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JD学校日常教育中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学校社工论文第三篇：北京JD学校日常教育中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摘要：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学校教育体系，始终是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论题。当前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学校教育事实上是以一种嵌入的方式发展的。本文回顾了学校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以北京市JD学校社工站的成立及运行入手，分析学校社会工作从取得进入学校这一场域的合法身份开始，如何进行服务实践的开展以及面临怎样的发展张力，尝试探讨嵌入视角下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学校教育的微观实践。

　　关键词：学校社会工作; 嵌入; 现状; 困境;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volvement of school social work in schoo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ing

　　Chen Xiaorong Cai Jingxian

　　一、学校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脉络及其嵌入性

　　学校社会工作一词从英文“school social work”翻译而来，指的是在学校中实施的社会工作服务。20世纪初，学校社会工作起源于美国，之后，欧洲、亚洲的一些国家都有实践。[1]但在不同地区，其发展历史、发展水平等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就中国而言，同社会工作发展的“后发性”一样，学校社会工作在中国的起步相较于其他地区而言是相对较晚的，20世纪20年代学校社会工作在中国大陆出现，但由于社会工作本身断裂式的发展，60年代才在港台地区快速发展，而在大陆地区则是总体发展缓慢，更多地是处于一种小心探索的实践阶段。

　　中国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民国时期专业学校社会工作的起步阶段，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生工作的替代发展阶段，三是学校社会工作专业化恢复与发展阶段。但是严格地讲，学校社会工作在中国的真正起步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北京、上海、深圳、四川四个地区为发展的典型代表区域，四个地区的发展缘起各有不同，因而其开展方式各异，效果也难以一言概之。北京地区的学校社会工作发展源于对打工子弟教育的关注和高校社工专业实习教学的需要，而上海和深圳两地发展的契机得益于两个因素的交替作用，一方面是政府推动社会工作发展，对社会工作服务进行购买，另一方面是学校对学校教育方式进行重新探索和发展，至于四川地区的学校社会工作很大程度上是高校以及各社工专业组织在对灾后学校师生心理疏导与建设的工作中借力而发展起来的。总体而言，主要是由政府、民间机构、高校、社会中的专业组织共同推进发展。

　　回顾现有文献，其研究视域无外乎理论和实务两大方向。理论视角关注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经验反思、不同地区的比较等。“变迁”论者对英美国家学校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发展过程与类型进行分析，总结了传统临床模式、学校变迁模式、社区学校模式、社会互动模式四个模式的阶段性发展内涵。[2]“制度”论者聚焦于学校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的探讨，认为要从理念、组织和规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3]“经验”论者强调从本土化发展进行经验反思，由上海浦东新区学校社会工作的十年历程揭示了学校社会工作需要厘清政策和制度化建设、通过系统专业培训提升专业素养、借助宣传拓展良好发展环境。[4]“角色”论者提出学校社会工作者角色的双重建构特征，不仅包括个体对角色的认知及领会，同时也包括系统对角色的建构，在学校生态系统中主要展现出教育者、合作者和沟通协调者等角色，而个案辅导者、倡导者的角色有所缺失或不足。[5]

　　实务视角侧重对学校社会工作困境、工作方法、介入模式等的总结。实务研究者擅于以具体地区中的案例为切入点，讨论地方性的学校社会工作阶段性发展内容。在深圳，依托于与香港的合作，基本以香港为模式蓝本，通过个案、小组、社区开展学校社工的日常服务。[6]在东莞，学校社会工作除了面向学生、家庭、学校等系统进行直接介入以外，还不断链接和整合相关社区资源，为学生健康成长探寻更多地方性资源。[7]而在西藏，学校社会工作遵循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担当了服务提供者、沟通协调者、资源链接者的角色。[8]毋庸置疑，学校社会工作实务侧重点必然是基于地区发展差异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实务发展有不同，但在面临的困境上却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专业度不足，认同度不够，行政色彩浓等问题成为不少实务研究者对当前学校社会工作发展困境的同一归处。

　　事实上，不管是对理论经验的梳理还是对实务模式的探讨都指向了学校社会工作如何在中国教育体系中扎根发芽的摸索。近一步而言，正如王思斌所说“专业社会工作作为舶来品，它进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并开展活动，也有一个被接受、被许可的过程，这也是某种合法化过程”[9]。学校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分支，其本身也需要一个被接受的过程。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视角来看，我国现有基于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学生服务体系是一个原有存在的场域，而学校社会工作相当于一个“外来”的行动者，以自己的力量嵌入其中。因而，在谈涉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时，“嵌入性”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关照。

