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场域下新闻现象的多维度思考

　　为一种社会思潮，建构主义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想交汇融合的结果。与现代规范理论不同，建构主义旨在理解主体间的意义和动机。它把人看作具有沟通能力的行动者，他们积极主动地创造或建构着社会世界和日常生活，因此，社会是互动的，这种互动既表现在个体之间，也表现在行动者和社会结构之间。建构主义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它所假定的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客体世界，而是一个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所构造的世界。第二，人类行动者不能自由地选择如何创造社会，而是要受到他们无法选择的历史位置的约束。结构具有约束人类行为的作用，同时也具备促成人类行为的能力。

　　第三，在方法上，社会学观察者不能把社会生活变成只是仅供观察的“现象”，而要沉浸于所分析的情景之中，并运用与社会行动者的“共有知识”来理解和解释这一生活形式。

　　按照这样一种理论框架，我们发现，主体缺失、新闻客观化是我们新闻学理论的基本特点。比如，新闻定义——“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只强调了对象，却忽略了主体，结果谁来报道、谁能决定最后的报道内容和形式便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再如新闻价值——“事实足以构成新闻的各种价值要素的总和”，我们耳熟能详，但是，在这里，价值要素的判断主体同样不在场。尽管这些价值要素包括“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等，但概念化的分类背后，即便同一要素，不同的判断主体也完全可以做不同甚至相反的阐释。因此，新闻生产主体的缺位让新闻研究沦为功利的“术”的研究，而对这种行为背后的意义、互动与变迁缺乏真正的体认，结果，研究者只知其“应然”，而不知其“实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和“将然”，“新闻”成了技巧的代名词，“新闻无学”论调自然也就甚嚣尘上。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有麦克风，受众与媒体的权力关系发生重大改变，传统媒体面临消亡，传统的新闻生产方式也在走向社会化。在此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看待新闻，又该如何研究新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正所谓“温故而知新”，回顾新闻学经典著作，或许能让我们重新找回自信。

　　一

　　《舆论学》是美国 20 世纪 20 年代著名时政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的代表作，李普曼在分析个人认知的主客观障碍和民主理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报刊和新闻纳入了研究视野，认为：“在缺乏一种组织机构来对环境进行很详细的报道和通过报道来进行教育的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现实与自我中心的意见形成鲜明的对照，共同利益为整个舆论很不理解，只能够由个人利益超越地区的特殊阶段来掌管。”

　　但是，即便是从事报道的组织化的机构，其新闻产品同样也是不真实的，或者说，也是一种偏见。但是，在分析原因时，李普曼并没有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个人因素，而是将其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下进行了重新审视。

　　李普曼首先从政治经济体制层面对报纸进行了分析。他写道：“正像亚里士多德必须坚持奴隶生来就是奴隶那样，民主主义者也必须坚持自由人生来就是立法者和行政官员。”“统治是一种天性”，自由人都能处理重大事务，而处理事务所需的“世界的知识”却是如空气中的氧气一般自然产生。所以，李普曼在论及报纸的开篇部分即诙谐地指出：“如果你讯问一位民主主义的先驱者，消息是从哪里来的，人民的意愿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他会被这些问题搞得迷惑不解。看来有点儿像是你曾问他，他的生命或者他的灵魂是从哪里来的一样。”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背景下，“没有人认为他应该付钱给他的报纸。他期望真实的情况像泉水一样涌出，但却没有缔结任何法律的或者道德上的合同，他自己不承担任何风险、费用或者麻烦。在合意时，他就付给微不足道的价钱，什么时候他不想付就不付，当另一张报纸合意时，就会转向另一张报纸”“读者们与报刊之间的这种临时的和单方面的关系是我们文化的一种异常现象”。因此，报刊要生存，就不得不依靠发行量和广告商，而这一切最终还是“买主们”（读者们）说了算。“一张报纸能够藐视刊登广告的人，能够攻击强大的银行界或者公共运输业界，但如果它疏远买主的话，那就失去它的存在所必不可少的一种财产”。买主们想看地方新闻，报纸就会减少远处的新闻和重大新闻；买主们不想看新闻，报纸就会增加其他的非新闻的材料。“大多数报纸都走出普通新闻的领域，趋向于适应令人眼花缭乱的各个社会水平，刊载丑闻和犯罪新闻、体育运动的报道、图片、女明星、失恋的建议、中学告示、妇女专页、购买者专页、烹调法……并不是因为出版人和编辑们对什么东西都感兴趣，而是因为他们必须想些办法抓住作为主人的读者的个人兴趣，这些读者批评报刊总是叫喊真实，除真实以外，什么也没有”。

