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速度学理论谈互联网实时传播下技术操控政治

　　互联网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疑虑，从对网络成瘾的焦虑到对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的担忧 ；另一方面，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深深交织进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经验中。在人们将互联网当作方便的工具来使用时，互联网也深深改变了社会，乃至人自身。这是当下我们关注互联网时尤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法国思想家维瑞柳（PaulVirilio）的速度学理论的角度，对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影响进行反思。

　　一、技术与速度

　　技术的发展从来都是让人喜忧参半。一项新技术产生，它将被怎样使用，在哪些方面得到使用，往往既无人可以预知，也很难得到控制。

　　许多看似简单、有明确功用的技术最后带来整个社会环境和观念的巨大变迁，绝非技术的发明者所能预料和限制。因此，美国学者波斯曼说 ：“技术竞争点燃的是全面的战争”，“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诸多学者关注到技术发展与时间的关系。例如，斯蒂格勒 (Stiegler) 认为，文字的发明最初是为了辅助记忆，使个体的记忆能够被比较准确地记录下来，而当记录下来的文字脱离个体的情境历时传播，就变成了记忆本身，并且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告知和教导的功能”。

　　本雅明分析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也注意到时间的意义 ：简便快捷的复制技术消解了时间和距离，也取消了附着于艺术品之上的“光韵”——艺术品的价值从“膜拜”转向“展示”，从“存在”转向“被观照”。“即使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也会缺少一种成分 ：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但唯有借助这种独一无二性才构成了历史”。按照海德格尔时间哲学的观点，并无纯粹客观的时间，时间是以人的存在为基础的。“时间是虚无的，时间只因在它之中发生的事件而存在。没有绝对的时间，也没有绝对的同时性。”

　　一个人本身就是时间，我就是我的时间，时间的本质就是人类向死而生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科技的发展，科技就绝不仅仅是为人所使用的工具，它同时也规定了人的存在。科技改造了时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其实也就是改造了人本身。

　　法国思想家维瑞柳正是从时间的角度切入对当代科技的分析。身为建筑学专家的他，一方面对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种种概念谙熟于心，一方面深受时间哲学的影响，创造出诸多新奇的概念来描述他对当代技术发展的本质及其内涵的理解。维瑞柳认为，声音（sound）、热（heat）和光（light）是人类科技所面对的三大挑战，超音速飞机克服了声音的障碍，载人火箭着陆月球克服了热的障碍，而无法超越的光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对的障碍。

　　维瑞柳将自己的理论称作是速度学（dromology）分析。他认为，人类的科技在加速度地发展，各种当代技术更是直接以时效作为追求的目标，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使传播的时间被急剧地压缩。速度加剧所释放的能量和带来改变的剧烈程度并不亚于原子弹爆炸。维瑞柳甚至干脆将其比作另一种原子弹，即“电子炸弹”（electronicbomb）。实时互动这颗炸弹对于信息的影响正类似于能量的放射性爆炸，“解体的过程不仅影响到粒子物质，也影响构成我们社会的人本身，这从诸多的社会现象可以看出，如大规模的失业、在线工作岗位，以及企业的去本地化发展的骤然增加”。

　　究其根本，人类对科技的追求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对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史。科技发展带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效率，时间的内涵被科技重新定义。在古代，一个时辰可以是“闲敲棋子落灯花”的闲适的等待 ；在今天，也许就意味着身体已跨越重洋从此岸来到彼岸。基于此，台湾学者黄厚铭整理从海德格尔、麦克卢汉到斯蒂格勒、维瑞柳这一脉关于科技与时间的思想，也认为速度概念是“省思现代科技及媒介的核心概念”，也是“掌握当今社会文化特征的关键之一”。然而，科技对速度极限的不断突破也恰恰反衬出人在身体能力上的有限。人类对速度的追求带来表面的身体“解放”，就像借助于火箭发射技术，人们甚至可以逃离过去世代里被认为不可逃避的地球引力，但高速度的身体却无法产生真实的存在感。