　　笔者曾在过往实习中接触到驻校社工的工作，对学校社会工作在学校教育中的“嵌入”式发展颇有体会，因此在访谈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实习过程中的观察，以北京市JD学校社工站的成立及运行入手，尝试探讨嵌入视角下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学校教育的微观实践。在此需要提及的是，JD学校有别于以升学为主要目的普通中学，学校强调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和行为矫正，其所招收的学生，包括了许多在家长和原学校中被认为有心理行为偏差、学习困难或者越轨行为的学生。

　　二、入场：JD学校社工站从成立到运行

　　（一）介入空间的建立——学校社会工作从被了解到合法身份的确立

　　在教育领域中，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不断进步，学生服务的关注度不断被呼吁。在美国，有一套相对完整且成熟的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机制，而在中国学生服务中，目前广泛运用且切实实施的是一套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系。

　　在中国本土社会中，学校教育中应试教育和德育教育并存，而以中国国土广袤、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而言，应试教育是处于相对拔高地位的。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力量的碰撞，个体权利不断被唤醒，就目前学校教育来讲，跟以往对比，学校德育教育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现今的学校德育教育中，有学者曾指出，我国的中小学校，目前实施的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并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不断调整完善的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学生工作机制，它由德育教育、心理教育、法制教育、班主任班级管理、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及后勤保障服务等六大系统构成。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学校学生服务机制，为学校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但是，这套学生工作模式在实践的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工作效果。[10]此时，契合学校中学生服务的学校社会工作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但却没有介入学生服务的正式空间。一方面是学校社会工作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被了解度并不充分，另一方面学校社会工作作为新发展起来的专业服务，要进入学校这样一个相对重要的场域运行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检验。但尽管如此，在学界和实务界两方的推动下，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开始逐步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就笔者访谈了解，JD学校驻校社工站的设立得益于“政府购买服务”和学校社工试点的大背景，在此之中，CY社工事务所曾与JD学校有过一期的夏令营项目合作，社工通过与学生、老师接触，其专业的服务得到认可，被认可度反馈到校领导层面，得到了相应的支持，即经由CY社工事务所带领夏令营的工作成效得到了认可，推动了JD学校社工站的设立。基于此，JD学校的社工站成立并开始运作。也就是说，社工站在JD学校的设立既有“自上而下”的官方推动，也有“自下而上”的专业认可，从而进入学校教育体系中。事实上，就当前中国的教育制度而言，学校社会工作要在本就饱和的学生教育体系中要占据一席之地，最直接有效的仍旧是“自上而下”的权威发号。

　　当前高校学生工作由管理走向治理的理性诉求，使学校社会工作与高校学生工作治理创新在价值理念、功能内容、工作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强的亲和性，为学校社会工作在高校学生工作中的嵌入提供了契机和平台。[11]就JD学校驻校社工站的建立而言，它使学校社会工作完成了从学生服务“门外汉”角色到拥有合法介入身份的转换，其核心在于为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学校中的学生服务创造一个属于学校社会工作本身的发展情境，这个情境是规范的，是符合程序正当的，在这一情境规范下学校社会工作才有了介入学校学生服务的实践基础。

　　（二）服务实践的开展——JD学校社工站在做什么

　　在获得进入学校教育这一场域的合法性之后，学校社工如何开展服务、开展什么服务就成为进一步讨论的焦点。而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行动者，一旦进入某个场域，必须表现出与该场域相符合的行为，以及使用该场域中特有的表达代码。[12]概言之，学校社工在学校这个场域开展服务实践，必然要与现有的学校教育体系相适应，使用能被这一套体系所接受的行动符号。

　　笔者在实习中，曾亲历JD学校的社会工作者利用课间时间以最生活化的谈话跟学生交流最近的学习、生活状况，言语交谈间透露着平等、接纳的理念，同时以其成熟的人际交往理念来影响学生。通过长期跟学生接触，与学生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交往关系，在此基础上，尽量采用专业的手法为学生提供更为集中和具体的服务,这体现在JD学校的社工服务活动并不是凭空开展的，而是建立在事先对学生需求评估的基础之上，并且在活动设计上也循着社会工作专业的工作技巧，组建了“悄悄话”“人际沟通”“自我探索”“未来规划”等小组活动，在“一人一故事”等活动中，运用了叙事治疗等相关学科手法。相对来说，小组工作是学校社工的重点工作，设有固定的小组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并不只针对学生本人，还包括家校方面，如表1。