　　在这种权力关系底下，报纸是脆弱的，记者地位也是卑微的，所谓“才能的租金”也不是记者所能享有的，“有能力的人带着尽快离开的想法来从事‘正直的报道工作’”，因此，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报刊和记者能够提供关于这个社会的真实图景。在这里，李普曼为我们展现了政治经济环境与报刊、记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真正的新闻正是在这样的场域中被建构起来的。

　　同时，李普曼还从新闻生产的特性对新闻的真实性进行了质疑。作者认为，新闻报道题材广泛、时间紧迫而人手又少，因此，这种工作一定是一种标准化的工作，它要求事实可验证、可衡量，是机构“宣传员”提供的事实，是一种突出的事实，是符合读者“固定成见”的事实，而大量隐性的、深层的、非“宣传员”提供的事实、违背读者“固定成见”的事实则难以被新闻“照亮”，因为“每一篇新闻报道都要求编辑做出迅速而准确的判断。必须理解，编辑要根据读者对报道可能有多少兴趣来设想把新闻拔高或是贬低，没有可作验证的标准、没有固定的成见、没有日常的判断、对微妙性不断然漠视，编辑就无法生存”。因此，李普曼认为：“‘舆论的法庭’日夜开放，始终对一切事物制订法令。它不是切实可行的。当你考虑新闻的性质时，这甚至是不可想象的事。”

　　但是，组织内部的新闻生产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新闻在媒介组织内部又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些问题在李普曼这里并没有得到更为清晰地展示。而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到盖伊·塔奇曼的《做新闻》中去寻找答案。

　　二

　　《做新闻》初版于1978年，是研究媒介组织新闻生产的经典之作，可与之相媲美的还有赫伯特·甘斯出版于1979年的《什么在决定新闻》和吉特林出版于1980年的《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在这本书中，塔奇曼以“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开篇，以“新闻既是一种知识资源，又是一种权力资源，所以说，新闻是观察世界的一个窗口”结尾。在整个论证过程中，塔奇曼不仅通过自己的现场观察和亲身经历从人类学上为我们描述了新闻生产的故事，而且运用框架理论和知识社会学理论揭开了新闻生产过程中用肉眼难以看见的东西。

　　新闻到底是什么?李普曼说，新闻是对符合买主们“固定成见”的突出事实的报道，塔奇曼认为，新闻是一种与对社会现实的特定理解相吻合的人工成果，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分析的视角却不尽相同。正如作者在谈到以加芬克尔和西库雷尔为首的民族方法学者时所说的，“他们并不对人们用以读解世界的各种范畴感兴趣，比如说，他们不关心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刻板印象。相反，他们研究的是生产范畴（或者叫从事范畴）的日常工作”。在这里，塔奇曼正是借用社会学批评理论对固定成见的运作过程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首先，作者认为，如果把新闻作为一种知识的话，那么，它很可能同时也会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所有的知识都是环境所决定的，一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取决于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包括他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获知者总是被置于历史和文化学的意义之中。这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基本条件。知识概念本身……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如果说这种现象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那么知识就在根本上是意识形态化的”。但是，按照解释社会学家观点，作为社会行动者，新闻工作者同样也是主体，并非简单的被意识形态化的客体，“新闻工作者在调动规范的同时又应用规范，所以是他们定义着规范”。那么，这个过程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作者引入了舒茨的“自然态度”和民族方法学者提出的“自反性”和“指称性”等概念。所谓“自然态度”，是与“特殊态度”相对的一个概念。