　　斯蒂格勒认为，“技术的高速与人类生理的低速”带给人类的可能是一个“非人性的未来”，比如为了克服人类大脑的有限，可能出现一个被技术植入的技术－人类的复合体。

　　维瑞柳则认为，对光速的追求不但使历史迷失方向，也将使人类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迷失方向，而这正是当代科技发展最核心的信息。“即时互动的科技正在将我们驱离自身，并使我们丧失了最终的生理参照 ；也就是，我们笨重地移动中的身体，这个轴心，或是更精确地说，这个行为上的能动性以及认同感的基础。”维瑞柳在其《极地惯性》（Polarinertia）一书中如是说。

　　今天，在人们津津乐道于互联网的瞬时传播和无处不在时，这种眩目的速度也颠覆了传统的传播结构，改造了舆论的生成方式，拓展了技术控制社会的景观，并给我们这个时代酝酿着巨大的风险。如果不能对这些改变和风险进行反思，那么技术带来的利益也就失去意义。
　　
　　二、互联网实时传播的特征

　　在众多突发事件中，人们惊叹于互联网近乎同步的传播。媒体将新闻竞争的时效提高至分分秒秒，信息作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传播的速度，迟来的信息即便重要，也往往被淹没在先前信息所制造的喧嚣之中。不过，尽管实时带来效率，时间延迟的价值依然不可低估。如果反过来从时间延迟的角度观察互联网传播，可以发现其特征在于 ：

　　1. 发生即接收

　　实时传播意味着事实从发生到记录到接收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个过程使得记录者、传播者和接收者都只能作出即时的反应，而鲜有思考和整理。面对今日扑面而来的海量信息，如果我们能察觉到这个状况，应该觉得十分震惊。因为回顾人类的历史，事实和对事实的叙述从来都是分离的，对事实的叙述仅是诸如历史学家之类少数人的权力。过去时态的叙事是对万千事实筛选的结果，也是对事实的整理和归纳，其中凝结着经验、教训和智慧。对接受者来说，这些事件都是遥远的故事，只能阅读，不能参与，接受者接受故事的影响，顺着大体明确的方向。

　　即时反应带来的后果有二 ：
　　
　　一是受众反应本身影响到事实的进展，互联网事件成为大众参与制造的事件。因为大众情绪易变和反应的不确定性，大众参与的事件往往背离事件自身的逻辑和一般规则，发展方向和后果都难以预测。维瑞柳说 ：“每种科技都带着它自己的负面效果，这些负面效果是在科技进步的同时被发明出来的。”互联网创造了实时传播，也就同时创造了实时的风险。斯蒂格勒以 1987 年美国股市大崩盘为例来说明这种即时反应的危害：金融信息瞬间到达，并伴随对未来的推测，而这些推测都是人们在匆忙间作出，也在匆忙间被接收，非理性的恐慌情绪导致股市突然暴跌，并给全球经济带来灾难。在非金融领域，国内也有大量类似的案例，如 2010 年药家鑫案，网民根据片段的事实和细节迅速作出反应，掀起舆论的巨大声浪。互联网上的相关舆论一波三折，从一开始认定药家鑫是官二代、富二代，杀声一片，到后来舆论完全转向同情药家。可以说，这就是一个互联网深度参与的案件，尽管只是一个社会事件，舆论在其中表现出来的反复无常，以及其对现实的强大干扰力量（如对专家意见的诅咒谩骂），尤其使人担忧。

　　二是实时带来感觉的混乱和认知的迷失。一方面，互联网实时传播呈现的事实纷繁芜杂，没有筛选，不能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做完整的追溯，也就不能提供合适的观照参考系，受众在接收时只有当下的反应，而鲜能做出理性、合理的判断，因而容易迷失方向。另一方面，与互联网世界的耸人听闻和瞬息万变相比，受众的现实生活大多平稳而有规律，并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网上网下的游移如果不能顺利转接，往往带来认知的错乱。

　　维瑞柳用了一些新奇的词语来描述互联网传播所带来的此种后果，如失向（disorientation）和立体现实（stereo-reality）。他认为，实时传播和高分辨率的视频给了媒介假拟（dissimulate）时间和空间的权力，媒介的信息替代了真实的生活，一方面是制造了立体的现实，因为我们所认知的现实已经一分为二，一半是真实，一半是虚拟。另一方面则是带来方向的失落，别处的故事充斥此间的生活。“速度强化了别处（there），也就不再有此处与别处（hereandthere）的区分，留在人们意识里的只是近与远、现在与未来、真实与非真实的混乱印象——一种历史、故事，以及传播技术带来的幻觉乌托邦的混合物。”维瑞柳将此称为全球的“收缩效应”（shrinkingef-fect）。