　　表1.JD学校.小组活动安排    

　　以“悄悄话小组”为例，悄悄话小组是JD学校社工服务中的一个特色项目，主要服务于学校中的女生。“悄悄话”，顾名思义，是为学校之中的女学生提供一个谈论不能或者羞于与老师、家长讨论的隐私话题的合法空间与时间。社工主要通过视频、知识讲解等方式对初中课堂中被压缩乃至跳过的生理教育这一模块的知识进行补充，在这一主题小组中，初中女生可以谈论性经历、亲密关系等被视为“难以启齿”的话题，甚至谈及个人遭遇的亲密关系中的伤害或者性犯罪。在这个过程中，社工在倾听的同时，最重要的环节是对小组成员进行引导、支持，并在发现存在紧急情况后进行危机介入。

　　在彼此相对陌生的情况下，小组活动成为拉近社工与学生关系的重要方式，在小组中，社工有机会和学生建立进一步的信任关系，一方面社工可以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发现需要进行个案辅导的学生，另一方面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扰的学生也敢于自己主动寻找社工的帮助。事实上，此时工作方法便由小组转到个案。在个案辅导中，JD学校的驻校社工遵循生态系统的指导，一般会从家庭、学校等方面搜集评估学生的问题，再进一步联动各方资源为学生提供跟进服务。

　　JD学校社工在运用个案和小组等方法渗透到学生教育服务中时，活动内容多为心理健康层面的主题，核心是服务于学生的成长性问题，其目标旨在促进学生最大程度的正面成长。在青少年全面性发展被呼吁的当下，这也是当前许多以教学为主要任务的学校所需要的延伸发展。可以看到，JD学校驻校社工的服务实践正是在不断适应学校教育全面化发展的需要。

　　三、场中张力：双重逻辑、模糊身份与有限话语

　　（一）双重逻辑——当学校社会工作碰上学校教学行政管理

　　在学校社会工作还未进入前，学校就存在一个既有的制度结构，结构的各个部分各司其职，占据着学生在学校场域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空间。[12]也就是说，在学校社会工作进入学校这一场域发展之前，学校的学生服务并不是空白的，它有一套自己的完整且成熟的学生服务机制，也就是前文中提到的一套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系。

　　在这样的格局里，除了教学系列，其他部分统合构成了学生工作（服务）的架构:由德育、心理教育与心理辅导、法制教育、班主任工作、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及后勤保障服务等六大系统。此外，还有家长会的参与及各科文化课的渗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学校学生服务机制。[13]从过往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在学校这一场域中，俨然已有一套运行已久的学生服务机制，其在运行过程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仍旧居于主要的服务位置，因而学校社会工作事实上是嵌入到这一套学生服务机制中发展的。

　　我们在这边开活动，不管是在哪个班开，或者是在活动室开，都需要提前和班主任协调。有时候虽然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个时间段要开，但是可能因为学校临时安排的一些集体活动和我们本来预计的时间发生冲突了。学校工作肯定主要的流程都跟着学校走，跟学校活动时间有冲突的时候肯定是以学校的大活动为主，再考虑小组的安排，所以会对小组进行的效果有些影响。（社工W)

　　可以发现，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班主任角色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强话语方，活动的开展若是得不到班主任的同意就难以展开，访谈中社工提到现阶段来看学校教师对社工并不是很信任，他们重视的仍是基础的升学率，有时候会认为开展这样的活动没必要，如此一来社工就难以真正融入现有的教育体系中为学生提供服务。此外，在JD学校中，为防止早恋行为产生而将男生与女生分开上课，虽然有出于学校特殊性质的考量，但究其本质而言体现的是学校教育重视团队纪律，很多时候社会工作尊重个别化需求的工作手法就难以施展。在这些情况中，都反映出了现行学生服务机制更强调的是大体方向的求稳策略，事实上与社工的尊重独特个体的价值观有一定的冲突。

　　史柏年曾对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在与学校教育制度衔接时，到底是维护还是变革现行教育体制的缺陷？”在学校社会工作与学校原有的学生服务机制是事实分属两套不同的逻辑，二者对接时难以避免一些碰撞。学校教育工作强调学业成绩，而社会工作较重多面向改变，在工作重点取向上，学习与心理成长教育本来应该是平等的两个教育方面，但在实际运行中，学习的重要性往往强过心理成长教育，因而学校社会工作常常被置于次要地位。

　　（二）模糊身份与有限话语——社工站运行中面临的困境

　　JD学校共有两名专职驻校社工，以岗位购买的方式运行，即JD学校的社工站采用外部置入的模式，社会工作者由社工机构以外派驻校的形式为学校师生提供专业服务。这样的实施方式一方面是由于现有学校编制还难以将社工岗纳编，另一方面的本意是希望社会工作者能够保持其独立性，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为学校师生提供专业的服务上。但是，事实上却非如此。