　　按照胡塞尔的解释，特殊态度指的是“加括弧法”或者“现象学还原法”，它是哲学家的任务，是“把客观现象的存在置于被怀疑的位置以便考察其本质”。而“自然态度”则是生活世界中普罗大众的一种态度，“这个概念包含这样的含义，即我们大家都把社会现象的存在当作想当然的、已知的‘自然’的存在”。在这种态度支配下，我们或许会批评新闻的倾向性和不真实，但我们绝对不会质疑新闻机构和新闻本身存在的合理性。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新闻工作者利用“自反性”和“指称性”顺利完成了意义的理解和创造。自反性指的是“叙述被嵌入其自身所刻画、记录和构成的现实之中”；指称性则指的是“社会行动者在运用叙事时（比如使用术语、话语、故事），可能赋予这些叙事各种与其所产生的语境无关的意义”。自反性所意指的“语境嵌入”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生活世界对于新闻机构合法性这一“自然态度”的存在，因此，新闻得以通过公开报道实现意义共享和社会建构；而“语境嵌入”的方式和手段则是新闻工作者“在对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相互关系中进行分析”（塔奇曼在这里所说的应该是深度报道，与李普曼所说的纯客观新闻不一样），这无疑使得部分叙述脱离时代语境，体现着指称性，而这种指称性和自反性正是形成新知识的基础。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偶然事实何以变成新闻事件?新闻事件又何以变成新闻报道?于是，塔奇曼又引入了戈夫曼的框架理论。框架是“约束着我们主观参与的事件的组织原则”。但是，框架在建构新闻报道的同时，框架本身其实也是协商的现象，也是建构的产物。在框架的建构过程中，有经验的因素，有情绪的因素，也有制度的因素。这些框架在作为判断行动的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可能会脱离语境而被模式化。只要这种模式还在发挥作用，“新闻的再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赠与。它不仅仅定义和再定义、建构和再建构社会意义，它也定义和再定义、建构和再建构做事的方法，那就是现存机构中的现存程序”。而这种霸权模式之所以可能，则缘于新闻工作者与其他参与者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受环境制约的行动者”能够接触不同的生成性规则和资源，其中的一些人比其他人占有更多的资源，包括权力资源，因而他们更有权力设置对环境的定义。“在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中，新闻工作者成了比绝大多数组织更有权力的一个组织”。

　　其实，在这里，塔奇曼把框架再建构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了新闻消费者身上，而新闻消费者能否实现自己的主体性，塔奇曼并没有给出答案。

　　三

　　如果说李普曼的《舆论学》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宏观层面来分析新闻，塔齐曼的《做新闻》是在媒介组织新闻生产的中观层面来研究新闻，那么，荷兰学者托伊恩·A. 梵·迪克（2003）的《作为话语的新闻》则是在新闻话语的微观层面来透视新闻。在梵·迪克这里，新闻作为一种话语形式，不再是静止和孤立的，而是动态和联系的，它体现着宏观层面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同时又是一种组织化、制度化的言语行为。从社会认知角度来看，新闻文本与新闻制作、新闻理解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即认知的有限性和社会的限制决定着新闻的结构，新闻的文本结构影响着新闻的理解和使用。正如作者所言：“没有一种关于记者撰写新闻、读者阅读和理解（或不理解）新闻的认知理论，我们就无法了解什么是大众传播以及它在形成、确认和改变我们的知识和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有关“新闻结构”的论述是该书的核心部分。在论证过程中，作者首先明确了新闻结构分析的目的和视角：“话语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对我们称为话语的这种语言运用单位进行清晰的、系统的描写……文本视角是对各个层次上的话语结构进行描述。语境视角则把对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语境的各种特征如认知过程、再现、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从文本视角来看，作者分别从主题结构、新闻图式、微观结构这样三个层面来对新闻话语进行了描述。从语境视角来看，新闻结构分析则主要在于风格方面的阐述。

