变化大势，但也不一定能够预测未来发展。事实上，基于历史或现状的分析来预测未来走势，隐含了其他因素不变的假定。但显然，任何社会经济现象都是众多因素合成的结果，而且每个因素又都是极易变化的；尤其是，这些初始敏感性条件的存在，通过蝴蝶效应的放大往往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即使计量分析结果忠实地描述和解释了过去的情形，但它也并不一定能够正确地预测未来，这里遇到的是预测的逻辑一致性问题。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几乎没有一个计量经济学家预测到经济危机的来临，甚至很少有计量经济学家会承认大规模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譬如，无论是统计学家先驱杰文斯还是美国计量经济学会第一任会长费雪，他们都做过荒唐的预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生热衷于经济学之人文和历史分析的凡勃伦却预见到了 1929 年的大危机，尽管他在此不久之前因穷困潦倒而死。同样，同时代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和哈耶克也预见到了即将发生的经济危机，而他们的基本经济思维就是反对实证主义。实际上，经济学说史上预见到经济危机并提出告诫的经济学家，如劳德代尔、马尔萨斯、西斯蒙蒂、马克思、凡勃伦等，几乎都是拥有深厚的历史和社会科学功底而不是热衷于数理分析的人；相反，热衷于抽象逻辑思维和纯理论构建的李嘉图、萨伊、古诺、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人，却都极力否认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可能。同样，迄今为止的资料也表明，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在预测方面是非常失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