　　由于人类高度重视负面信息的惯性，互联网上汇聚的大多是负面新闻，来自全世界和全国，分散在真实生活中的几率非常之低，如果没有足够的理性将真实经验的世界和互联网上的世界做出区分，就很容易将这些负面感觉投射到生活之中。不过，正如德国学者施尔玛赫所说 ：“错过信息的恐惧和消费每一条信息的压力会将我们吞噬。我们会忘记独立思考，因为我们不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2.空间背景解体

　　实时传播将对速度的追求推向一种极致，在互联网上，不论天涯海角，信息几乎是同时到达。这种实时性很大程度上使传播脱离地域而存在。而自有人类以来，时间总是地方性的时间，跟地方性的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所有的事件都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发生，带有这个背景的种种限定性，并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被解读。

　　而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不仅可以远距离地看，远距离地听，甚至可以远距离地感觉（feeling）和触摸（touch），“实时比实地（realspace）更具有优先价值”。

　　实时优先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实地意义的消解。维瑞柳曾以“旅行”的例子来说明。旅行的感觉来自对空间移动的觉知，空间和时间相应延伸，在空间逐渐的迁移中，人们感觉自己来到异域。而当运输的速度大幅提高，空间的移动过程对亲历者仅仅是瞬间的改变，人们对旅行的感觉也变得模糊。“运输的革命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内生主义，通过速度来打碎他熟悉的环境，这是让旅行消失，甚至是让人们不再知道自己是在旅行。”

　　互联网上的实时传播也有类似的效果。当空间不再成为障碍，事件被跨地域同时接收，人们常常意识不到这其实是一个发生在特定地域特定环境中的事件，有它自身的逻辑脉络，以接受者所处的环境背景去揣度和评判这个事件不合适，乃至是错谬的。在互联网的环境下，人们知道的太多，而亲身经验的很少（相比传统环境没有增长多少），以有限的经验去评论和处理各种知道的事件，其实只是以一些可能不适用的一般道德所进行的揣测。

　　以在互联网上激发全球性社会运动的《Kony2012》事件为例。

　　《Kony2012》是由美国一家非政府组织拍摄的视频，内容是展示非洲乌干达反政府武装虐待、迫害儿童的罪行，视频兼有为干预乌干达宣传和募款的目的。该视频在互联网上掀起一场全球性的社会运动，网民们通过打电话、写邮件和街头活动等形式来表达关注，参与者不仅是美国人，远隔重洋的中国网民也参与进来。这个事件后来引起诸多争议暂且不论，仅就事件本身而言，这是一些发生在非洲的事实，被美国人叙述，最终在中国人中也形成动员。那些被动员起来的中国人，他们可能从没去过非洲，也不了解美国人的叙述动机，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是有力量的。

　　在互联网上，地方的事件变成全球性事件，而全球性事件又是被身处地方的人们从地方背景上去解读。我们以为互联网压缩空间创造了一个地球村，但在维瑞柳看来，并无真正的全球化，也从来不存在一个真实的地球村，这一切不过是通过实时传播媒介所构造出来的虚拟的景观。互联网传播使全球共有同一个时间，地方的变成全球的，全球的也变成地方的，带来的是全球与地方的关系解体。

　　三、技术操控的政治

　　现代科技的发展对政治的影响和冲击一直备受关注。哈贝马斯把人类社会的活动分为两种 ：工具的活动和交往的活动，认为前者按照技术的规则进行，是有条件的绝对命令 ；后者通过社会规范来维系，受具有法律效力和相互限制的行为期待指导。但是技术的可能性会强迫人们在实践上充分利用这些可能性，并以其客观规律性来“代替人民的政治意志”。

　　如果说哈贝马斯对技术操控的政治还只是推测和担忧，在实时传播的环境下，技术操控已经是人类在很多情境中无可回避的真实境况，因为人脑已经无法追赶技术对于速度的要求。维瑞柳曾以核战争为例加以说明 ：当发动核战争的预告时间被压缩到决定性的一分钟以内时，作为政府首脑的人的思考和决策权已经无可置用，只能将一切交付给自动化的国防系统，也就是，“战争机器变成战争的决策者”。