　　主题结构也称宏观结构，由命题群组成，是一种层次分明的等级结构，“文本的顺序是由主题的相关性而不是由逻辑决定的”，可用起因、前后时间、意义和影响等固定类型进行组织。宏观结构涉及两种组织原则，一种是宏观规则，一种是详述规则。如果说宏观规则针对的是新闻阅读，那么，详述规则主要针对的是新闻生产。所谓宏观规则，从形式上看，它是新闻理解过程中的语义组织规则或语义转换规则，“这些规则将更低级的命题与更高级的命题联系起来”；从内容上来看，“主题或话题是通过这样的概述性宏观规则得出的文本意义”。“宏观规则从本质上说会删减信息”，它包括删略、概括和组构三种方式。

　　删略即删除一些文本的细枝末节；概括即用笼统的语言囊括一系列相关命题；而组构即语言使用者“用表示行为或事件整体的宏观命题来代替通常表示某件事情的具体情况、组成部分或后果的一系列命题”。这些规则可循环应用，从最低层次直至最高层次。而所谓详述规则，实际上是对宏观规则的逆向运用。新闻生产中的详述规则包括三种：一是顶向下或倒金字塔式，二是相关性控制式，三是循环组装式。顶向下或倒金字塔式即命题群按先总体再细节、先重要再次要的方式排列；相关性控制即命题之间的相关性，其相关程度既受主题制约，也受读者知识和信念的影响；而循环组装指的是同一主题的不同信息可能会重复出现、交错分布，从而表现一个更为复杂和宏大的命题。因此，从认知角度而言，宏观结构具有某种主观性，如果说宏观规则使新闻主题从微观结构走向宏观结构的话，那么，详述规则使得新闻主题从宏观结构走向微观结构，而新闻文本的主题结构正是由新闻生产者和不在场的新闻接受者共同建构的。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抽象出“新闻图式”的概念。所谓新闻图式，其实是一种文本超结构，由它来限制主题在实际文本中插入或排列的可能形式，“它是约定俗成的、以规则为基础，语义再现可纳入其中的结构形式”。新闻图式的范畴包括概述、情节、后果、口头反应、评论等，每一种超结构范畴都和宏观结构的相关主题相联系并赋予这个主题以具体的话语功能，而微观结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详述规则被建立起来的。当然，“反面意义的隐讳表达常常是和社会、政治上的他者相联系，而中立或正面意义的暗示常用来形容和描绘我方的行为”。

　　同时，作者还从语境视角对新闻结构的风格进行了全面分析。风格是“说话人的社会特征和说话场合中社会文化的具体特征的显现形式或标志”。社会特征的限制主要在语言表层结构，如音位学、词形学、句法和词汇学。而说话场合即传播语境，这种语境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媒介类型的限制。

　　报纸新闻“作为一种书面话语形式，它必须符合单人陈述的书写或印刷文本的一般性限制或要求”。第二，以公众为读者对象的话语形式。“从社会学和认知角度看，这意味着必须事先假定相当数量的知识、信念、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是他的读者对象共同分享的。离开这样想当然的信息，新闻将无法理解。更具体地说，就是不言而喻地假定了有一个巨大的政治数据库，新闻想不断地定时对它进行更新。新闻风格肯定会体现这些共享事先假定的特征”。第三，新闻话语是非个人作品。“不仅通常的‘你’缺席了，而且真实的‘我’也不在场”。当然，非个人化是规范的做法，而不是描述性的，“潜藏的信念和态度是不可能那么容易压制得了的，它们能够以很多方式间接地在文章中显示出来：主题的选择和阐述、相关性等级、图式范畴的使用以及最后的风格”。此外，新闻风格还受到话语主题以及新闻制作要求（快速、简洁）的制约。因此，风格不仅是社会语境的标志，它还体现着个人、团体的个性特征，是一种语言指纹。

　　正是在这种全面深入的分析当中，作者不仅为我们揭示了新闻话语的层次结构，更为我们勾画了这些文本结构产生的认知和社会因素，从而间接地分析了它们的经济、文化和历史根源，让我们得以从新闻生产者的认知层面理解新闻话语的建构特征。正如作者所言：“如果我们只把新闻工作者当作与其他社会成员和机构打交道的社会人来进行研究，那么我们就只能了解新闻制作的社会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而忽视这些社会实践活动的另一方面：新闻制作人员事实上是如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的理解是如何最终形成为他们所制作的新闻报道的。”