　　社工需要与学校教师一起参与学校日常行政工作安排及例会，实际上这与社工的服务计划并无联系。（社工F)

　　从访谈中，笔者了解到驻校社工既要承担来自机构的工作安排，还要参与学校方面的行政任务，表现在社会工作者需要与学校教师一起参与学校日常行政工作安排及例会，日子一久连驻校社工都对自身的身份感到模糊，到底是以专业身份独立于学校还是卷入行政事务之中，这中间的界线并不清晰。身份上的模糊性使驻校社工始终游离在整个学校教育体系的边缘。

　　心理老师与学校社工在工作上有一定的重合部分，学校老师和家长对学校社工的认知不足，学校对社工究竟能做什么的存疑是社工更好地走进学校的一个困难。（社工F)

　　前文已然提到在整个学校教育服务体系相对完整的结构，学校社工要进入分一杯羹必然面临挑战。显然，在JD学校驻校社工和心理老师的角色和功能是有重叠的，这时候就涉及生存空间博弈的问题，但是相比心理咨询，学校社会工作被了解度和认可度自然不够充分，因而不管是家长还是学校教师都对学校社会工作的可行性存疑，这直接影响社工在工作中的话语权。前文就已提及，当社工开展的小组活动与学校安排的集体活动相冲突时，往往是社工不得不暂停活动以配合学校安排，原本的计划因此而中断，对服务效果是大打折扣的。对驻校社工而言，更多考虑的是服务对象的需求，期待能够遵循自己的专业价值为服务对象提供实质的正向助力，可是在具体的活动中其话语权有限，被认可度不高。

　　JD学校的驻校社工站虽然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建立，但很大程度也是源于政府购买服务的契机，由第三方即社工机构派驻社工进入学校，其在岗位归属社工机构，理论上而言是客观中立的专业身份，但却经常性卷入学校行政事务中，身份模糊，又因知晓度低，在取得学校和家庭支持方面欠缺，常常面临无所适从的结构困境。

　　四、结语

　　回溯整个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它确实宛如新生的笋芽，使劲往上冒尖，在看到新生力量的同时我们也该意识到破土后的生长其实并不容易。诸多学者用“嵌入性发展”来分析探讨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本质上还是在谈社会工作如何成为中国现有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学校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一个分支，也必然面临这一问题的思索。

　　从嵌入的视角来看JD学校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可以发现其基本逻辑如下：第一，在身份和空间上取得初步介入空间的合法性，体现在学校成立配有两名专职社工的学校社工站，这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政府购买和学校社工试点的政策背景，另一方面是CY社工事务所的专业实务推动，当然这其中有出于JD学校特殊学校性质的需求。第二，在获得进入JD学校的合法性后，学校社会工作通过对德育和心理教育的工具性运用，即以小组、个案等工作手法占用德育和心理健康课程的活动时间和场地，从而找寻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是这中间也面临着如何制度化的难题。第三，在往学校教育体系嵌入的过程中，学校社会工作表现出边缘嵌入的特征，驻校社工在专业与行政之间界线模糊，专业价值理念有时候与学校的教学行政管理体系追求难以契合，在学校的活动安排上其话语效度有限，生存和发展空间仍有待思考。

　　从最开始的“门外汉”到进驻学校，我们欣喜学校社会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样一种进步其实是相当脆弱的，因为它面临的是结构性的挑战。笔者在梳理学校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脉络时就已提及，从地域上而言，北京、上海、深圳、四川四个地区的发展是相对前沿和典型的。而在这四个地区中，深圳的嵌入式发展是相对领先的。在经历十年发展后，深圳学校社会工作呈现出专业社会工作(嵌入主体)嵌入原有学校服务系统(嵌入对象)，在与教育局、学校各部门、社区、基金会等多主体(嵌入空间)的结构性互构中，实现专业服务、发挥相应功能(嵌入效应)的过程，并表现为“嵌入—建构—自主”的曲折发展趋势。[14]尽管如此，这种自主性仍是带有局部性和不确定性的，它仅在某些条件成熟的学校开展小规模试点，学校社会工作发展多还是边缘嵌入，诸如认可度低、话语效度有限等只是表征原因，溯源究底，真正使学校社会工作发展面临难题的是本就饱和又各司其职的结构张力，进一步说，学校社会工作要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体系中进一步发展，需要在制度层面有所突破，而谈及制度上的问题，就不得不涉及结构性的调整，这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未来学校社会工作究竟怎样发展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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