　　应该说，人类对速度的追求本为规避风险，但是对速度的极致化追求也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挑战，维瑞柳说，在电子传播所构造的全球化时代，将会出现一种人类迄今从未曾见过的意外事故，“意外事故的事故”（theaccidentofaccidents）。证券市场的瞬间崩溃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暗示，但规模甚小，而那真正的灾难性的事故也许正如核弹爆炸所产生的恐怖的云层将包裹所有人，无可逃避。正如台湾学者黄厚铭所说：“在科技的速度不断提升，直到电子媒介的即时速度，以及科技进展本身的步调也不断加快的今天，一方面我们的控制能力更形落后，另一方面此一时间差也越来越致命，而令人无法承担，也就更有必要思考即时性电子媒介所蕴含风险的内涵。”

　　从民主社会的角度，维瑞柳认为，互联网传播所带来的危险在于它所制造的虚拟的社会表征造成了公众对现实认知的混乱，并扼杀了公众真正的意见表达和民主参与。媒介的实时传播，使公众眼睛等同于摄像机的镜头而失去批判意识 ；媒介为公众提供全球事务的意见，但意见主体不明 ；互联网上的投票程序将民主从公开的参与管理转变成一种娱乐的和对所有参与者进行控制的软件程序 ；媒介表征只是对现实世界的虚拟的戏剧化表征（virtualtheatricalization），是宣传和幻觉并行的信息市场，政治变成了所谓“阴极民主”（cathodicdemocracy）的形式。

　　就像电子化学中的阴极保护技术一样，这个时代的民主也是一种被技术处理过的民主，并被社会的管理者牢牢掌控。恐怖主义或许是这个实时传播时代所制造的最成功的产品。没有实时传播所带来铺天盖地的信息，恐怖主义的威慑力无从谈起。社会上弥漫的不安全感又创造出新的需求，那就是被保护的需求。如此，一方面，政府可以以恐怖主义之名动员民众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安全的需求又会刺激社会投入更多以寻求技术的保护。技术制造需求，而需求又刺激更高速的技术，如此循环，和消费社会所制造的消费需求何其相似。

　　一些学者借用维瑞柳的速度理论框架对互联网传播个案做出分析，也表明网络传播所存在的悖论 ：即，网络技术使人们可以更自由地获得信息，报道更加开放透明，难以为政府所控制，反政府的意见和观点也因之大大增加，从而理论上可以促进政治更加趋于民主化 ；但另一方面，从客观效果上，在网络技术所支持下的铺天盖地的报道，却增强了政府控制信息、控制传播媒介的能力，使西方政府可以对公众进行新形式的社会动员。

　　例如，沃什和巴博拉（WalshBarbara）以2003 年伊拉克战争为例，对网络空间里的战争报道进行研究。两位学者发现，政府战争动员的成功并不在于为战争提供了怎样的报道框架，而是网络空间中战争信息的传播，改变了西方人对战争本身的理解。“网络空间里的战争报道使公众形成一个观点 ：恐怖战争无处不在，而又无迹可循，这样就给西方政府一个机会，以一种新的无处不在的方式来动员公众支持”，“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事务。”之所以网络传播会有这样的效果，原因之一是互联网报道中信息和娱乐的边界模糊，经过政府和其他权力中心的利用，在消费者心中产生某种方向迷失（disorientation）。其次是，网络传播所产生的“接近与距离的悖论”（paradoxofproximityanddistance），一方面，媒介融合技术创造了当代战争的新图景，那就是发生在遥远的第三世界的战争，需要仁慈的西方国家基于人道主义的底线来进行干预。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又使战争与受众如此接近，战争进入客厅，使受众失去批判能力而支持这种“人道主义干预”。“因此，网络空间的新战争允许政府部署的话语策略，同时使政府远离侵略战争的罪责，将这种干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合法化。”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向人类提出的挑战是不可能仅仅用技术来对付的，“技术上有用的知识的传播不能代替反思的巨大的力量”。技术提供的是一种可能，使用则需要智慧和远见。在信息爆炸的环境中，我们更要懂得筛选信息的重要 ；在实时传播的年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延时的价值。唯有如此，技术才能得到更好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