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计量经济学的逻辑缺陷研究(5)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将实证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区分开来：实证经济学仅仅是对已有理论进行验证，同时对现状进行客观的描述。在他们看来，这种描述就像我们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描述一样，是可以达成一致意见的；相反，应用经济学则充满了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这都带有非常强的主观性和不科学性。所以，哈奇森就说，经济学“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完全与政策无关的学科”[17].而且，弗里德曼认为，尽管由于“经济学处理的是人类之间的互动，并且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与自然科学相比，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些事实给经济学的’客观性‘带来了特殊的困难，与此同时，它也给了社会科学家一系列自然科学家得不到的数据”,“实证经济学是，或者说能够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科学”[18].
　　
　　问题是，经济学不仅在研究对象上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不同，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自然科学存在明显差异，那么，现代主流经济学又如何认定实证分析不包含价值观，从而在解释上总体上是客观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不同学人对同一事物的实证结果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对同一实证结果所提供的解释甚至也会截然相反。显然，这些都表明，不存在绝对客观的纯粹实证分析，基于实证分析对社会现实的解释也并不一定合理。关于流行实证分析中存在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可以从如下两方面作一剖析。
　　
　　（一）实证分析所揭示的变量关系具有随意性
　　
　　一般地，经济实证分析仅仅反映了基于特定侧面对现象进行解释的功能性联系，而没有揭示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同时，由于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因素了解不够，人们在实证分析时所选择的工具和确定的变量往往并不合理。相应地，即使经济计量分析确实揭示了不同现象间的影响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往往要么是功能性的，要么是蜕化因果性的；由此得出的结果不仅无法解释内在的作用机理，更难以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
　　
　　首先，就实证分析的功能性而言，它往往将两个变量独立开来，甚至因变量和自变量也是可以随意置换的。正是这种变换的随意性，往往会产生种种相互矛盾的结论。例如，在利率与储蓄之间的正向关系上，如果随意变换两者的位置，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得出储蓄将随利率的提高而增加，而且也可以得出利率将随储蓄的增加而上升。显然，后者违背了一般常识，但数学符号的运算确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再如，更为熟视无睹的例子是，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调节供求从而实现市场平衡，因为价格与供求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但问题是，究竟是价格影响供求还是供求影响价格，却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解释，从而会引导出迥异的政策。事实上，瓦尔拉斯在市场出现非均衡时将价格视为调节变量，其需求和供给函数的形式为：Qd=f（p），Qs=f（p）；相反，马歇尔则集中在数量上，视数量为调节变量，其需求和供给函数的形式为：Pd=f（q），Ps=f（q）。显然，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都向右下方倾斜的情况下，马歇尔均衡条件和瓦尔拉斯均衡条件是不一致的。
　　
　　同时，计量分析对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三大方面：第一，是否有关系？第二，关系的强度如何？第三，关系为何种形式？但是，这三方面检验都存在明显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第一、二点往往依赖于检验的方法，不同的方法甚至会得出截然相反的关系；第三点则依赖于模型的设定，1.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计量建模尤其困难。一是社会因素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但基于简约性原则，经济计量模型往往将一些非常重要却无法量化的变量舍掉；因此，变量的选择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从而很可能得到荒谬的实证结果。二是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关键是要揭示因果联系，但流行的计量模型在选择因变量和自变量时往往基于时间先后，这就很可能颠倒了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更不要说，很多变量很难在时间上显示出来，这是不同计量模型往往随意调换因变量和自变量的重要原因。上述种种都表明，尽管计量实证看似给出了“客观”的数据分析，但其中却充满了非逻辑的因素。
　　
　　其次，即使目前的实证分析努力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这种因果关系往往也是蜕化的，仅仅把因果性看做是两个独立实体（一个原因和一个结果）之间的外在关系，从而在所有的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都普遍有效。一般地，这种理解的因果关系是以休谟的因果分析为基础，所谓因果关系只不过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碰巧相邻接的两个事件之间的固定关系；其中，时间上在前的事件被称为在后的事件的“原因”,在后的事件被称为“结果”,虽然在这两个事件之间并不一定有什么联系。显然，休谟的因果法则面临诸多的问题：一是人类社会中的诸多事件并不是分割的，而是共生在一起，根本分不清出现的时间先后；二是即使事件之间存在先后关系，但也不一定是相连出现的，其间可能存在相当长的时滞，而这种时滞往往又是不确定的；三是在人类社会中，很多现象是由人的心理作用所造成的，而这无法通过观察获得；四是大多数社会经济现象本身就是内生的，它们往往互为因果而不能简单确定谁因谁果，从而也根本无法通过相关性得到解释；五是休谟本人也发现了因果机制中存在的逻辑问题，后来经过波普尔的阐释，归纳问题成为科学划界的“阿基里斯之踵”.
　　
　　事实上，正是由于西方社会基于自然主义思维把世界上的物件视为各自独立而不相统属的，从而把事物之间的因果机理机械化了；而且，在实用主义的哲学支配下，弗里德曼等又将卡尔纳普等发展的严格化的归纳逻辑应用到了经济学中，从而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证化倾向奠定了基础。问题是，尽管这种理解相对适合于自然领域，而将之拓展到社会领域则会出现严重缺陷；究其原因，人类行动并不是简单的刺激与反应的关系，而是包含了大量的意向性。正因如此，不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将人类行动看成外在于它们的原因的结果，马克思将因果性解释为：代理人的活动与活动的客体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显然，正是基于功能性联系的研究，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把要研究的变量与其他因素割裂开来，并从外部关注可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也就无法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作用机理；而且，正是由于割裂了其他因素，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无法注意到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及其对未来产生的可能影响，以致其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也大大降低。
　　
　　（二）计量模型所设立的引导假定具有主观性
　　
　　计量模型往往基于特定的引导假定，由此产生的实证分析和解释就形成了不可通约和不可交流的解释共同体。结果，按照不同解释共同体的经济学理论，同样一项经济政策，既可以解释为有利于增加就业，也可以解释为可能增加失业，关键在于由哪一位经济学流派或权威来加以解释，在现实生活中按照经济学家建议开出的政策也往往带来与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同时，也正因为引导假定的变更往往会带来不同的解释，甚至获得不同的政策结论；因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政府和社会公众心目中，经济学家简直成了巫婆神汉、占星卖卦之类的江湖术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